百年清华

严陆光，1935年生，电气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能源研究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回国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从事特种电工装备研制和电工新技术研究发展工作。

1988年—1999年任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1999年—2004年兼任宁波大学校长。在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中，严陆光开创了大能量电感储能装置的系统研制；领导研制和建成了我国第一台聚变托卡马克CT—6的电磁系统；进行了多方面超导电工的应用基础研究，领导研制成多台实用超导磁体；组织领导了国家“863”计划燃煤磁流体发电主题工作，开创了磁流体船舶推进工作；组织研制和建成了空间阿尔法磁谱仪的大型永久磁体；倡导与推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动汽车与磁浮交通的研究发展；进行了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与未来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的战略研究。在工作中，他还注意我国电工新技术研发队伍的良好成长。

严陆光院士很平和。

70多年的人生经历从他口中娓娓道来，似乎并没有多少波折和起伏。朴实真诚的话语，平静而清晰地传达出他对信念的执著、对生活的热爱、对苦难的包容和对家庭的关怀。

对于严陆光的科研与人生，一位老报人曾以诗为评：“天天能做天天做，事事难成事事成。伟业非只轰烈取，寂寞耕耘最英雄。”

不挑不拣

“我对知识学习一般不挑不拣，只要是知识，只要你学得到，都应该认真地去学习。”

1935年，严陆光生于北京。父亲严济慈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母亲张宗英是东南大学第一名女大学生。家里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有五个儿子。

严陆光出生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一家人不得不举家搬迁昆明。不到3岁的严陆光就跟着父母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小时候，严陆光比较活泼，爱和同学开玩笑。他功课非常好，数学特别突出。每当老师把同学们分成两组叫到黑板上做题的时候，他总能先做完，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和赶超的目标。

1949年春，严陆光一家从昆明回到了北京。当时严陆光初中还没有毕业，由于学习基础比较好，经过短暂的准备，就考入了位于地安门的高级中学。14岁的严陆光与其他同学一起住校，周日才回家。在学校里睡的是木板床的通铺，伙食大半是粗粮，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严陆光养成了刻苦用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性格。

1952年，严陆光考入留苏预备部，进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二部。严陆光先经过一年的俄语强化学习，又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一年，两年之后，严陆光赴苏联留学，来到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学电力系统。

“在学习阶段保持很高的求知欲，任何知识都学好，这样才能够打好基础。我对知识学习一般不挑不拣，只要是知识，只要你学得到，都应该认真地去学习。根据这个原则，所有规定学习的课程，我都努力去学。”这就是严陆光的学习态度。

留学期间，他认真对待每一门课程，学习成绩在班级中一直名列前茅。当时课程实行的是五分制，三分及格，最好是五分，他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期间的三四十门课都拿了五分。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的照片上了电力系光荣榜，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非常少的。在留学期间，除了抓紧学习外，严陆光还担任了莫斯科动力学院中国同学会主席。

五年半学制的课程他用了四年半时间就完成了，比同时去苏联的其他同学提前一年毕业。最后，他在毕业时获得了“电气工程师（优秀）”称号，相当于国内的“优秀毕业生”。

投身建设

“工作的成就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学问，有学问是指要会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1959年2月，严陆光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

工作伊始，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视父亲为“科学研究的引路人”。父亲反复强调“科学研究的核心是创新”，给严陆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父亲问严陆光：知识与学问有什么不同？他愣住了，猛地一听，两者好像有区别，又好像差不多。父亲见他一时答不上来，就对他说：“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是你所学到的东西。有学问是指要会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些话使严陆光受益匪浅。

当选院士后与父亲严济慈合影

20世纪60年代初，电工所将脉冲放电风洞确立为科研任务。脉冲放电风洞需要一个电感储能电源装置，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有此种实用装置。从1960年起，25岁的严陆光担任课题组组长，负责做脉冲放电风洞及其电源的工作，主要进行大能量电感储能装置的研制、建设与实验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科学研究只能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几乎没有任何与国外进行科技交流的机会。严陆光和课题组凭着智慧和对国家建设的满腔热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先后建立了储能30万焦耳电容放电电源，1万、10万与100万焦耳的电感储能装置，进行了大能量设备与应用的研究实验，并掌握了全套技术。

