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庄无咎（1970汽车）

1964 年夏天天气很热，政治气氛也很热。国内“四清”搞得很紧张，反映农村四清的扬剧电影“夺印”到处在放映；姚文元的文章正在炮制，老毛给林彪交了底——要搞中国赫鲁晓夫……国际上中苏论战正酣，中央台夏青播送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字正腔圆。虽然多年后邓小平也说：“……讲了许多空话……中方也不一定都对。”但当时却要把报纸勾勾画画，当圣经背下的——以备“政治”要考。其实双方争的是圣经解释权。

学校里在大力宣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主要是动员考不上大学要下乡，避免造成大量城市失业人员。这也是“文革”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奏，只是人们还没有习惯。各方面组织了不少活动：从“学习回乡务农的董加耕”(江苏推向全国的典型)，到看话剧“年青的一代”(到艰苦的边疆去)。当时全国高校录取率5%，城市高一点也不超过10%。所以有“鲤鱼跳龙门”之说——高考决定命运。就像壶口之下的“龙门”就是鱼龙分界线。2013年夏到阿拉斯加州凯赤坑看到大量三文鱼朔流而上，奋不顾身，真是很形象。无锡下乡是到苏北北部，就是蒯大富老家——滨海附近；少数去新疆。因为没有身临其境，体会不深。还是在懵懵懂懂中，高考就一天一天临近了。那时家长对报考志愿和学习不过问，基本放任自流。学校也不辅导，自己按兴趣填好了，也就是班主任看一下，不太离谱的都会通过。我对志愿倒有明确的实用想法——考工科：实业少不了，饭碗打不掉。也有心仪专业——铁路。大家庭中三叔全家和四叔都在铁路上，每年两张免票很吸引人，可以到处跑跑看看。也很向往老牌的唐山铁道学院。

只是因为同学的撺掇，报了清华，班主任蔡老师也点头了，唐院就放第二志愿，说来还有点偶然性。考前也不那么紧张，与平时不同的是会有几个相好同学结伴做些题，晚上也不会超过10点半，在无锡电台《二泉映月》结束曲前就寝。

当年是七月中旬高考，那几天有三十七、八度，趴在桌子上都是热的。考场里不要说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就是往地上泼点水，条件好一点的放些碎冰，很快也就化掉了。如今想来，高温天高考有其好处，顺便考核了学生的心理和体质。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我们的考场就在本校——无锡七中，原名江南中学（1930年建）。当时校长还是民主人士，好像叫李公威，不常来校，只见过两三次，平时都是党员副校长管事。校中还有个古迹——明朝东林党人高攀龙住处。得知魏忠贤派人来捕，自行投塘。投水处立有郭沫若题石“高子止水”。“文革”后恢复江南中学，改成仅有初中。前年修地铁，又不知迁哪儿去了。变化太多，连母校都没有了。

考场当然是换了教室，座位也是打散了的，我旁边是个外校女生，回家讲起，父亲还难得开了个玩笑：你老看人家干吗? 我从家到考场步行半小时，中午回家吃饭后下午再步行去。骄阳之下，捡梧桐树下而行，也未感辛苦。路上有根4分钱的赤豆冰棍即是很好的冷饮了。考题感觉还好，有一两题难点。考过也就丢开了，回到老家宜兴散漫去了。“文革”中不知怎么高考的报名袋落到我自己手里，发现数、理、化正如估计的八十多分，而语、英、政都只有六十多。看来虽爱看小说，小学就看《镜花缘》，终究不是文人料，只能业余爱好。

老家是在宜兴西部——中等钲上，(南)京沪公路穿过，离县城十八公里。宜兴西部不及东部发达（东部靠苏、锡、常近），徐舍是个圩区，平畴四野，河网发达；水产丰富，稻花飘香。小河里摸蚌抓螺丝，池塘里采菱割鸡头米。我家祖上贫穷，长毛后期，曾祖在厘卡打杂，稍有改善。

后祖父创业，屡败屡战；从杂货店——蚕种场(当时国民政府扶持蚕桑，制种有补贴)，三年由亏转赢在望，日本人来一把火烧光。抗战胜利，建房人多，于是改做木行。生意好像还可以。加上节俭，有了点钱就买地。到解放前夕有了五个子女，百亩地。赶上了个工商地主当。虽不问政治，但也戴上了紧箍咒，若非三叔参军去了朝鲜，恐难逃更多苦头。

没有蒯大富好运，祖父有钱而好赌，赌光了去革命，赶上好时候。我父纯属白领，苏州蚕专(校长是费孝通的姐夫)毕业后进入宋子文系的苏州“中国丝绸公司”，而没回家干。解放初并入“江苏省蚕种公司”。始于南京，后迁无锡。历经动荡，总算安居也没下放。我生而不幸，未满月慈母见背，由伯父母抚养至小学毕业，居然没考上初中。父亲无奈次年将我转到无锡上学。每到假期，我都会回老家，幼时玩伴还有几个。某天午后，忽闻来电录取清华，高兴是有，却不能叫大喜，对人生道路影响还不太理解，只是赶紧准备行李。当时买布要布票，棉衣要棉花票，从未到过北方，总以为很冷，所谓“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也!印象深刻的是伯母缝的大红花布面棉被和父亲给的大皮箱，一土一洋，对照鲜明。也象征两段经历给我的影响。

回到无锡，中学同学走动不多，没考上的心情不好，考上的怕刺激别人。七中同学华敏生考上无线电系，毕业留绵阳。不久回无锡华晶电子，前几年得了胃癌，靠自己找偏方吃蜈蚣粉治愈。全市上清华约十人，分散于各校，不像现在重点学校集中，一、二、三、八中及一女中各一(二中即辅仁中学，为钱钟书母校)。托运行李时认得二中和八中的两位，他们居然分在水利系的一个班。毕业后他们分配安徽农场，很早就调回到无锡；一中的那个留校当了清华产业集团董事长，他与华敏生初中同学，可如今回锡都不来往。

当年京沪线火车到南京从下关轮渡过江，分三段上船，到浦口下船再编列共要两小时。京沪间共行驶24小时，如今仅要五六小时。那年我没水阻印象，或是我出发晚，还是老孔记错?我记得是63年发大水。

到了清华园，印象比现在好。南门进来路旁挺拔的白杨树林；典雅稳重的礼堂、体育馆；未完工的东大操场；东区澡堂西侧大片空地可学开车。感觉空间很大，不像现在满满的。同学也多朴实，虽然已有成份、政治面貌之分，还远未到“文革”撕裂伤口、壁垒分明、必须选边站的地步。

大课老师有水平，如数学盛老师，李欧；小课老师都年轻聪明如余敏和制图童老师。还有没架子的范钦珊。可惜好炉子只炼了个半成品铁。工作之后主要靠的是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总算没给学校抹灰。到了“文革”以后学习班就是“打成一片”了！程宏、孙大立、申理、庄人隽。记得实验室有个文化不高的老师傅清队被整急了冒出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给乐了半天——苦中作乐也!回望往事，感慨良多：似水流年五十载，往事似烟亦非烟，迷雾散去终不惑，回归常识到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