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秦馨菱院士(1915.10.17—2003.12.5）是地震、地球物理学家。山东安邱人。1937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参加了中国早期的地震观测、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曾在湘、川、黔等省探测金属矿。1941年随李善邦测绘出攀枝花地区的三幅地形图，并用磁法探明该矿的分布，确定为钛铁矿，写出关于该矿的第一份正式报告。1951—1954年参与东北、鲁、内蒙、鄂等处的探矿工作，发现了新矿体，为确定钢铁基地作出贡献。1957年促进了质子旋进磁力仪在我国诞生。1960—1966年参加气象火箭及人造卫星部分电子线路的研制，为探空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1978年以后参与北京电信传输地震台网的改进和现代化。

伟大成就来自平凡耕耘。我国地震学研究的奠基人、地球物理勘探事业的开拓者、空间探测新领域的先驱——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教授是一位伟大而平凡的学者，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

一、真善美的洗礼

秦馨菱祖籍山东省安邱县，1915年10月17日出生在潍县（今潍坊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外祖父王泽普是潍县广文大学（后迁济南改名齐鲁大学）天算系教授，父亲秦耀庭是齐鲁大学生物系教授，母亲是潍县小学教员。

秦馨菱1927年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当时山东省的小学是春季开学冬季结业，中学则秋季开学，因此小学毕业后有半年多的空闲时间。世上少有不贪玩的孩子，秦馨菱却不然，急于找门路学本事，不愿虚度年华。那时他父亲所在的齐鲁大学附设的金工修理车间（实际上是个金工小作坊）接受他去当学徒，跟着师傅学焊洋铁壶、锉配钥匙，为学校修理电灯、自来水管等等。半年下来，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金工技巧，经过这一番耳濡目染和亲自实践，培养了动手的兴趣，以后家里修修补补的活全由他主动承担起来。少年时的这一短暂的技术锻炼使他受益匪浅，胜于熟读百卷书，对他后来偏爱实验技术，投身于地震观测、地球物理勘探和空间无线电探测技术，不无因缘。

1927年秋，秦馨菱以入学考试第一名的资格考入济南东鲁中学，第二年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东鲁中学停办，他随即转入济南济美中学(后改名为齐鲁中学）继续读初中二年级。1929年他随父亲迁居北平，转入北平崇德中学续读。崇德中学是一所教会办的中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特别是英语和数学的教学水平颇高，培养过杨振宁、黄中孚等不少后来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秦馨菱十分喜爱和珍惜这一学习氛围，在这里他高一的英语考试即得100分的满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敬佩他。当时北平的另一所教会学校——通县潞河中学，理科实验仪器设备比其他学校完备，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自由研讨的空气很浓厚，1931年秦馨菱遂转入该校读高中二年级，他在实验技术的能力和善于思考、亲自动手的习惯得到进一步提高，并由此打下了物理实验的坚固基础。秦馨菱向往条件好的学校，喜爱有学问的师长，结识品学兼优的学友，虽多次转学，并未使他的活力和学习成绩下降，而是培养成适应新环境的极强能力，练就了做学问者应具备的良好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品格。他除了努力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发展自己对无线电技术的特殊兴趣。当时无线电收音机在我国尚不普遍，甚至矿石收音机也还不多，他却跃跃欲试，把零用钱省下来购买无线电元件，初中时就自己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高中时进一步装成一台真空管的短波收音机，用于和同学们共同练习无线电电码的接收，而不是用来收听广播节目，他的这些超前思想和行动在那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秦馨菱在潞河中学求学期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制造“九·一八”事变之时，学校师生和全国民众一样义愤填膺，在老师的教导和全国反日寇侵略的伟大斗争感召下，他心灵中爱祖国的幼苗迅速萌发，积极参加学校师生组织的示威游行和下乡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的道理。他看到许多老百姓对抗日救国知之甚少，虽然“团结就是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歌声口号声震天响，许多老百姓连东三省在哪里、日本帝国主义是什么都不懂，谈何救国强国！他深深感到要救国强国、赶走日本侵略者，必须提高广大民众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因此他全身心地进一步投入到宣传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

