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

王永兴(1936)

编者按：

本文选自王永兴学长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书中扉页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恩师陈寅恪先生，纪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受业王永兴拜呈”。

陈寅恪先生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旧历五月十七日，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近年来时常想念先师陈寅恪先生，有时梦中在先生身旁，音容宛如昔日。醒来和锦绣妻述说梦中的情况，感到凄然。我时常问自己，亲承先生的教诲多年，对先生了解多少？了解的是什么？

1946年10月，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住在北平城里。一天早晨，郑天挺先生（当时郑先生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打来电话说，雷海宗先生（该时雷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在电话中告诉郑先生，寅恪先生已回到清华，目疾治疗无效，双目失明，他提出要王永兴作他的助手。郑先生还说，北大已同意，要我这两天就去清华。放下电话，我匆忙赶到西单大街坐清华校车到清华。我走到新林院五十二号门前，师母正在院子里，我行礼拜见师母，跟着她走进书房。先生显然听到师母和我在院中讲话，站在书桌前等着。我行礼毕，先生握着我的手，他面容清癯，但精神还好，笑着说，“你来得这样快。”同时，摸索着书桌旁的沙发，我扶着先生坐下。十多年不见，先生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感到凄怆，含泪坐在他身旁。先生问我的生活，接着就说到备课，先生决定在历史系开一门课，讲授唐史。此时，雷海宗先生来访，他转述校长梅贻琦的话，劝寅恪先生休养一二年，等健康恢复后再授课。先生婉辞，雷先生不再提开课，只说，在家里讲课吧，要学生们来，先生同意了。

午饭后，先生命我去中文系，请中文系安排他授课的时间，他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当时，先生是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从我和先生见面后几个小时，看到先生双目失明和健康不佳，内心一直感到凄苦。听到先生的话，我冒失地说：“您身体很弱，在历史系讲一门课已经够累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讲课？”先生看了看我，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就这样，先生开了两门课。

先生为人在各个方面从不特殊，旧日清华的教授大多数每年开两门课。当时先生开两门课不特殊，也特殊。先生自少年时即体弱多病（见先生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七）关于寅恪之婚姻（补文）》，石泉整理，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抗日战争八年中，颠沛流离，温饱都成问题，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教学研究不辍。后又远渡重洋，双目失明，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在这样情况下，以超人的精神意志，坚持开两门课，似不特殊，实特殊也。

“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的内涵是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是真理。先生是义宁陈氏忠义之家的第四代，渊源于贤者之门，不是偶然的。

我从先生受教始于1937年冬季，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合并成为临时大学。我选修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1938年春夏之间，学校迁至云南，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先在蒙自，后又迁至昆明。先生一直是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讲授两门课。在昆明，先生居住在翠湖之滨青云街靛花巷。“我拿国家薪水，怎能不干活！”听先生这句话，我想起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讲课的情景。西南联大借用文林街昆华中学的教室上课。从先生的住处到昆华中学来回约四里，又要上坡下坡。我们二十几个学生静坐教室里等着，先生抱着用黑布包着的一大包书走进教室，满头是汗，在两块黑板上抄写讲课要用的史料，然后坐下闭目讲课。

我记述1946年寅恪先生在清华讲授两门课，又联系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讲两门课的情况，旨在说明先生一生的教学都是如此。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不同，每次内容都是新的。先生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从1946年到1948年，先生备课讲课时，我始终在他身边，为他读《通鉴》和多种史籍，检视史料，他口授我抄写讲课纲要，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史料。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他认为平常事。全中国有几位教师能像先生这样教学，培育青年，这就是先生所说的“怎能不干活”的深刻含义。先生在1929年5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的后四句云：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为人”之典出于《荀子·劝学篇》，荀子云：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何谓为人，即读书为了给别人看，得到吹捧，自吹自捧，得名得利，得到各式各样的官，头戴各式各样的高帽子。何谓为己，即“读书不肯为人忙”，先生有正确的解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文所云读书为了得到吹棒，为名为利，是俗谛；上文所云先生忠于教学职守，是真理的发扬。下文谨述先生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是极高的史学研究造诣，也是真理的发扬。就先生而言，前者属于做人，后者属于治学；前者为高尚道德品质，后者为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二者同源一体，不可分割。不学习和了解先生的做人及其质直的思想感情，就不可能了解和学到先生的治学和学术成就。

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多种史籍文献。前四种书，先生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要我事前准备。后三种书和其他有关的书，需要时先生命我检阅。大书桌旁摆着两件小沙发，我面对先生坐着，我的背后是一书架经常使用的书。先生特别重视《通鉴》，首先听读。我一字一句地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通鉴》听读完毕，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口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 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

