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章淹在家中接受采访（张蕾 摄）

当接到开国大典天气预报的任务时，章淹只有24岁。

1949年9月30日，在经历了再三的分析和讨论后，章淹在第二天的预报天气图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她是那天的值班预报员。而她所在的华北观象台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做了几个月的准备。

1949年9月30日的预报结论

章淹出生在浙江上虞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的父亲章廷谦是和鲁迅同时代的作家。章淹从小受父母影响爱好文学，也曾打算进入大学后学习法律，但一本《居里夫人传》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本来真没想过学气象。”但就在章淹快考大学的时候，一本刚翻译成中文的《居里夫人传》流行了起来。章淹的父母看了这本书后深受感动，便想让女儿学物理。当时他们一家在昆明住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宿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有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和饶毓泰，他们也赞成她学物理。同时抗战的氛围也影响了她。“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抗战胜利。当时觉得中国又没飞机又没枪炮，应该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章淹在西南联大念物理系的那段时间，经常有飞机来轰炸，她发现天气状况的好坏决定了飞机会不会来，“觉得天气预报挺重要的”。于是她从物理系转到了气象系，从此开始了她的气象生涯。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1947年章淹从清华大学气象系毕业，进入华北观象台工作。1949年解放后，这个被华北航空处通讯科接收的观象台一共只有四名预报员，章淹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大学毕业生。

“当通讯科通知要准备开国大典的天气预报时，我们都很兴奋”，年轻的章淹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活动很重要。

他们随即开始查找历年十月一日前后北京的天气资料。当时的华北观象台并没有多少这样的资料，有的都是日本人留下的，但他们在撤离时把大部分资料都烧毁了，“有些破木箱里还有一些没烧完的，我们就去那里翻”。但这些零星的资料并不能满足章淹他们的需求，他们就骑车去清华的气象台找，“那里的图比较多”。

“那时候我才做了一年多预报员，觉得以前十一下雨比较少，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太担心会有雨。”当历年的资料显示十一前后下雨的次数并不算特别少时，章淹开始感到有些紧张。

由于开国大典上有飞机表演，所以章淹他们一方面要观测当天的天气是否会影响飞机起飞，飞机在什么时候起飞最合适；另一方面要尽量保证飞机在空中表演时不被云挡住，使地面的群众能看见。

“当时各单位并没有车把群众运到天安门，群众都是半夜两三点就起来准备，然后走路去天安门”，章淹说，“所以从头一天夜里开始的天气就要准备，因为游行是没法带伞的，如果把群众淋着了也够呛。”

那时候的技术并没有办法改变天气。在中国，人工影响天气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章淹说，如果那天一直下大雨也没有办法，只能提前或推迟飞机起飞的时间，尽量将影响减到最小。

当时的华北观测台刚刚由华北航空处从国民党的手中接收过来，极度缺乏人力和设备。每天只有一张欧亚地区的地面天气图，站点很不齐全。还有一张三千公尺的高空天气图，是根据地面气象站的数据推算出来的。

当年气象台每天只有一张地面天气图

他们只好求助于空军的气象部门。“他们航线上的观测点比我们密，空中的资料他们比我们多。我们常常在下午把图画出来了以后，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里报给我们一些站点的资料，我们再补在图上，这样凑起来就稍微全一点。”

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章淹他们只能靠增加观测来做预报。本来是八小时观测一次，就改成每小时观测。那时候没有自动观测，全是人工观测。“就靠人使劲盯着。观测员都加班，观测科的科长也不休息了，时时盯着看有什么情况。”

9月30日，章淹预计到第二天的天气不会特别晴朗，心里十分忐忑。“我们在夜里一直害怕，拿不准这个雨会什么时候下。”

10月1日，章淹和同事们寸步不离地守在位于动物园的值班室。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下了一点小雨，所幸下午就放晴了，并没有影响15点开始的大典。直到听见飞机的轰隆声以及有人大喊“飞机飞过来了”，她才放下了一颗心。

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飞机表演

章淹经历了近十次国庆阅兵的气象保障服务。1956年中央气象台成立了天气研究室，她从预报组调出，逐渐转向科研工作。

“那段时间太困难了。”84岁高龄的章淹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回忆起那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而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

转自 中国天气网 200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