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方仲师(1908~1970年)出身于仕宦书香世家，出生地为北京。1911年底随父回归故里广州。其父为他命名嘉官，号方仲，显然期望他智圆行方，庚续仕宦家业。

他自幼受家学熏陶，奠下深厚的国学根基，擅长文章诗词。既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又受“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激荡，身处新旧思想缝隙间。

以他的家庭背景，走官宦道路当是轻车熟路，也是先辈所期待的。但他一出生，科举已经废除，做官也是他所轻蔑，不屑为之。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

以农为本 “陶”冶学术

方仲师自做抉择，自选方向，走自己的路。年少时即拒用“嘉官”之名，坚持以号“方仲”行世，显示其具有叛逆的性格。他抵制家庭只读四书五经与古文、不准入洋学堂的旧规，坚决北上求学，以求新知。

1922年五六月间，他回到出生地北京，先上汇文小学三年级，继而跳级进萃文中学，后又转入北京崇实中学，皆系教会学校。“五四”以来，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1925年，由于美国长老会主办的崇实中学校长(美国人)动手打学生，引发师生愤怒，他毅然放弃在该校的学籍，转入天津南开中学，以示抗议。

1926年9月，方仲师以高中一年级的学历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他认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沧桑世变，皆与“农”有关，入清华选农学系，源自于此。后因农学系被取消，转到经济系，也是为了研究农业经济，以实现其宿愿。入清华研究院后，选定“明代田赋史”为研究论文题目，更应与此相关。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三农”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有待妥善解决，而中国的国民经济长期以来基本上也是农业经济。方仲师终生的学术研究志趣，正是着眼于农业经济，围绕着“三农”问题而展开。

他所着力探究的田赋、户籍、人口等课题，以及由此而牵涉的银矿、白银、驿运、番薯的输入、预备仓、食货志研究、土地制度与利用等问题，无不直指“三农”，旨在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他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当说是潜心矢志，从未动摇，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而无恨无悔。

刚步入学术界的方仲师，是一位满腔热情、富有朝气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经济史，服务的单位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后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两家机构皆由陶孟和(1887~1960年)担任所长。陶氏是“中国最早的专业社会学家”，是中国社会学主要创始人。方仲师是陶氏门徒，一直为陶氏所赏识，且得到悉心培养，寄意“成璧”，这是方仲师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之始。

方仲师一生的学术实践，都致力于社会经济史学的创建、拓展。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他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如《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条鞭法》《明代黄册考》等，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起到开拓性和奠基性的作用，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被称为“明代社会经济史专家”。

扎根本土 放眼两洋

为了推进这一学科的研究，方仲师与志同道合的吴晗、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夏鼐、朱庆永、刘隽、罗玉东和孙毓棠等10人发起“史学研究会”，于1934年5月2日在北京宣布成立。尔后，张荫麟、杨绍震、吴铎、李埏、缪鸾和等先后加入。他们后来都是学术界某一方面的杰出专家。

“史学研究会”提出三大主张，即：一，“整个民族”为主体的“社会变迁史”；二，先有“专门的研究，才有产生完整历史的可能”；三，注重史料搜集，“没有大量资料，是不可能写出好的历史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今天看来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1944年9月，方仲师应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期两年的研究。1946年9月转往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当时，哈佛的阿歇尔教授和伦敦大学的托尼教授(1880~1962年)都是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阿歇尔是生产力(生产技术)决定论者，而托尼则相信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

与这两位学者接触、切磋学术后，方仲师对阿歇尔的理论并不欣赏，而对托尼的许多观点，或有认同或则相近。托尼是他在伦敦大学学术研究的指导者，方仲师自认受托尼“启发不少”。

托尼是费边学社(编按：二十世纪初英国一个工人社会主义派别，其传统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的创始人之一。他的《16世纪的土地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及《乡绅的兴起》等都是社会经济史的名著。托尼研究的不是纯粹的经济史，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叉史，这正是方仲师与其见解近似之处。

方仲师重视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辨，视历史资料为历史学的生命，并务求其完备。除正史、官书、政书、文集外，注重搜罗散佚于民间的文书、档案、文物、契约、碑刻等。他1934年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就积极参与清代档案的发掘整理。这批档案，嘉惠学林，许多学者，如汤象龙、罗玉东、刘隽、吴铎、李文治、彭泽益等，都据此选定课题，并取得丰硕成果。