1933年初，中国军队将领宋哲元率部队在北平东北部的长城喜峰口阻击日军，学校立即组织“救护队”前往支援，秦馨菱是第一批队员之一。当他们行进至通县郊外时，由于冰雪初融，土地解浆，许多车辆在泥泞的道路上寸步难行，甚至陷于泥坑之中。秦馨菱服从队长的安排，参加召集村民修路的工作，两周的抗日救国活动，虽流了许多汗水，吃了许多苦头，却使他的抗日爱国激情日益高涨。后来不断有伤兵从前线撤回通县，潞河中学的校医务室和大礼堂成为收治伤兵的临时病房，他又积极加入“护士队”护理伤员。秦馨菱回忆这段往事时，欣慰地感叹“当时为抗日做了点实事”，这岂止是一点实事，这是对他的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激发了他的民族责任感，自觉地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上，成为他努力学习和决心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坚强动力，为他尔后的成长和事业上成就卓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经过一番血与火的考验之后，1933年秦馨菱以优异的成绩在潞河中学高中毕业。在那抗日烽火初起的年代，广大青年学生都萌发出强烈的爱国心，许多人决心学习更多本领救国图强。当年报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特别多，仅报考清华大学的考生就超过3 000人，但只录取280人，在激烈竞争中秦馨菱名列第26名，如愿以偿地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开始了他新的奋斗历程。

在大学学习期间，秦馨菱对每一门课程都很重视，对有难点的课程，他总是花更多的精力把它拿下来，对待困难从不逃避，不亲此疏彼，因此每一门课的成绩始终都很好。他酷爱物理实验技术，特别选修了实验技术课程，其成绩特别优秀出众。他不仅认真向老师们学习技术知识，还特别注意学习老师们的人品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叶企孙教授在讲授热力学课程时结合当时的形势说：“倘如打起仗来（抗日战争全面开展），你们也得去弄弄蒸汽机、内燃机等，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萨本栋教授讲课时也说：“光有理论不行，要能实干方能强国……”这些话对秦馨菱触动很大。在老师们的鼓励下，他进一步选修了物理系的吹玻璃课程和工学院的木工制模、锻铸、金工加工（车工、钳工）等许多实验课程。虽然这些课程花费时间多而得到的学分少，但对他尔后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一次，叶企孙教授讲课时要进行粘滞性试验演示，需要同学们做一些直径小于1毫米至数毫米的小玻璃球，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秦馨菱很快就做了出来，叶教授拿着他做的小玻璃球十分满意地夸奖道：“你的手真巧，亏你这么快就做出来了，而且做得这么精致标准！”这完全得益于他平时对各门实验课程潜心钻研苦读，没有长年累月千百次的实践，哪里会有这一时的欣慰！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同学们强烈要求接受一些非常时期的训练，即学会战争期间学生应该做和能够做的工作。任之恭教授和张思候助教即约请秦馨菱合作开办一个课余无线电训练班，教同学们收发无线电报电码，很快就有50多位同学报名参加学习训练。首先他和张思候助教一起做了一些小巧的甚高频通讯设备的试验，接着便自己动手用普通电子管制成一套超短波（波长5米）的电子管收发报机，并在校园内试验通讯获得成功；1936年他在4年级时，又自己制成短波发报机一套，与以前制的短波收发报机配合起来组成一个业余短波无线电台，能和北平、济南、郑州、上海等处的业余电台互相通讯、会谈交流，不久清华园内又有三位同学自己制了业余电台，把清华大学的业余无线电活动推到了一个新高峰。这在那时是相当不容易的，他成了师生们敬佩的名符其实的无线电迷。他制作无线电器件使用的许多材料——电线、铜皮、铝片、螺钉等等，都是平日从废物堆中捡拾积攒起来的。他的这种勤俭节约精神亦得到师生们的同声赞誉。任之恭教授对秦馨菱潜心钻研无线电技术的刻苦精神甚为赏识，觉得将来他在无线电技术方面会大有作为。事实确是如此，秦馨菱在事业上的成就，确实得益于他坚实的无线电技术基础。

1937年，秦馨菱的毕业论文英文稿《Barkhousen Kurz Oscillations in Commercial Tales》（真空管中的Barkhousen Kurz振荡），论述用普通商用电子管产生52厘米波长的振荡，这在当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教授们高度评价并通过了他的论文，授予他物理系理学学士学位。

