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在1945年学的是化学，1947年又改为学物理。当时面临的问题：到底是该献身科学，还是该献身革命——这是摆在每一位同学面前的单选题。”今年82岁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是一位有着62年党龄的名副其实的老党员。这位当年的地下党的追忆和诉说，颇具代表性地诠释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岁月中是如何做出去留抉择的。

办“新报”被发展成地下党

　　何祚庥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高祖曾任李鸿章淮军的后勤部长，曾祖曾在扬州任主管盐政的道台和负责长江航运进出口贸易的汉黄德道，伯父曾追随过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并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47年，何祚庥经过考试由上海交大化学系转学至清华大学物理系，当年对爱因斯坦颇感兴趣的小伙子并没想到，他自此踏入了见证新中国诞生的最前沿，甚至加入了地下党，为夹在黑暗和黎明之间的新生的祖国助力催生。

　　进入清华，何祚庥和新同学中愿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成立了一家壁报社《新报》。新报者，新同学之报纸也，“新”也是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意思。这份发表在食堂附近的报纸每周一期，因为形式新颖、内容活泼，看的人很多。1947年11月的某一天，和何祚庥共事的同学突然问他：“我们工作了这么久，看你表现很积极，我们愿意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你愿不愿意？”原来，是清华园地下党注意到了这份传播进步思想的新报纸，打听出创办者之一的何祚庥在入学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

　　“我听了这话，真吓了一跳！因为虽说民主青年同盟里可能会有共产党，但我没有想到和我联系的顶头上司就是共产党员。”何老解释说，参加民主青年同盟还只是参加社团组织，而共产党是全国性的政治组织，“那个时候参加共产党，大家都懂得要随时准备献身，一旦出了事是要掉脑袋的，那个时候就是有生死问题。”考虑了片刻，何祚庥郑重地点了点头。

　　献身科学，还是献身革命？

　　当何祚庥还在上海交大念化学的时候，同学们人人膜拜的居里夫人在年轻时所面临的重大抉择，也摆在了年轻的学子们面前：到底是献身科学，还是献身革命事业？

　　“那场争论很深刻。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情况，认为当时中国太落后了，教授的薪水都发不出来，我们的助学金也很少，饭也吃不饱，科研机关纷纷关门……中国毫无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何老笑称，当年献身科学的唯一道路就是“献身”美国——出国。但当时出国费用很高，即使家庭状况相对于工、农、兵要好得多的何祚庥的家庭也拿不出那么多钱，而唯一的办法——争取奖学金，尚在学习期间的何祚庥也不具备竞争资格。

　　经过一两年在集体宿舍内的反复讨论、争论、辩论，大家认定“科学救国”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最重要的就是打倒国民党，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后来，何祚庥的一个同学果真去了美国，“那个同学家庭比较富裕，富到什么程度呢？他的伯父是当时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上世纪80年代何祚庥去美国访问还和他通了电话，得知他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当所长。“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也在当所长。”何老感慨地笑了，“这就是当时我们选择的两条道路——当然这是后话。”

　　就在北平和平解放的一个月前，为防师生员工被流弹误伤，“护校委员会”要求大家集体住到学校最结实的房子里去。何祚庥所在的物理系便在科学馆最底层打了地铺。伴着隆隆的炮火声，师生们相守夜谈，“大家都认为国民党必败——当时天津不是已经解放了吗？问题是北平解放以后，中国将有大变化，我们怎么办？”有不少同学纷纷表示走向进步：“我不念书了，要参加革命去！”当时物理系钱三强教授则指点着身边的学生们说：“我看解放后要建国，建国就一定会发展原子能、发展原子弹！把你们这些物理系的学生统统给我都不够用呢！还是好好念书，等中国发展原子弹吧！”当时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何祚庥却暗暗地不以为然：“我怎么没听说共产党要搞原子弹？再说还有大半个中国还没解放呢！”回忆至此，何老说：“其实，钱老师的话是对的！他是很有远见的！”

　　“后进学生”原来是“上级”

　　伴随着渐渐消退的炮火声，傅作义的部队退回北平城内。清华园解放了！

　　听说有解放军进入清华大学，何祚庥和同学们跑去看有“人民之师”的解放军到底长啥样。“啊，那真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白马将军’！”何老仍赞叹着回忆说，是一位团政委级别的将军，骑一匹高头白马，从学校南门进入清华。“当时围观者人山人海，他寸步难行，只好下来牵马慢慢走进来。”由于当时的校长梅贻琦走了，学校群龙无首，护校委员会请周培源教授负责接待并介绍清华。有句话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可这位白马将军却文雅得很，他宣布：解放军一定保证清华园师生员工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一简短的讲话当即大受欢迎！”

　　何祚庥不禁回想起抗战刚结束时，自己在上海迎接蒋介石。“十万人夹道欢迎，并不是有组织的，确实是自发的。但没过多久大家就失望了，因为接收大员们大搞‘五子登科’——抢票子、抢房子、抢车子、抢金子、抢女子。”正是由于“五子登科”，促使何祚庥加入了“靠得住、信得过”的中国共产党。

　　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市的共产党员一起开了个大会，地下党见了光方才彼此见面。由于一直是单线联系，会场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哦，原来你也是（党员）啊！”

　　“甚至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也不知道彼此都是地下党！”何老笑着讲起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真实例子：在清华大学直接联系他的上级是经济系叫游兆丙的同学，有一次参加“民青”的同学向何祚庥报告说班上有个“大落后分子”，游行不参加，学习不参加，上课也吊儿郎当，经常在宿舍里睡大觉。“我一问名字，这位‘落后’同学恰恰是我的上级游兆丙！”原来，为了自我保护并保护党组织，越是“资深”的地下党，越是以灰色面目出现。何祚庥只好不动声色地回答：“你慢慢做工作吧。”

　　我们也是革命的见证者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出席了这次历史性大会的清华教授张奚若、吴晗回校后，立即召全体师生员工开大会传达盛会的召开。让何老记忆犹新的是张奚若的一番讲话——“我年轻时参加了辛亥革命，很多年轻人拜访我时，都羡慕我有这段革命的经历。我要说，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成立是伟大的，但现在的这次革命比辛亥革命伟大得多！辛亥革命完全不能与这次革命相比！”

“他以自己的亲眼目睹对两次革命做出评价。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给我们的感觉是震动加激动，因为我们也是见证者。”何老自称并未对历史洪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即使作为支持者的作用也很有限，“那时我们太年青，对革命懂得太少了！但我非常荣幸，在年轻的时候曾参与那一场历史性的革命中！”（姜葳）

　　●何祚庥简历

　　何祚庥，1927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使之成为“聚焦率”颇高的新闻人物。由于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杰出成就，被称为“两栖院士”。近年来，又致力于太阳能利用的研究。

转自 北京晨报 2009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