《通鉴》通读完毕，同样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先生口授，我写下类似讲课纲要也类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我陪侍先生在窗前的阳台上散步，阳台的东头是一丛月季，西头是一丛丁香，东西来回走着，有时先生问我院中花草树木的情况，他心情很愉快。

先生在清华新林院的住房相当宽敞，书房对面一间大屋子作为教室，先生指定讲课要用的史料，在上课前，我写满两块大黑板。先生准时讲课，我扶着他走进教室坐在藤椅上，并禀告先生黑板上写出史料的顺序。先生即闭目讲课，讲授过程中，时常要增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写在黑板上，并念给学生听，两节课，中间虽稍有休息，先生已很劳累，靠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我做些有关备课和学生作业的事。

中午，我在先生家吃饭。我扶着先生坐在饭桌旁，师母在厨房帮助忠良（忠良姓陈，在先生家工作十多年，人如其名，实为先生家人）。饭菜端上来，我按习惯禀告先生，并按先生的指定把各种菜都放在先生面前的盘上，把汤放在先生面前的小碗里。每餐先生吃的都不多，饭后，我扶着先生走到阳台上。先生习惯散步片刻，然后午休。

从备课中可以看到先生极重视《通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先生说：

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今草兹稿，可谓不自量之至！然区区之意，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原不敢谓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中也。

读先生此书为读《通鉴》之参考，这一方面是谦辞，又不仅是谦辞。我认为应从先生史学渊源来理解。“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此意屡见于先生著作中。司马君实之书乃宋贤史学的代表作，寅恪先生史学直接渊源于宋贤史学，谓其主要渊源于《资治通鉴》，亦无不可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长编考异之治史方法，乃先生史学的两个方面，均可在《通鉴》中得其根源。欧阳永叔的史学思想亦为先生史学思想一源。凡此，均当另文详述。总之，寅恪先生直接继承宋贤史学而又发展之，可确言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把清华园作为兵营。礼堂和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为马圈，房屋大量被破坏。日本投降后，清华返回故园，住房缺少。我当时年轻，居住城里，清华的紫白校车每日从早晨七点到晚九点，有多次班车，来往很方便，我没有想到向清华校领导请求分配住房?1947年1月中，清华庶务科通知我说，分配给我三间住房，在西校门外喇嘛庙（即颜家花园），要我去成府找颜惠庆的管家，由他领我去看房子。这是颜家的一处房屋，清华租来作为教师住房。庶务科的通知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且迷惑不解，我没有向学校申请住房，历史系和雷海宗先生也没有向我说过住房的事。但我还是踏雪去看了房子，一所大花园内的三间宽敞大瓦房，在西校门附近。不久，我搬入新居。同时向先生禀报并形容这所花园的情景：花园的前半部，也就是我的住房所在，是一处松林，还有几棵高大的白皮松；花园的后半部是坍塌的殿堂，周围杂乱生着很多花草树木。先生告我，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延烧了喇嘛庙后半部，高大殿堂坍塌了。颜惠庆买了喇叭庙，所以又名颜家花园。先生又说，他曾去过颜家花园，很喜欢那几棵白皮松。

这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天空晴朗。先生心情愉快，和师母说，他要去喇嘛庙看看那几棵高大白皮松和旧日园林。我陪侍先生乘车前往，先生在松林中徘徊，四处顾望。先生的双目还有一些光感，角度适当还可以看到一些景色。我扶侍先生走到每一棵白皮松前，他抚摩着挺拔矗立苍劲的树干，仿佛在回忆着什么，思考着什么。在一棵白皮松前，先生仰望树顶，他看到了在阳光照耀下一片苍绿，问我：“这是最高最老的一棵吧。”他双臂围抱树身，可能是要量一量这棵矗立天地之间的大树。它经过多年动乱仍然自强不息地在增长着。接着，我扶侍先生看看坍塌殿堂和许多不知名称的花木。先生有些累了，我请先生到我的住房里休息喝茶。我领着我的长女珠眉到先生膝前，孩子向爷爷问好，先生抚摸着孩子的头发，笑着问着。

回到新林院时，师母站在阳台上等着，先生笑着说，出去的时间稍长一些，但他并不累。

从城里迁居喇嘛庙后，下午我也常在先生家里，看学生作业和到系里校里办事。

先生喜欢听京剧，特别是张君秋唱的望江亭。一次，有客人来访，说张君秋唱的望江亭改了几个字，已灌成唱片，市场上可以买到。我知道先生的心情，向他提出我进城去买改了几个字的望江亭唱片。先生笑着同意了，并嘱咐我，改变的是哪个字，在商店当时就听一听，我按先生的嘱咐买回唱片，先生很高兴，立即听了，并说，是改动了几个字，更好了。

