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济，29岁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1926年主持西阴村发掘，作为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工作是李济的全部生活内容。他把国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说的“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2007年11月，我应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邀请，在北大学术中心作了一次“李济与李安宅学术史个案研究”的讲座。开讲前王铭铭教授先在同学中进行了一番测试，他请知道“李济”这个名字的举手，人群中举手的占了多半；又请知道“李济事功”的举手，稀稀落落的五六条手臂显得极不自信。在座者多是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考古学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王铭铭忿忿地说，中国最好学校最高学历的人类学学生竟然不知道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竟然不知道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是丢人。又说，几十年间，李济就这样被我们抹去了。在座的包括我，都是刽子手！

　　铭铭许是情急之下的言过其实。我不能被称作刽子手，因为我没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不应该怪那些孩子，尽管他们已读到“硕士”、“博士”，但在他们成长经历中，哪里看得到李济的半点影子？

　　抹去李济的是那场改朝换代的暴风骤雨，转瞬间它涤荡了过去时代的所有痕迹。1950年后，当《中国通史简编》《沫若文集》等书再版时，删去了原来关涉李济的全部文字；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时，挂出鲁迅与杨杏佛的合影，裁去了三人照左边的李济；西安易俗社悬挂的“古调独弹”匾额，捐匾的十二人中涂掉了李济的名字；至于历史、考古、人类学的教科书，也都把他的影子消泯得干干净净……提到李济的名字，总是作为政治批判的靶子。直到2005年台湾文人李敖访问大陆的前一天，他还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啐李济的口水……

　　而今，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穆、傅斯年、梅贻琦、赵元任等早已进入中国人的阅读视野，唯独李济仍鲜为人知。国内至今没有一本他的传记、年谱或回忆录。在一些介绍考古或人类学的文字中，仍有蓄意或无意贬低李济的事情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或在于他是个纯粹的学者，始终躲闪着政治风雨，1949年幸免于被宣判为“文化战犯”的命运，也没有像胡适那样在50年代受到数亿人的口诛笔伐变得家喻户晓；他很快就淡出了大陆学术界，直到今天仍默默无闻……

　　李济是谁？真值得给他腾位置？真值得挖掘他的什么前尘旧事？

　　李济占领纵横捭阖的知识高地，20多岁开始就在学界开疆拓土，攻城掠地……他毕业于清华，是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熟悉各种心理学派别及其理论；他是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硕士，对人口、经济有独到见解；他27岁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是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其阐述博士论文的讲演稿被哲学家罗素大段征引；1923年他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中国首开人类学课程，次年担任南开文科主任；29岁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1926年主持西阴村发掘，作为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32岁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此后的半个世纪，李济的名字就与“安阳”连在一起：离开大陆前的二十年，他领导了安阳的历次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和出版；去台湾后的三十年，他继续主持并基本完成了安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李济不曾拥有千军万马，但他在学术界有着至尊地位。他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早期在南开的学生有人类学者陶云逵、考古学者李景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生有田野考古学家吴金鼎、历史学家徐中舒；在安阳考古遗址的弟子有“考古十弟兄”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等；1949年迁台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李亦园、宋文薰、许倬云、张光直等杰出弟子。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一是大陆的夏鼐，一是台湾的张光直：前者长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执掌大陆考古学帅印；后者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文理科学院院士。

　　李济又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他与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辉映；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他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着友谊；他视丁文江为好兄长和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他曾与胡适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分任副主席与主席，在与“同盟上海总部”发生分歧时，保持了同进退的步调；他参与“中研院”最早的筹备工作，是“中研院”一至十届评议员，首届院士，担任了十七年的史语所所长，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他被台湾当局作为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但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

　　有人把“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与“科学”。如果说对中国民主的启蒙贡献最大的当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科学思想的传播则当以“中国科学社”的丁文江、任鸿隽、翁文灏、朱家骅等人为主体。赫拉克利特说过，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一切。李济在这拨提倡“科学救国”的朋友中，从未侧身庙堂，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坛，为推行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始终不渝。他曾应雷震之邀，在其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论“五四”精神、论自由民主与科学关系的文章。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包括对陈寅恪等文化贵族对对子和格律诗的微词，曾被柏杨大段引用，并写进《丑陋的中国人》，至今仍影响着天下的读书人……

　　科学无国界，学者爱祖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加盟在中国的考古队，他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最后叹服，“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李济眼里，无论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还是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工作是李济的全部生活内容。他把国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说的“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张光直谈起恩师时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命运在成就大师李济的同时，悲剧也如影随形。李济一生最大的悲剧是科学精神不能在中国生根，因此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常外化为与环境的冲突与对立。

　　1937年，李济护送国宝南迁，老父、爱妻和三个儿女随史语所步步撤离。迁徙途中，二女儿鹤徵1939年在昆明染疾而亡，大女儿凤徵1942年又在四川李庄不幸殒命。这件事对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1944年陈寅恪在逃难途中，以他与史语所的公干（任历史组主任）和傅斯年的私谊（谊兼亲友）都该迁往李庄，但李济的悲剧让他与家人望而却步，改道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学。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1948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1959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李济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而上苍却把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身上，甚至在他6月生日的时辰里，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摘自 岱峻著《李济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