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红耘（１９７４）

从清华毕业已经整整３０年了，往事历历在目。在清华上学四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后来回学校做访问学者一年，我有幸在清华学习、工作、生活七年。在这里我们学习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学习科技知识和工作技能。

李红耘学长

从一个平凡无知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今日中国首家大规模生产ＳｒＴｉＯ压敏电阻企业的技术主管，我深深得益于清华的培养和浸润。

我与清华的不解之缘来得非常突然。１９７０年夏秋季节，我作为一名知青代表参加了陕西省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和许多知青代表一样表决心“要扎根农村广阔天地干一辈子革命。”有一天，延安代表团团长，当时的延安军分区司令找我谈话，说清华大学来延安招收大学生，地区要推荐我去上大学，我感到十分不解，我们刚刚表决心，你又动员我去上大学？司令员严肃又和蔼地说：“这并不矛盾！”，于是我被安排在省城医院进行体检。１０月里的一天，县里欢送我到延安地区集合，地区领导组织我们这些由十几个县里选送来的十几名（每县一名）知识青年参观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革命纪念馆、王家坪烈士陵墓等，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发扬延安精神，学好本领，毕业后还回到农村继续为改变家乡面貌而奋斗。我们是在树立了这样的信念以后来到清华园的。

我学的是特殊非金属材料专业。

笨鸟先飞　勤奋学习

我很赞成“笨鸟先飞”这句话。我１９６７年初中毕业，由于“文革”的影响，初中课没上完。１９６８年回乡务农，１９７０年１０月进清华大学，１１月底就开门办学到唐山了，直到１９７１年的秋冬才回到学校上课，相当一部分基础知识没有来得及学习，因此理解能力差，学习比较吃力，每学一门课，往往要比基础好的同学多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加之当时的各种活动较多，为了既不耽误活动，又能学到东西，就得勤奋，就得多吃苦。为此我常常利用星期日时间带几个馒头到教室，学习到很晚才回宿舍。虽然学的很苦，却能获得较好的成绩。

开门办学使我们有机会和老师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编教材，一同下工厂，一起进行军事拉练。记得那时老师带领我们走遍唐山的十多家陶瓷厂，参观各种不同陶瓷制品的生产工艺及不同的生产设备。那时胡多闻老师年事已高，带我们去各个陶瓷厂考察不同类型的窑炉时，他总是不怕脏不怕累，第一个爬上爬下，对炉体结构尺寸、材料，加热方法，控制部分，包括工人师傅的操作经验等都进行仔细观察、虚心请教，认真记录。工厂的领导和工人师傅都对胡老师赞不绝口。我们这些学生自然更是暗下决心：必须象胡老师那样对待学习和工作。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对我毕业后３０年的人生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毕业设计时我们组的课题是热压铁氧体磁头材料的研制，指导老师是周志刚教授，他带领我们去国家情报所和北京图书馆，教我们怎样查阅资料，怎样设计试验方案。我们的课题是在北京７９８厂进行的，周老师教我们如何利用工厂的现有设备和试验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且以工厂的利益为重，要以最低的成本力争最好的效果，这些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在我们以后走向社会和工作岗位的几十年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毕业留校后担任化工系团委书记，主要负责学生工作，我坚持住学生宿舍，和学生打成一片。我用自己微薄工资收入帮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有一名女同学因病住院，我在医院照顾她，一边从思想上开导，一边从生活上关心帮助她，使她的病情逐步好转。我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挖掘学生中的文艺体育爱好者的才能并给予他们施展的机会和场所，使系里的文艺体育等活动开展得生机勃勃，涌现出多名文体积极分子，在学校和北京市的各种相关比赛中均获得了好成绩。