侍读先生之侧，我很愉快，感到幸福。至于学校为什么主动地把喇嘛庙的房子分配给我，不再去想。

1990年，清华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并决定编辑出版纪念论文集，刘桂生先生和他的弟子欧阳军喜君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刊载于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编），他们查阅清华大学校史档案，在1947年档案中有如下一封信：

月涵（永兴按：“月涵”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吾兄先生左右：

王永兴先生住宅事当由雷伯伦先生（永兴按：即该时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面商，兹再由内子面陈一切。鄙意有二点请注意。

（一） 规则问题：清华住房之规划或有困难，但王先生系北大之教员，暂时以友谊关系来住清华，助弟授课，若以客人之身份暂住适当之房屋，似不在前定之规划限制之内，可否通融办理，或有其他办法则更佳。

（二）事实问题：若王先生无适当之房屋，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勉强继续此种不安之情态，恐亦不能过久。则弟之工作势必停顿。思维再四，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解决之法唯求吾兄曲念苦衷及实际困难情形，设一变通之策，谅亦不至有他种同类情形援此例以阻碍规则之施行也。详情悉由内子面陈，敬希鉴谅为荷。专此奉悉，并候俪祉。

弟寅恪谨启（一月十三日）

（永兴按：此信据刘桂生、欧阳军喜文??录，未能与清华校史档案原文核校）

敬读四十三年前先生致梅贻琦校长的信，我如大梦初醒，悲感万分，为了我的住房，先生写信，师母亲临梅家。几十年中，先生和师母从未说过。长时间中我受到先生的护持也竟不知，而今禀谢无由，至感悲愧。此时，我想到旧日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先生乃厚德之人也。

从1946年到1948年间，学校和历史系三次要寅恪先生填表，表的一栏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先生口授我写：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在历史系、中文系讲课在此范围。从此时至1965年，先生撰文19篇，均在此范围。至于从1954年开始撰写的《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两部长篇专著，则是例外。

从1946年以后，先生治学范围缩小，如在昆明西南联大还讲授使用梵文、藏文等多种语文的佛经翻译文学课，此后不再讲授。这和先生双目失明有关，也表现先生治学的原则和精神，即由博返约也。

有几次朋友来访，我侍坐先生之侧，恭听谈论，来访者提出有关梵文、藏文以及佛典诸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总是说，他已将梵文等放下多年，不敢再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了。先生通晓梵文、希腊文等二十余种文字，但我侍读先生之侧这三年以及我从先生受业多年之中，我从未听先生自己说过他通晓多种文字。我体会，对他来说，通晓多种文字是一件平常事，是应有之事，不需要也不应该特意去说。先生的身教使我懂得一个读书治学的人应该具有谦谦君子的精神。

1948年12月，自东北南下的解放军攻占昌平，国民党败兵有些逃到清河，离清华园不远，清华校内人心惶惶。先生师母都已年老，又都体弱多病。在战火临近之际，只能回避南去。北平城内的胡适先生打来电话说，一二日内有飞机飞南京，可能是从北平南去最末一班飞机，可以给寅恪先生一家保留座位，要求寅恪先生一家立即进城等待，明日早晨派汽车来接。事情这样紧急。晚饭后，我立即来先生家，在书房里，先生、师母、忠良和我商量明晨进城的准备。时间很短，先生吩咐：我协助师母挑出先生要带走的书籍稿件，装满一皮箱。又说，先生师母全家走后，家具等等由忠良整理，移出清华，存放它处；我负责整理书籍，装箱，移出清华，存放它处。夜深，师母回卧室，忠良回后院。我侍坐先生身旁，心中感到凄苦，先生南去，不知何时再回清华，不知何时再为先生读《通鉴》，再为先生写黑板，再陪侍先生散步。先生很平静，问我今后有何打算，如何安排。师母本已嘱咐我不要问先生南去后的计划，免得先生不愉快。我忘了她的嘱咐，突然问先生，到南京后如何安排？先生看出我心情不平静，不仅未生气，反而平静而慈祥地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谈话，但万万想不到，此后就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1948年3月，先生和师母在清华园寓庐后植海棠，有诗云：

北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

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

江城地瘴怜孤艳，海国妆新效浅颦。

剩取题诗记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

（见《陈寅恪诗集》）

这首诗很好地记述了寅恪先生当时在清华的生活和心情，“种花留与后来人”更有深意，故取为本文标题。

　　　　　　弟子王永兴敬述

　　　　　 1996年3月6日

（原载《学术集林》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