上世纪60年代初，激光被发现，关于激光的研究同样需要大能量的储能电源。有人建议严陆光用电感储能装置搞激光。严陆光试着用已经建成的小实验装置做激光实验，实验进行了半年多，果然获得了成功。1965年，经过各方面的论证以后，中科院决定建造一个6000万焦耳的大能量电感储能装置作为激光电源，装置建在安徽合肥，严陆光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负责整个项目的研究和工程建设。1971年，6000万焦耳的电感储能装置终于建成，很快就投入大能量激光实验。

生活磨炼

“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有事干总比不干要好，人应该学会适应各种生活。”

1968年，严陆光接到所里通知要求回北京参加运动，并免去他的组长职务。他先被下放到所里的工厂劳动了半年，不久就与电工所的几个同事一起，被送到河南驻马店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

劳动锻炼很辛苦，也给严陆光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开始，严陆光主要从事日常体力劳动。得知他们来自电工所之后，当地交给他们架设一条由镇到干校10多公里10千伏架空线的任务，严陆光负责这条线的采购工作。严陆光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务。在他看来，虽然学的是发电和输电技术，也搞过电感储能，但还没有在实践中架过电线，做这些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严陆光非但不觉有失，反而觉得颇有收获。“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有事干总比不干要好，人应该学会适应各种生活。”

一年的劳动结束后，严陆光回到北京。工作不忙，他就找来了英文的《物理学》和《电工学》两本专业教科书，认认真真地通读了起来。凭借原有的基础和坚定的毅力，他坚持读完了两本英文专业书，不仅复习了专业知识，还提高了英语水平。

在艰苦的环境中，严陆光仍然非常乐观，对家庭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有一年，妻子吕锡恩回青岛娘家探亲。大病初愈的严陆光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将房子粉刷了一遍，给了妻子一个大大的惊喜。“文革”期间，父母家里不能请保姆，他就经常在周末进城帮助做一些家务。

就在严陆光为无事可做而苦恼时，机遇出现了。带来这个机遇的，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硅谷之父”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陈春先。当时，陈春先发起了中科院核聚变托卡马克的研究，并争取到了一些基本支持。搞托卡马克装置需要强磁场、变压器、电源和控制，需要电工技术配合。陈春先找到了严陆光。在陈春先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由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集体，这个集体于1973年在物理所建成了国内第一个百万焦耳磁能的托卡马克装置（CT—6号），投入了实验研究，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电工研究所的“合肥七号常温电感储能装置”和“六号托卡马克环形受控热核装置和试验”都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严陆光是获奖者之一。严陆光本人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颁发的“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奖”。

双重使命

“搞科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既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做出重要贡献，又要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科学的春天真正来到了祖国大地，我国科技界焕发出勃勃生机。

严陆光意识到：搞科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既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做出重要贡献，又要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中国在世界科技界争一席之地。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严陆光在进行托卡马克工作的同时，还领导一个小组开始应用超导的研究工作。通过10多年的持续工作，基本上掌握了整个技术，逐渐赶上了世界水平。上世纪80年代起，严陆光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应用超导的研究，与国外的应用超导界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从1981年起，他坚持连续参加主要的国际系列会议，结识了主要的同行专家，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的重要应用超导研究单位，成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上主要代表。

