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严仁英近照（解红岩 摄）

两次见到严仁英，她都穿着红色绸缎中式服装。2009年1月16日，当记者在第六届“中华人口奖”颁奖仪式上再次见到这位妇幼保健专家时，她依然是银发红衣。96岁的学者，沉淀了两个世纪的风度，让人感叹学识和岁月的积淀可以让女性如此富有风采。

行医近70年，严教授始终围绕着“母子平安”主题而工作。上世纪80年代，近70岁的严仁英，率先在中国扛起“围产保健”大旗，有效地降低了新生儿、孕产妇死亡率，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为了母子平安的喜悦

2008年11月26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为她举办的生日庆典上，95岁的严仁英教授，头发花白，红光满面，腰杆笔直，目光慈祥而明亮，这是许多人的感觉。

1913年，严仁英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名门望族，她的祖父是被誉为“旧世纪一代完人”的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27岁时，严仁英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并成为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得意门生。

1935年，严仁英在清华大学生物系读完了3年医预课程后，以前三名的成绩考入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

经过5年的学习，1940年，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留在妇产科作了一名住院医师。“产科都是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所以我觉得做产科还不错，还比较心情舒畅，所以决定学产科了。”

严仁英获得博士学位时与母亲合影

1948年8月，严仁英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女性生殖与内分泌学。1949年底，她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接受的第一件工作是给妓女检查身体。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的所有妓院，并严令要求所有的妓女必须到医院检查身体。

同事考虑严仁英刚刚留洋归来，这个工作似乎“不上档次”，就问她想不想去。严仁英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当然去”。

扛起“围产保健”大旗

1964年的时候，我国刚刚经历了自然灾害，一些地方的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

在毛主席“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下，严仁英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每当听到家属们“大夫，救救大人孩子吧！”的哀求声而又无能为力的时候，作为一个医生，她的心情沉重而无奈。

在农村，严仁英悟出了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群人。她开始考虑如何为妇女的妊娠保驾护航。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以全票当选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与此同时，她也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从临床改行作妇女围产保健。

围产保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当时在国外被称为“母胎医学”。这门学科将母亲和胎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服务，融合了生理学、病理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交叉了临床、预防和保健的边缘科学。严仁英是把这一理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当选院长的第一年，严仁英就创建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早孕门诊。从此，来此就诊的孕妇得以享受到一怀孕就被纳入监护的幸福。

以往孕妇产前初诊检查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但早孕门诊从确诊怀孕开始就纳入系列监护，直到孕期5个月后转入产前门诊。

1984年，在严仁英的努力下，妇产科“优生保健组”正式命名为“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妇儿保健分中心”，从此正式开始了以降低围产儿死亡为目标的科研工作。

在对1981年~1982年间出生的2000多名婴儿进行调查分析后，严仁英发现神经管畸形是导致新生儿死因的首因，究其原因，与孕妇在妊娠期间缺乏叶酸有关。对此她提出了预防神经管畸形的研究建议，并在“欧洲中国围产保健检测研讨会”报告了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

严仁英的这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卫生部的好评。世界卫生组织资助中国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培养了一大批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人才。

在严仁英的倡导下，围产保健逐渐成为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主要基础学科，开始被各界人士接受和认同。我国围产儿的死亡率也由1988年的15.13‰降低到1997年的10.93‰，呈逐年下降状态。

严仁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在她看来，这个终身教授似乎就是“终身都应该上班的教授”。

工作对严仁英来说是一种享受，“年龄大了也要做点事，不能太娇气”。她的一句口头禅是：“能吃能睡，没心没肺。”

话语简单，意味深长。(耿兴敏 姚魁)

转自 中国妇女报 2009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