青少年时代的秦馨菱一直是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并不死读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热爱生活，充满理想和活力。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不仅是个无线电迷，还是个音乐爱好者。那时清华大学为提高学生的修养和素质，校方聘请专门指挥帮助导师和助教建立了一个军乐队，乐器、乐谱、制服设置都很完善，每星期活动（合练）两次，凡开学典礼、毕业仪式、军操检阅等集会，军乐队都要进行表演或担任仪仗队，国庆、元旦、校庆等节日军乐队均举办音乐会，有时还到社会上去举办救济水灾音乐会、冬赈音乐会等等，后来发展成为管弦乐队，经常举办海顿、舒伯特、莫扎特等著名音乐家作品音乐会，成为当时北平很有名气的乐队，大学生们十分向往参与活动。大学二年级时秦馨菱报考军乐队，被录取作为队员，接替快毕业的一位吹低音号的同学。大学三年级时他又成为管弦乐队的低音大提琴手。低音乐器在乐队里显然是配角，却是每首乐曲都不可缺少的基础乐器，秦馨菱十分投入地吹了三年低音号，拉了两年低音大提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通过参与乐队的活动，他体验了音乐无穷的奥妙，受到了感染和熏陶，不仅人品和精神得到陶冶，更有助于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和升华。

人的一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题，对真善美的追求则贯穿于人生全过程。有位作家说，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是宗教。秦馨菱青少年时期接受了真善美的洗礼，他追求真，努力学习科技知识；他追求美，积极涉足音乐艺术；他追求善，倾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愿为国为民竭尽全力。时代给予他接受锻炼的机会，他抓住机遇奋力锤炼自己，吃尽千般苦，费尽万斤力，方创造出今天的辉煌。

二、血与火的锤炼

在旧社会，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要找到满意的工作，十分困难，毕业常常就是失业。满怀激情的大学生们走入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多数人像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情绪大受影响，理想和追求往往发生变形。秦馨菱却是一个无独有偶的幸运儿，用武之地在召唤英雄。

1937年初，秦馨菱大学毕业前夕，李善邦管理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后改为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即鹫峰地震台）急需一位助手，李善邦即恳请叶企孙教授从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推荐一位，要求动手能力强、身体健康、有一定物理学理论水平。叶企孙教授认真考虑比较之后，觉得秦馨菱很适合这项工作，遂亲自找他谈话征求意见。在那个毕业后很难找到如意工作的年代，还有半年才毕业就有工作预先找上门来，真是福从天降，又惊又喜，十分感激教授们的青睐。高兴之余他觉得自己对地质、地震不甚了解，担心不能胜任，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又觉得叶企孙教授的意见总是有道理的，且不必再为毕业后的走向操心。想来想去，对这不期而至的机遇，他毅然接受了。后来任之恭教授对这位物理系的高才生、无线电技术的拔尖人物去从事地质方面的工作，始终惑然不解，感到十分惋惜。

1937年6月秦馨菱自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即带着叶企孙教授的推荐信前往兵马司胡同9号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报到（1935年地质调查所自北平迁往南京，在北平改名分所，谢家荣任分所所长）。先见到李善邦，首次见面的交谈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接着李善邦即带他去见谢家荣所长，具体安排他去西北郊的鹫峰地震研究室协助李善邦做地震观测工作。谈到待遇时谢家荣说：“当初到学校去谈时，你的待遇按清华大学的助教对待，月薪80元。而到我们所里来的大学生月薪只有50元，还得经过入所考试，权衡之下每月给你60元吧，而且不必参加入所考试了，你有什么意见吗？”秦馨菱听后心里不是很愉快，只是勉强说：“没什么意见”。谢所长看他情绪不是很好，又补充说：“我们所里地质方面的图书较多，关于物理学的较少，每月再多给你10元，你可以买点书”。这时他心里才舒服了一些，毕竟还是比原先答应的少了10元，离开地质调查所时他仍然像在球场上输了一个球一样的不是很愉快。回到学校和同学们谈起来，他仍忿忿不平地说：“他们给我减价了。”同学们却都羡慕地说：“少拿10元算不得什么，只要工作有意思，能继续学习就行。”他才真的高兴起来。思前想后，一毕业就拿薪水，未经入所考试就比别人还多拿20元，已经是有些特殊了，自己并未遭到亏待。更重要的是工作环境和条件都不错，地质调查所大量的藏书强烈地吸引着他。当时大学毕业生对薪水的多少并不是很看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有无继续学习的环境和条件，有没有发展的余地，其中单位藏书的多少就是一个重要筹码。秦馨菱后来由衷地感到幸运和满足，但不敢骄傲，而是小心谨慎，诸事勤勉。

