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年近九旬的何兆武先生，见证了当年西南联大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郭延冰 摄）

何兆武，教授，史学家。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

矗立在闻一多的故乡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的闻一多铜像

　　闻一多。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原名闻家骅，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作品主要收录于《闻一多全集》。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悼念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引子 无耻的暗杀

　　那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样子，何兆武和同学在宿舍里聊天。周围很静，偶尔能听到零落的脚步声。西南联大的人已经走了大半，移师北上。

　　两声枪响！何兆武与同学赶忙往外跑。那两天气氛紧张，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地从街上走了过去，看得见他身上有很多血迹。何兆武回来一打听：闻一多先生被刺杀了，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

　　两人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路上也还是见不到什么人。闻一多的尸体被放在医院的院子里，他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气绝身亡了。何兆武在医院待了十几分钟，看到零零星星地有十来个人跑到医院来看闻一多，脸上都带着惋惜的神色，但也没有说什么。

　　只有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来了之后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何必呢？”何兆武不知道他说的“何必”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了呢”，或者是“何必采取刺伤的方式”？

　　何兆武围着闻一多的尸体走了三圈，鞠了几个躬，就离开了，内心很沉重：怎么能对人进行暗杀呢？怎么能干出这样不光彩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光明磊落地搞政治？

　　也有离开昆明的西南联大同学，在途中得知了这一噩耗，给何兆武写信，表示愤慨和惋惜之情。

　　这一天，是1946年7月15日。

　　迁徙 行军六十八天

　　历史中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细节是，1937年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上海和南京的接连沦陷，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徙。已经是冬天了，但仍有体力好的学生与老师自愿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花了68天时间走到昆明。到底是几位老师参加了步行，现在说法不一，何兆武记忆中是6位教师。

　　湘黔滇旅行团的这次长途跋涉，历时68天，多有艰险。而闻一多给妻子写的信，则是显得兴高采烈：“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过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

　　西南联大的另外一个老师杨振声在队伍出发时称：“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到了昆明，两人相见，闻一多反唇相讥：“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

据说，这68天的艰苦跋涉，走完全程的只有闻一多等三位老师，学生在闻一多的带领下，沿途采集到了两千多首民谣，后来编成了一本《西南采风录》。从这一个历史的小细节，足可见闻一多之生命热情。

运动 他是一面旗帜

　　王瑶曾说：“闻一多在联大，是同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授，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何兆武看来：闻一多身为民主斗士，是他强烈感情的一部分体现。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软禁蒋介石，全国的舆论都反对张学良，反而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证明他好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大家都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因为假如真正打起内战，只能是对日本有利，闻一多则是激烈地骂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当时还称他为蒋委员长。

　　“浪漫、爱国”是闻一多的主要特征，从抗日战争一开始，闻一多便留须以明志，发誓不取得抗战胜利绝不剃去，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常常能在校园里看见一个戴眼镜，穿蓝布大褂，留长长胡须的先生，而在各种演讲会上，闻一多精彩的演说总能给他带来无数拥趸。

　　其实，在西南联大有很多老师也参加民主运动，比如曾昭伦等人。但是为什么偏偏是闻一多被暗杀？因为他最热情，最突出，不像其他人是比较隐蔽地参与——何兆武说，闻一多是最充分暴露出来的一个人，他就像是一面旗帜！

　　1944年7月，西南联大举行抗战七周年纪念会，邀请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做演讲，熊庆来建议大家守住学术岗位。闻一多本来是旁听的，突然站起来说：“谈到学术研究，深奥的数学理论，我们许多人虽然不懂，这又哪里值得炫耀？又哪里值得吓唬别人？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够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

　　后来，国民党到西南联大来了解激进学者的思想，闻一多说：“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已经没有希望。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全面的造反，全面的革命！”

　　当年有一个民主机关，称作是国民参政会，由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参加。何兆武记得报纸上曾经登出过一个消息，说是这个组织的副秘书长周炳琳在会上发言：“听说政府要把某些对政府有意见的人解聘……像闻一多先生这样的，不能够解聘他。”闻一多“一包热情”地从事民主运动，引起政府不满，曾经传出过要解聘他的言论，周炳琳这则发表在报纸上的讲话帮助了闻一多。

　　性格 一包热情，浪漫诗人

　　何兆武求学西南联大期间，曾去旁听过闻一多的课。哲学系有一个怪人叫沈有鼎，那个人好像有点神经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什么人的课都跑去听，拎着一个小皮箱，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有一次闻一多上《诗经》的课，看到沈有鼎坐在第一排睡觉，闻一多说：“等一下，我们等沈先生醒了再讲课。”

　　闻一多欣赏浪漫、唯美的诗歌，他把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令何兆武有些吃惊：这首诗有虚无颓废的味道，人生观不是很积极健康，与闻一多斗士的形象似乎不是很一致。

　　“闻一多成为民主斗士之后，浪漫诗人的成分并未减少。一方面，他充满热情地从事民主活动，另一方面，旁人可看出他并不适于真正搞实际的政治。他这样的感情激烈的一个诗人，与那些政治家比如周恩来就很不一样。”

　　何兆武读研究生的时候，上一位美国先生温德(Winter)的课。温德是闻一多的朋友，有一次谈起闻一多，温德说：“他就是一包热情。”接着摇摇头：“搞政治可不能凭一包热情啊!”