毅然回乡　建设家园

学校的环境优美，系里的工作顺心，我能够从农村山沟里来到首都北京，又在全国名校工作真是十分幸福。可我魂牵梦绕的仍是家乡“情结”。陕北黄土高原连年遭灾，家乡的贫穷落后，村里领导班子瘫痪，人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光靠国家的救济粮不能解决问题，全村有几十人靠出外讨吃要饭过日子。１９７４年暑假我回家时，家里为了招待我，到别人家里借了两斤小麦；村民请我吃饭，拿出陕北最好的荞面合烙招待，而他们自己连小孩都吃米糠和棉蓬（一种野草籽）窝头。看到这种情况，听到村民的许多意见，我很着急，当即下决心要回到村里，改变这种局面。回学校后我立即递交了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可学校一直不批准我的申请。１９７５年夏季，我利用暑假期间去河北省西铺大队和沙石峪大队学习锻炼取经，更坚定了我回乡的决心和信心。我们村自然条件比沙石峪要好得多，没有理由搞不好。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学校终于批准我的申请，并由学校和系里的领导去县里联系，安排我回县里工作，但我坚决要求回村里和农民一起劳动挣工分。１９７６年元月８日，我正式回到村里。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在完全不脱产的情况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几十名讨饭的农民很快回到村里。我带领社员们一起修水利，植树造林，科学种田。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集体经济有较大发展，社员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县里个别领导的政策水平较低，加之他们到农村来时我没有陪吃陪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批判所谓“四人帮的黑爪牙”的活动，我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批判会从村里的全体社员大会到公社的三级干部会，最后到全县的三级干部大会层层升级。有几次大会是在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山上进行的，来势凶猛而且毫无说话的机会。那时我感到十分冤枉，甚至不只一次产生过跳进大坝里以示清白的念头。好在及时得到县里许多正直的领导和干部们的关心以及全村社员的支持，还有清华附中的５位到我们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时刻陪伴，我终于顶住压力坚持下来。由于并未撤掉我的职务，我得一方面挨批，一方面继续安排村里的工作和新年秧歌大会演。我们的秧歌队无论到什么地方演出，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直到县里派人到学校调查，系里的领导和老师同学们如实反应情况，说明并不存在受四人帮派遣之类的问题，批判之事就此停止。

母校始终是我精神和工作的坚强支柱。

辛勤耕耘　艰苦创业

１９７９年３月，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精神，我被安排到咸阳７９５厂工作，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红耘”这个名字是我１９６８年回到农村时改的，意思是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做一个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后来，进入工业领域，我连续筹建了四个工厂，同行的朋友至今打电话时还直呼我为“创业者”。作为清华人，我觉得，埋头耕耘、艰苦创业就是我的本色。到７９５厂后，我被安排到压敏电阻车间，参与ＺｎＯ压敏电阻器的研制开发，当时对压敏电阻器所知甚少，主要资料都是外文的，为了能够看懂英、日文的资料，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并同时参加了工厂的日语培训班。在国外专利及有关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大量反复的试验，研制出国内最早的ＺｎＯ低压压敏配方和中压配方，改变了过去高、中、低压压敏电阻全部采用一个配方，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无法满足用户需要的局面。

１９８８年我应广东佛山石湾镇的邀请从咸阳７９５厂调到石湾镇，主持筹建了广东第一个生产压敏电阻器的工厂。由于产量小而满足不了市场的急需，又于９０年在佛山电子集团属下无线电六厂建成中外合资佛山市东港电子有限公司。在原７９５厂巫智方总工程师的指点下，我们引进台湾中高压电容器生产线生产ＺｎＯ压敏电阻器，设备投资小，见效快，自动化程度高，大生产一致性得到很大改善，为中国压敏电阻器产业化开创了先例。由此，国内同行各厂家全部引进台湾中高压电容器设备生产压敏电阻器，使我国压敏电阻器的产量质量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１９９２年我来到广州经济开发区，参与筹建了广州福特敏感电子有限公司，规模化生产ＺｎＯ压敏电阻器， 成为当时国内最大压敏电阻器生产厂之一。

１９８８年至今，我在广东佛山、广州两地先后主持筹建了三个工厂及外资公司，参与筹建了一个合资公司，在筹建工厂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从找资金，找厂房，设备材料考察与谈判，订货到安装调试，从投料到市场开发销售回款等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是边学边干。

２００１年，在材料系黄勇教授和张中太教授的鼓励及单位的支持下，我作为国内访问学者回到母校学习工作一年。阔别二十五年以后再回到母校，心情非常激动。学校的环境更加优美，学术氛围更加浓厚，老师学生都更加勤奋，而且团结友爱、蓬勃向上的良好精神面貌深深地感染着我。我不由得鼓足干劲，在安排好试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选听了材料科学基础、纳米材料与器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十多门课程。

我在张中太教授指导下进行ＴｉＯ压敏－电容多功能元件的研制。张老师给予及时严格的指导，同时也给予宽松的研究环境和气氛，唐子龙副教授给予具体的指点，实验室年轻的同学们给我以热情的支持和周到的帮助，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导师和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达到设定的技术指标。

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３年，我在功能材料，硅酸盐学报，电子元件与材料，稀有金属与材料等多种核心期刊及各种会议上发表有关ＳｒＴｉＯ和ＴｉＯ压敏电阻的论文十多篇，其中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在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上发表的“ＣｅＯ掺杂对Ｎｂ－ＴｉＯ系压敏电阻陶瓷电性能的影响”一文被评为优秀论文。

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条件多艰苦，我深深感到，发扬延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清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就能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