报到后的次日，他即与李善邦约好，一大早各乘人力车到颐和园门口会合，然后换骑毛驴，经过半天三四十公里的颠簸，午后到达鹫峰地震台。

鹫峰地震台周围环境幽雅清静，除别墅外，还建有亭台、寺观，盛夏常有达官贵人、学者名流前来避暑，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年轻气盛的秦馨菱喜欢鹫峰地震台，但并不是被优美宜人的风光和舒适的生活吸引，而是被李善邦的学识与人品和丰富的地震、地球物理和动植物方面的中外文藏书所牵动。而且他对每天亲自动手薰地震记录用的烟纸、换记录图纸、冲洗记录像纸、校对时钟等，以及每半年一次的地震仪常数检测，觉得很有意思，干得很起劲。他除了随时向李善邦请教之外，还有些时间看书学习，钻研感兴趣的学问，并利用地震台上的小口径天文望远镜和气象仪进行一些观测。工作紧张有序，每日学有所获，生活安定舒适，秦馨菱开始调整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准备为发展中国的地震观测研究事业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北平悍然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7月10日大批日军从天津、古北口方向进入北平郊区集结，从北平城内到鹫峰地震台的交通被迫中断。15日，李善邦即带领秦馨菱前往南京汇报情况。他们抵达南京后，“八·一三”上海事变又起，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秦馨菱的鸿鹄之志和刚开始的新生活，就这样被日寇侵略者的铁蹄所踏碎。南京沦陷后，李善邦即按所里的安排，带领秦馨菱去湖南省衡阳水口山探测铅锌矿。他们艰难地辗转迂回到达水口山铅锌矿，那是一个当时已很有名的矿区，已开采了许多年，开采出来的方铅矿和闪锌矿供冶炼及出口，伴生黄铁矿当时还不能冶炼，就用来铺马路。在一个已经被挖空了八九年的矿体附近，他们的任务是用扭秤测量重力梯度法探寻是否还有其他矿体。当时，用扭秤探测金属矿体在国内尚属初次尝试，地质调查所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很重视，黄汲清、谢家荣等领导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岳希新、叶连俊、靳凤桐等同学，先后到现场视察指导，秦馨菱虚心向他们求教，学到了许多十分有用的地质知识。后来资源委员会派人前往李善邦、秦馨菱认定的三个地区进行钻探和槽探，终于发现了一个新矿体。他们两个人同甘共苦在衡阳水口山、松柏一带进行野外地球物理勘探将近一年，发现了新矿体，可谓初战告捷。当他们得知地质学界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的热情节节高涨时，很受鼓舞。由于秦馨菱对物探工作的热爱和工作成绩突出，1938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随着战事的演变，地质调查所迁重庆后，李善邦和秦馨菱没有很好休整，就很快投入四川、贵州两省一些矿区的地球物理野外勘探工作去了。1939年先在四川省綦江，后又去贵州省咸宁和赫章妈姑探查铁矿。1940年底，他们乘汽车到云南省昆明，然后骑马带着磁秤等仪器经禄劝、元谋，过金沙江到四川省会理毛姑坝、西昌泸沽一带勘探磁铁矿。他们领了一个民工共住在小庙内，白天上山实测，晚上回庙由民工做饭，他们俩则立即在油灯闪烁照耀下整理记录、进行计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工作告一段落后准备经雅安、成都返回重庆。1941年春节后不久，他们收到翁文灏的电报，说在盐边县攀枝花发现了铁矿的苗头，要他们就近去探测，以免从重庆再派人费时费事。勘探工作的正常程序应先由地质人员作地质考察，测量队测出地形图，再由物探人员作物探勘测。但这一次却非同寻常，该地区地质人员只是走马观花粗略地踏勘一下，既没有资料，也没有图件，从地质调查、地形测绘到物探勘测，全部须由他们二人承担，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们赶到攀枝花一个叫棉花地的地方，在一农民家住下后即马不停蹄地上山踏勘，然后决定李善邦主要作地质调查，秦馨菱带着民工主要搞地形测绘。他们先后测绘出攀枝山、尖包包山和金沙江畔倒马坎等三幅地形图，进行了多处槽探和磁力线剖面探测，同时作地质填图和标注。他们带回的矿体标本经化验确定是含钛磁铁矿，从他们调查、测绘和勘探的结果看，矿体规模相当可观，很有开采价值。再从他们看到的岩石大范围“矿染”和多处古人炼铁的遗迹推测，矿区不仅规模大，而且品位一定很高。他们的重要发现为今日攀枝花大型铁钢基地的诞生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前期性工作，至今秦馨菱回忆起来仍备感欣慰，仍觉余味无穷。