　　何兆武在谈论闻一多时，再三地引用温德的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可谓是对闻一多最中肯的评价。

　　评价 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闻一多原本是一个白话诗人，后来有点像鲁迅，强烈地抨击社会的阴暗面，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何兆武说。

　　鲁迅曾经激烈反对中国的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写说：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何兆武记得闻一多在课堂上对他们说过：“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面杀出去，我们里应外合，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闻一多自己有极好的旧学根底，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闻一多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虽然他自己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他现在却要反对它。

　　闻一多与鲁迅没有什么交道。以辩才著称的闻一多有这样的回忆：“我跟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不过记得有一次，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话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的纪念会上，闻一多说：“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先生伟大！”

　　有人曾经问过毛泽东：“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毛泽东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历史不能预言，但仍有很多人认可，假如鲁迅还是鲁迅，他活到现在的话，一定还是会抨击社会的黑暗问题。那么闻一多呢？

人们对闻一多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个形象——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的演讲：“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轻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尾声 闻一多身后事

　　“派人刺杀闻一多的，绝不可能是蒋介石。蒋介石不应该如此之蠢，这会对他非常不利。一定是他手下的特务立功心切，才越俎代庖地去刺杀他。”闻一多被刺后，很多人怀疑是蒋介石所为，而何兆武一开始就不予苟同，后来的调查果然证明了他的说法，凶手是受到时任云南警备总司令的霍揆彰的背后指使。

　　闻一多被刺三天之后，学校官方组织追悼会，在一个容纳率不超过40人的教室里举行。何兆武与尚未离校的同学凑钱买了一块白帐子布——因为闻一多先生家境不好，那么就送一点实用的东西吧！学生们用纸贴了几个字在白布上，类似于“永垂不朽”的词语，尔后把纸撕下来，闻一多的家里人还可以继续使用这块布料。

　　闻一多与胡适一样，是旧式婚姻。何兆武在校园里偶尔也会遇到闻一多的妻子，她和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两样，用当时的话说，“很不摩登”，就是一个平常的旧式家庭妇女。他爱不爱她？闻一多写给妻子的信后来也被发表了，信中有说：“时常想起她……”

　　追悼会的气氛非常压抑低沉，来的都是西南联大的人。据资料显示，在闻一多遇刺后，西南联合大学特成立了“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由教务长黄钰生(子坚)教授、总务长沈履(茀斋)教授、训导长查良钊(仲勉)教授、历史系主任雷海宗(伯伦)教授、哲学系贺麟(自昭)教授五人组成。学校害怕再引发其他麻烦，表示丧葬抚恤等费由学校自行解决，不向外界捐募。

　　在公开的资料中能看到这样的句子：“火化骨灰装坛，以便运回故里安葬。购买坛子事，由总务处胡先生与丁主任负责花色，务求雅素。”“会议决定接受闻一多夫人高孝贞的意见，在“一二·一”四烈士墓前建立闻一多衣冠塚，并于追悼会后举行葬礼。”“闻一多十八日火化后，骨灰中捡出金属品四块，可能为闻一多遇狙之枪弹熔化的残余，议决由委员会转送清华大学保存。”“委员会表示希于追悼会后由闻一多生前友好与中文系师生于最近出特刊，但只限表彰学术方面。”

　　亲自参加了闻一多葬礼的何兆武对于追悼会的细节犹历历在目：第一个在追悼会上发言的是黄钰生，他说自己与闻一多是“三同”：同乡，同学，同事。接着黄钰生说起了闻一多的生平，“但也就只是形式上的生平，诸如闻一多在哪里上学，在哪里工作等等，纯粹叙述性的介绍。”第二个发言的人雷海宗，他是拿着一张纸来念闻一多的年谱，纯学术式的生平介绍。后来也有几个人发言，但都不涉及政治，没有人说他是民主烈士。一个小时之后，追悼会便结束了。

　　何兆武觉得，闻一多身为西南联大聘任的教师，学校当局有责任给社会一个交待，而追悼会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只是走完一个形式。

　　不过，闻一多的死仍然是给当时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火上浇油了，学校内一些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也开始参加民主运动……（刘晋锋）

转自 新京报 2009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