从1980年起，严陆光带领课题组开始了磁流体发电用超导磁体的研制。107焦耳、孔径0.44米、磁场4万高斯的大鞍超导磁体项目在1987年被列入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磁体研制成功后，“磁流体发电用鞍形超导磁体”获得了1993年中国科学院成果奖，并获得1994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最大的实用超导磁体系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严陆光又组织科研人员积极探索磁流体技术在其他方面的可能应用。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磁流体船舶推进工作成为探索重点。磁流体船舶推进是利用海水的导电性能，以喷射推进取代传统螺旋桨推进的新技术，在水中通以电流，与强磁场相互作用，将电能直接转换成流体动能，它具有低噪音、安全性好等特点。在严陆光带领下，电工研究所建成了用于磁流体推进器水动力学研究的海水循环试验装置和用于试验船综合性能研究的航试水池，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艘超导螺旋式电磁流体推进实验船，并与日本合作进行了在14万高斯强磁场下磁流体推进的研究实验。2000年，“超导螺旋式电磁流体推进试验船（HEMS—1）”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院士校长

“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

1988年2月，严陆光被任命为电工所代所长，兼任超导应用研究室主任，一年后被正式任命为所长，他的工作重点也逐渐从原来的科研工作转向学术领导与行政管理工作。

“不能老想着去指挥别人，一个人指挥不了那么多事，当所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给大家创造好的条件，让大家都能认真工作。”严陆光这样理解所长的职责。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严陆光一直致力于推动磁浮技术在我国的应用。2000年，科技部成立了磁悬浮可行性研究小组，严陆光任组长。2000年5月，严陆光带队访德考察磁浮技术并商谈合作建设试验运营线，双方很快磋商成功。6月30日，中、德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开展上海磁悬浮快速列车运营线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协议。22个月后，上海磁悬浮试验运营示范线获准运营，宣告了磁浮交通的诞生，也表明我国磁浮交通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经过长期努力，电工研究所在永久磁体技术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严陆光组织领导下，电工所又研制成功了丁肇中先生委托的用于空间反物质探测谱仪用的大型钕铁硼永久磁体。1998年6月，阿尔法磁谱仪搭载在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上成功地进行了首次飞行。AMS永久磁体系统研制成功及首次安全飞行，表明中国在永久磁体、航天器结构件研制以及高能物理研究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永久磁体制造技术、钕铁硼材料研制、航天器设计与制造技术及粒子物理探测技术的发展。“阿尔法磁谱仪（AMS）永久磁体系统”获得了1999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200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9年3月，严陆光从电工研究所所长位置上退下来。同年10月，他成为宁波大学第五任校长，也是浙江省属高校中第一位院士校长。

上任伊始，他到每个院系去调研，详细地了解教学、学科专业与科研、实验室建设等情况。他喜欢在学生餐厅吃饭，这样可以跟周围的学生聊天。刚开始，学生们还觉得有距离。时间久了，发现这位院士校长没架子，学生们便开始主动找他聊天。

他大声呼吁“教授是学校中最受尊重的群体”。认为“学校要为教授创造好的条件，让他们负起责任，专心致志做工作”。经过他的努力，学校先后聘请到三位院士——薛永祺院士、沈文庆院士、洪国藩院士分别兼任信息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的院长。

2001年4月，严陆光在林杏琴会堂为1400多名学生举行了题为“像父亲一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讲座。讲座的反响非常好。于是，学校决定举办“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这一系列讲座成了宁大学生的“精神美餐”，每次听讲学生都超过千人。他明确提出“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

2004年，年近70的严陆光由宁波大学校长职务上退下来。严陆光依然很忙碌，他将自己多年从事电工新技术研发工作积累的知识经验编成教材，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华北电力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为电气工程研究生讲授20学时的“电工新技术系列讲座”。此外，严陆光还积极参加院士咨询工作，先后组织有关院士与专家进行了“我国中远期石油补充与替代能源发展战略研究”、“关于发展我国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与技术研究”、“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战略研究”、“关于筹建青海大规模光伏发电与水电结合的国家综合能源基地的建议”等研究。

严陆光与夫人在家中合影

从留苏学生到电工专家，从学术领导到大学教授，人生的角色不断转换，严陆光始终坚持着自己做事的原则和做人的操守。他所取得的荣誉和成就，也正是坚持“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的最好诠释。（连俊）

转自 经济日报 2009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