那里的野外工作万分艰苦，还常受土匪和野兽的威胁，且交通不便，主要靠骑驴马和徒步，除必要的仪器资料和行李之外，不能带很多东西，生活上完全是入乡随俗。在荒山野岭买不到粮、菜，只好勉强带些能填饱肚皮的干粮、干菜。前往攀枝花之前，他们在会理买了一支火腿和一些豆腐皮，按野外工作天数在火腿上划出格子，每天切下一格煮豆腐皮，整整一个月天天吃火腿煮豆腐皮，即便是山珍海味最后亦如嚼蜡，像吃中药一样当作任务而吃。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闻到火腿味就有恶心之感，发誓再也不吃火腿、豆腐皮了。

他们在川西南工作期间，云南省玉溪、石屏、耿马、腾冲和四川省茂汶、沪定、黑水等地多次发生破坏性地震。1941年回到重庆北碚后，李善邦念念不忘地震观测研究工作，在一缺经费、二缺器材、三缺技术，还要防避日机轰炸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秦馨菱协助李善邦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动手制作地震仪，终于试制成功一套水平摆地震仪，为纪念地质调查所老所长在建鹫峰地震台时给予的支持和指导，便以翁文灏（字咏霓）的名字命名为霓式地震仪。1943年在北碚正式进行地震观测，由秦馨菱负责日常观测和维护工作，当年6月22日记录到成都附近发生的一次地震，后来还记录到土耳其地震，在两年多时间里共记录了109次地震。这是继公元132年东汉张衡发明地动仪之后，中国人用自己制造的第一台现代地震仪正式投入观测使用，开辟了我国科学家用仪器观测研究地震的新纪元。

抗战时期，他们在北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之艰苦且不去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骚扰，叫人惶惶不可终日，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要跑到防空洞里去。每次躲警报，秦馨菱总是坐在洞口，借着洞口的光线阅读书刊，从不浪费一点时间。敌机空袭时把他们办公室的玻璃都震碎了，晚上风吹进屋，桌上的油灯常被吹熄，他就在屋角放把椅子搁置油灯，坐在小板凳上读书学习。夏秋季蚊蝇很多，他一边用扇子驱赶，一边专心学习。李善邦与他合写的《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扭秤测探报告》（1947年发表在《中国地球物理专刊》第1卷第1号），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写出来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日侵略者以失败而告终。根据对外经济援助法案中国可以派一批人去美国学习，中央地质调查所决定派秦馨菱、叶连俊、卢衍豪、杨敬之和赵家骧等去美国学习地球物理探矿和地质学。当年6月他们从重庆起程，绕道缅甸、印度加尔各答，然后乘轮船前往美国纽约，再转赴华盛顿乔治城乔治大学。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他们正在赴美途中的印度洋上，后来秦馨菱确切知道这一消息和国内热烈庆祝的情况时，感慨万千，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苦难和对自己青春旅程的扭曲，永远也不会使他忘怀，并激励他为祖国能够早日富强昌盛而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和工作。

秦馨菱先后在美国联合地球物理公司（United Geophysical Company）、斯郎波吉公司（Schlumberger Company）和莱恩·韦尔斯公司（Lane Wells Company）任实习工程师，学习地震探矿和石油井电测法，实际上是为这些公司干活。这些公司承担着美国石油部门勘探和测井的任务，为获取丰厚的利润，公司把每个人的工作都安排得很满。秦馨菱为了尽快学到更多的技术以提高自己的本领，他不怕苦不怕累，争着干，无论野外作业或室内分析处理，他都不放过每一次实践的机会，虚心向周围的专家和工人学习，搞好与他们的关系。他还按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在将近一年时间内，把地震、电法、放射性勘探和石油测井操作等都完全熟练掌握了。1946年底他急切回到南京，先后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士、技正，从事放射性和电法勘探的试验工作，想尽快把自己学到的本事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1947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急于恢复由于日寇侵略已停顿观测工作近十年的南京北极阁地震台，即请秦馨菱和谢毓寿帮助修复该台地震仪。他们很快就把置于鸡鸣寺地下室内的垂直向和水平向两套摆锤重达20吨的大型维歇尔式地震仪修复，得到赵九章和李善邦的赞誉。当年，秦馨菱还积极参与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在上海的成立事宜，第二年在南京举行的物理、化学、生物、气象、地理、数学和地球物理等七个学会的联合年会上，秦馨菱宣读了《自制Geiger计数管之经过和用于放射性矿物的鉴定》的论文，获得与会学者的好评。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逃跑前夕命令中央地质调查所搬往广州。全所上下一致认为图书、标本是所里的传家之宝，是同事们赖以工作的工具，不能让国民党掠走。因此大家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福利会”，决定守护图书资料、迎接解放，尹赞勋和秦馨菱被推选担任领导人。他们首先把图书馆和标本馆的窗户用砖封砌起来，以防战事起时流弹殃及，并组织巡逻队日夜轮班在院内巡逻。当时把一些无用的书籍、铁锤装了十大箱作为“贵重图书仪器”送往车站托运，以迷惑国民党耳目。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经过血与火锤炼的秦馨菱和全所同仁，为新中国的地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保存了最基本的力量——人才、仪器和图书资料。

