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找点儿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研究着好玩，经费和成果都没有这个过程中的乐趣来得重要。”

相信很多人都有如下经历：你新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但不必为家里的台式机和这台笔记本同时购买两份网络服务，因为一台120元的无线路由器完全可以实现二者的资源共享。

　　事实上，我们对于路由器的体验远不止于此。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记者所在的报社内，所有人的电脑都被编织在一张局域网上，共享一条宽带数据。当记者在搜索引擎中键入“北京科技报”时，引擎服务器检索的结果列表，首先要打包传输到路由器A，接下来A会测算传输的最佳途径，并将信息输送给下级路由器B，以此类推最终送达到报社局域网，定位到记者的电脑上。这就好比北京的信件要发到陕西某个农村，途中需要先抵达陕西省邮局，然后经由细化分拣，打包送到当地。

　　至此我们可以逐步明确，路由器即为各种局域网内部连接、局域网连接互联网的核心枢纽，亦是网络骨架的关键“结点”。1995年，一个名叫张尧学的中国人研制出第一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由器。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在清华信息国家实验楼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内，5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张尧学对记者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专业的张尧学，获得了公派出国深造的机会。驻日使馆为他联系了日本东北大学网络通信专业，张尧学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计算机网络协议研究的道路。

　　在张尧学的记忆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于1980年末研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路由器，并用于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网建设。有了这项技术，用户数据在网络上的传输，不再是单线的有连接传输，而是将信息打包后传输到多个下游路由器，并在终点整合起来。这样即使一条路断了，还有别的通路在继续工作，有效保证了信息传递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即使在战争时期，一条网络通信渠道被切断，军方各部仍然能共享信息。此外，路由器还能把各种不同的物理网络连接在一起，实现彼此之间的联通。

　　就这样，在日本东北大学作了7年关于网络协议和路由器技术的学习研究后，张尧学修炼出了深厚的“基本功”。1990年回国后，他担负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在军方资助下研发国内的网络路由器，1995年第一台路由器原型通过鉴定。

　　提起路由器的市场化之路，张尧学讲述了他和华为公司的一段趣事：1995年12月31日，华为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邀请当时已任电子部计算机司副司长的张尧学到华为考察。张尧学笑着说：“彼时的华为还远不是如今的民营企业巨头。艰难地掰开一扇铁门走进去，里面的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条件相去不远。”

　　“那时候华为打算做ATM机，我给他们的任正非总裁提建议，ATM机是交换机技术，不一定是主流，华为如果想进入数据市场就应该做路由器。”但这个提议并未在当场得到积极回应。

　　几天后，华为上门找张尧学谈合作，但是他已经听从上级安排，将路由器技术转给了国有企业——桑达公司，国内第一台商用路由器SED-08很快面世。接下来的几年，近4000台机器进入政府、军界和企业网络，中国人研制的路由器打开了自己的市场。

　　“这就是97年那批路由器。”张尧学指着一台半米宽、一厘米高的黑色匣子告诉记者：“十多年了，我们实验室现在有时还会用到它。”

　　不过，未能从张尧学那里获得开发权的华为，却获得了战略性的启示。在一份华为公司签字盖章的文件里记者看到如下内容：“华为后来的成功源自张尧学博士第一台路由器的启发，对此华为表示衷心感谢！”

　　也许应该表示感谢的，还远不止华为。在第一台路由器研发成功后，张尧学向当时主管信息产业的中央领导上书，建议大力发展路由器技术。建议的直接结果是政府开始为路由器设立专项研究，大力支持相关产业开发。然而当国内很多科学家纷纷投身于此时，张尧学却功成身退了。

　　“路由器的基本技术有了，剩下要研究的东西尽管很多，但像如何提高转发速度等，需要有大设备和大团队支持，企业做相对更好。于是我开始转向透明计算的研究。”张尧学如此形容他对科研的态度：找点儿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研究着好玩，经费和成果都没有这个过程中的乐趣来得重要。

　　“透明计算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张尧学认为，现在人们消费电脑产品时，不知不觉中购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比如有人只想处理文档和看电影，但他却仍然为图像处理等不相关软件付费。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和网络连接、汇集了大量软件和资源的主机？个人只需要购买一个空白的小终端，然后按需从主机上提取软件。这样不仅节省成本，而且让人手一份的杀毒软件也变得多余——保护一台主机足矣！基于这个理念开发的索普卡电脑，自新千年初研发成功以来，已经大量应用于“教育口”等领域，不仅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更为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网络的学科发展建立了崭新的方向。

　　然而令记者颇感意外的是，在张尧学的心目中，他更看重自己后来在教育领域所做的事情。

　　1995年，清华大学推荐张尧学到电子部任职副司长；1997年又从电子部返回清华，出任清华和美国IBM公司合资企业——鼎新公司的总经理，进入商界。1999年，张尧学调到教育部科技司任副司长、司长；2001年6月至2009年7月坐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除了没当过兵坐过牢，别的生活我都体验过了。”前不久刚刚调任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任主任的张尧学，如此点评自己的前半生。

　　在新书《大木仓的记忆——十年高等教育管理与实践》中，张尧学记录了在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大楼里纵横改革的“光辉岁月”，那段日子他忙得连上洗手间都要跑步来回：在高校推行4000门精品课，万本新教材，鼓励教授走上本科生教学讲台。

　　推行英语教学改革，针对“哑巴英语”的问题强调听说能力，虽然有极少数的“大牌”英语老师强烈反对，但新的四、六级改革方案还是毅然决然地出台了。张尧学告诉出题专家们，从CCTV9或者CNN的英语新闻里直接挑片段来考察学生，“我的很多出题理念跟托福相近，而且比托福的改革早一年！”

　　此外，他还推行网络教育、高职教育方面的锐意改革……

　　“性相近，习相远，教育对人的塑造非常重要。我很欣慰地看到，高教改革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尽管他们不知道是我做的。”张尧学尤其提到了他在全国大学生中间推行的一项创新性实验改革：在全国挑选一万五千名大学生，每人由国家出资一万块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求只有一个：完整地记录下自己做的事情，学习如何做事情。“学生是非常有创造力的，问题是怎样鼓励和激发他们。例如北师大有几个学生花了半年时间调查了北京所有的亲王坟，这就很了不起！如果这些人里今后能出一个像比尔·盖茨或超过他的人，那该多好啊！”

　　问起现在最让张尧学幸福的事情，他的回答再次令记者大呼意外。“我的名字居然有机会和林语堂摆在一起！”原来，一直忙着“做大事”的张尧学还先后出版了《侘寂天涯》、《又一个清华》等多本文集。“有一次逛书店，我翻开一本散文集，林语堂、冯一代等大家之后是张尧学的名字，可把我乐坏了！”（邹曦）

转自 北京科技报 2009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