三、为国为民奋斗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秦馨菱为国效力的满腔热忱如千里冰山解冻，万年飞瀑一泻千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展新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伟业中去。经济建设恢复时期，百废待举，要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工业基础，迫切需要矿产资源，急需查明全国矿藏储量。那时秦馨菱是少数有名望的地球物理勘探专家之一，1950年初，他奉命义不容辞地首先到山东省淄博附近的周村、金岭镇一带勘探磁铁矿，相继在北金召、侯家庄测出两个明显的磁异常区，前者经钻探证实是磁铁矿。之后他又立即赶赴东北，参加由李春昱领导的东北地质工作队。当时国家决定首先恢复东北的基础工业，以便带动全国的经济建设，因此调集全国知名的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探专家学者在沈阳组成东北地质工作队，分赴东北各矿区进行调查和勘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14个年头，对我国地下矿产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无长远规划可言，采易避难，采富弃贫，对贵重矿种乱挖乱采，冶炼困难的矿石则任意抛弃，使我国东北的矿产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秦馨菱参加侯德封领导的分队在吉林省清源、盘石一带工作。盘石是个铜矿区，日本人曾大肆开采，但他们只认识和开采铜矿石，共生矿石全被扔掉，其中一种类似石英岩的乳白色矿石即被大量扔弃，经侯德封多方研究化验，证明堆积如山的这种废矿石是宝贵的白钨矿石，而且整个矿区都共生有这种矿石。后来他们又在清源万宝钵发现日本人未曾认识被抛弃的镍黄铁矿石。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南京成立，第二年4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秦馨菱被安排在顾功叙副所长分管的物探研究组任研究员。

地球物理勘探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解放初期能够掌握勘探技术的人员寥寥无几，顾功叙、秦馨菱等专家急国家之所急，首先花费精力培养人才。1952年，顾功叙、傅承义、秦馨菱在南京地球物理所内开办了一期物探训练班，学员大多数是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也有少数成绩拔尖的中专和高中毕业生。他们冬季在室内讲授地球物理勘探原理，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学员们到野外进行具体的勘探操作训练，秦馨菱带领几十名大学生学员，先后去内蒙古白云鄂博和湖北省大冶进行勘探实习。他们先在白云鄂博几个大铁矿体周围开展物探实测，发现了新的矿体，使已知的几个大铁矿体连为一片。后又转战湖北省，鄂城以南地区在地表看不到矿体露头，他们根据磁测出现的异常变化断定有铁矿，后来证实确实是一个大铁矿。大冶外围地区同样看不到矿体露头，秦馨菱带领学员们用磁法勘探又发现了尖林山和金山店等两个铁矿。根据磁测结果，秦馨菱推断金山店铁矿体可能是向北倾斜，槽探则呈现出矿体向南倾斜，加深探槽深度后才证实矿体确实主要还是向北倾斜。他们在长城内外的这些发现，为国家确定钢铁基地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1957年秦馨菱获得中国科学院颁发的科技发明二等奖。

1953年冬至次年春，顾功叙和秦馨菱又在北京地质学院（即中国地质大学）开办了一期全国各有关部门物探技术人员参加的大规模的物探冬训班，学员主要来自北京大学、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和冶金部、地质部等部门的物探人员。顾功叙主讲电法勘探，秦馨菱主讲磁法勘探，教室设在临时工棚里，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师生们都有着同样为物探事业献身、为开发矿业富国强民效力的精神，教和学的情绪都十分高昂。室内学习结束后，由顾功叙、曾融生带往东北的一些矿区实习操作和练习编写勘探工作报告。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我国首批地球物理勘探科技人才，许多人成为冶金部、地质部、石油部、煤炭部等系统地球物理勘探队伍的骨干和专家，夏国治、黄绪德、秦保瑚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以说中国地质大学是最早培养中国物探骨干的摇篮。

1954年以后，为解决野外物探中出现的一些技术问题，秦馨菱与曾融生合作进行磁化率测定试验，这在国内尚属首创。接着秦馨菱又对大地电流仪、地震探矿仪等物理探矿仪器进行研制，对超声测井方法进行试验。他还带领朱虎、贺传圣、陆常周等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台绕制石英弹簧的机床，用以绕制石英弹簧，为我国研制石英弹簧重力仪和石英倾斜仪创造了重要条件。在他的领导下，磁化率仪、超声测井仪、大地电流仪等相继研制成功，为我国起步不久的地球物理勘探事业频添了翱翔的翅膀。

1955年，秦馨菱开始在北京地质学院（现名中国地质大学）兼课，讲授磁法探矿和放射性探矿等课程。他同时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里对地球物理勘探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首次在国内著文介绍质子旋进磁力仪原理，促进了这种仪器在我国的诞生和应用。1957年他又兼任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物探教研室主任，不断为产业部门有系统地培养大批地球物理勘探人才。

科学家与凡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具有特殊的品格和素质——不同凡响的认识事物的超前意识和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秦馨菱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胆略，积极介绍高新技术的实验研究，他率领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物探研究室的年轻科技人员，大力开发当时还不普及的无线电技术在地球物理实验仪器上的应用。

1960年，为适应我国导弹和核武器试验中对大气科学与高空物理学研究及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需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研究机构调整，开拓空间探测新领域。赵九章所长决定成立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任命秦馨菱带领原物探研究室的大部分科技人员转入该部，开展空间探测和空间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由他担任遥控遥测研究室（后改称第四研究室)主任，遂自中关村研究所大楼搬迁往西苑新所址。

60年代初，我国开始讲行核武器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高空气象火箭，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二部受命参加其中的许多项仪器研制和监测工作。对试验仅靠光学和声学的传统方法监测，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只有充分利用无线电电子技术才能解决问题，而这一新技术在我国还十分薄弱，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前苏联的仪器不仅不适合我们使用，反而受到他们的严重干扰。在一无图纸资料，二无经验，国家又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千难万险面前，秦馨菱没有退缩，而是勒紧裤腰带，充满信心地带领年轻人们边学边干，带着问题学，憋足劲干，学习进步很快，工作成绩喜人。他们首先试制成功单路遥测系统，配合所里第八研究室研制的高空气压计，一并用气球悬于原子弹爆炸试验区上空，在原子弹爆炸时通过无线电遥测仪测定气压变化，然后再推算爆炸当量，满足了当时国防科学研究的急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进而研制成功五路双调频无线电遥测系统，遥测距离150公里以上，性能均十分稳定，完全满足发射150—200公里的高空气象火箭跟踪定位和传递观测数据的要求。这些在那时是很了不起的，大大推进了我国高空探测研究工作的发展。

人的各种欲望不易满足，发明创造的欲望亦如此。秦馨菱不满足于取得的成就，更不被各方面接踵而来的褒奖冲昏头脑，而是进一步引导他的学生和同事们不断探索新技术及其应用。为进一步解决氢弹在空中爆炸点的定位和高空气象火箭的跟踪定位，他们又研制成功雷达应答器。应答器的发射器部分先是设计用栅极调制，但功率太小（仅数十至数百毫瓦），信号太弱，秦馨菱即改用板极调制，发射功率一下提高了1 000倍，达到200—300瓦的水平，这在国内尚属首创。为了提高接收灵敏度，他们又进行超再生接收试验，效果极好，其灵敏度比用直接检波法提高了许多倍，当时使用超再生接收3 000兆赫的讯号亦属首创。接着秦馨菱受命领导第四研究室为核试验基地改装雷达，他把自制的雷达应答器装在氢弹上，与地面雷达配合，解决了氢弹在空中爆炸点的定位问题，有利于准确拍摄火球照片以估计爆炸当量。他们自制的雷达定位跟踪系统（包括雷达应答器、炮瞄雷达等）、无线电遥测系统、气象火箭无线电天线和电源等，配合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二部其他研究室研制的高空气压计、温度计、风速计、电子浓度传感器等，共同安装在高空气象火箭上，经多次发射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之成为一个完善适用的气象火箭系统。

胜利成果来之不易，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对科研工作极其不利、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秦馨菱硬是以坚定不移的毅力率领青年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十分团结、有战斗力的集体，凭着一片赤胆忠心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促进我国尖端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在研制过程中，为测量遥测发射机的功率，需要特别小的功率计，当时国内没有，又不可能进口，秦馨菱即试制了一个特殊的小灯泡，用于测量火箭上的遥测发动机功率，效果很理想，这一“土”办法甚至在测量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功率时亦曾使用过。另外，在研制遥控接收机时，没有600兆赫频率计，使研制工作难以取得进展，秦馨菱就用勒谢尔线(Lecher wire)法测定出一个大致频率，使研制人造卫星上的无线电遥控系统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秦馨菱不断把研制成果的应用范围扩大，面向地球物理火箭和人造卫星推进，探测的高度越来越高。1970年4月24日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具有东方红乐曲音响)，其上的大部分仪器是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秦馨菱功不可没。特别是他领导研制的遥测系统和定位系统，为我国气象火箭、地球物理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为此，1964年七机部五院授予他们集体二等奖。

为使我国蒸蒸日上的火箭、卫星和空间探测技术更上一层楼，需要更多的科技人员。秦馨菱除了在研究所、研究室里开班讲学数年不断之外，他还在百忙中前往中国科技大学讲授无线电遥测课程，并兼任该校探空技术专业教研室主任。风雨欲来风满楼，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不得不跟随所里的同志们浩浩荡荡开往山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科研工作被迫搁置下来，尽管他痛心疾首，亦只能在“牛棚”里暗暗哭泣，为祖国的前途而担忧。1966年底，他随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二部迁往陕西省西安，等待着云消雾散之时早日到来。

“十年浩劫”期间也正是我国地震活动高潮时期，特别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极大的灾难，震惊了全世界。地震科研和防震减灾工作急需加强，秦馨菱急人民之所急，日不思茶饭，夜不能安眠，他实在沉不住气了，决心回到曾参与开创数十年的地震科研领域里来，为自己曾参与开创的地震观测研究再尽一份力。1978年他终于回到了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担任北京电信传输地震台网室(即第四研究室)主任。为严密监测华北地区的地震动向，确保首都安全，在他领导下花费数年心血，对北京电信传输地震台网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扩建，使其成为有效监测首都地震活动的现代化的地震台网。为了不断提高北京地震台网的水平和观测质量，他认为提高科技干部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思想文化素质是不能荒废的大事，因而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他除担任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外，常年定期举办专业技术学习班、研讨会、报告会、英语补习班、读书会，他还亲自教唱英文歌曲，每周公布一条英文谚语等等，不一而足，绵延至今。五十多年来，他始终把教育培养人才放在心上，走到哪里学习班就办到哪里，歌声、笑声、读书声和教诲声就传到那里，亲聆教诲者数以千计。由于他大半生在地球物理科技领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秦馨菱严于律己，诲人不倦，并非挂在嘴上，而是表里如一地去做。当时开会，对与会者往往是一大“负担”，对会议主持者更是一件头疼的事，尽管采用签到、批评、奖励等办法来督促人们出席会议，避会、逃会者仍有人在。而秦馨菱则不是这样，他是专家权威，是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室主任、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学会理事、国际地震中心（ISC）理事、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实践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等等，需要他出席的大会小会不胜枚举，但不论什么会，只要通知到他，他总是提前到达会议场所，无一次例外，因此是否请他出席会议反倒成为会议主持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座大楼里，反差何以如此强烈！

秦馨菱是一位豁达无私、治学严谨、乐于助人的慈祥老人，事不论巨细，官不管大小，甚至陌生的普通工作人员，只要向他请教，决不会遭到婉言谢绝，总能得到满意的解答。他是《地震学报》（英文版）、《中国地震》（英文版）、《国际地震动态》、《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等刊物的名誉主编、副主编，英文稿件全部由他审定，这不是一项挂名的活，而是必须实实在在付出极大精力的。对于耄耋之年的他是十分沉重的担子，但他没有推诿，而是把它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全身心孜孜不倦地为之操劳。即使在眼疾严重的情况下，为了不耽误刊物的正常出版，仍用放大镜逐字逐句修改，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丝毫不敢懈怠，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经大半个世纪的阅历沧桑，秦馨菱虽然头发白了、腰背弯了，手脚不太好使了，但他更心明眼亮了，为国富民强、为地震和地球物理事业尽心竭力的决心，更是矢志不移。他视赞誉为浮云，视事业为生命，奋斗不息、耕耘不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肖承邺)

转自 中国地质大学专题网——地苑赤子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