为了掌握更多史料，方仲师总是趁在海外考察、研究之便，尽量利用时间到各国的图书馆去广为搜寻。他在日本，曾到宫内省图书寮、上野图书馆、东洋文库、金泽文库、静嘉堂文库、前田氏尊经阁等处，查阅和抄录公、私藏罕见之明代方志、文集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他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一文参考的书籍，就逾千种，其中多罕见版本。资料的翔实和丰富，是方仲师著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一直为学界称许。

实地调查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手段，历来为陶孟和所注重。加盟陶氏主政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方仲师对此不仅认同，而且亲身历练。1935年，他就同朱炳南、严仁赓到浙江兰溪县、安徽当涂县进行土地陈报的调查;1936年又与严仁赓往江苏、河南、陕西做地方财政的调查;1939年7月，受陶孟和之命，往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查农村经济，前后历时8个多月，并重点访问了延安(详见本期E1版文章《一位经济史家的“西行漫记”》)。

鼎足三作 “世界权威”

诚如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专家)所说，方仲师是一位“专攻经济学，而博学多能”的“通人”。但他的博是为了专，由博而返约。他博古通今，国学功底深厚，擅诗词;他学贯中西，在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期间，受过西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训练。他眼界高远，视野广阔，主张学术研究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局部的研究，应当观照整体。

方仲师著作宏富，他逝世后，他一生最后二十年所任教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派专人搜集整理遗著，2008年，中华书局又推出《梁方仲文集》，是迄今收录方仲师著作最完整的一部文集。我认为《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和《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三部，可称为方仲师的代表作，也堪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丰碑。

《一条鞭法》一文，早在1936年即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很快引起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巨大反响。次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历史学研究》杂志连载。1945年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特约请王毓铨先生(1910~2002年，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1950年回国就职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后曾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等职)对该文进行英文草译。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一条鞭法》和《释一条鞭法》(1944年发表)两文合并英译，并经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1914~1990年，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有海外“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校正，作为《哈佛东亚丛刊》第一辑印行。

费正清教授为英译本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历史材料搜集的卓识、分析材料的精细，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的透彻明确。指出“这篇专著是论及明朝后期赋税和劳役系统改换为以银折纳制度迄今最深入的研究，它对于近代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任何研究都有着奠基的作用”。在学术界，只要一提及“一条鞭法”的话题，大家自然地会联想起方仲师。

方仲师的最后一部巨著，是脱稿于1962年的《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此书上起西汉，下迄清末，首尾两千余年。对历代户口、土地、田赋分门别类，综合编辑，制成统计表格235份。全书近百万字，征引书目达325种，其中许多是大部头线装书，不下数千卷。据李文治先生回忆，这部巨著的图表，早在30年代已开始着手编制，40年代初在四川李庄时，也见到方仲师查阅古籍制表。

此书至1961年方脱稿，前后经历二十多个春秋。交稿后很快印出清样，原计划1962年出版。后因各种周折，又遭遇“文革”十年浩劫，竟拖至1980年才得以问世。遗憾的是此书出版时，方仲师已是墓草久宿，永远看不到、听不到史学界对它的赞誉了。

此书一出，中国史研究的名家，如杨联陞、全汉昇、佐竹靖彦、傅筑夫、彭泽益、谷霁光等先生，都交口称赞。记得1980年，我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出席由郑天挺先生主持的南开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聆听何炳棣教授作报告，在限定的15分钟内，他竟用了7分钟来称赞方仲师的学术，对此书尤其赞赏有加。当时我想：方仲师如果仍幸存并在场的话，一定会摘下眼镜，含有几分羞涩地笑道：“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

后来，何先生还满怀敬意地在他的《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一文中，称方仲师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此生所憾 壮志未酬

方仲师的一生，可谓是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是一位对学术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他识见太高，追求的目标自当远大。他本着先专题而后总体史的路径，逐步拓展其研究，以求最终建立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体系。

1949年后，先生苦心孤诣，夜以继日，力图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理想目标。经过三四十年代的四方求索和积累资料，五六十年代他的学术人生正当展开，可惜天妒英才，“文革”十年浩劫来临，“反动学术权威”“为三反分子吴晗辩护”等罪名，横加于他头上，超负荷的压力和折磨，让方仲师患了不治之症(肝癌)，竟带着未遂所愿的遗憾，于1970年5月18日，以不足62岁的学术英年匆匆离去!留下的是历史学界同仁的悲伤与叹息。

流年似水，方仲师撒手人间已经48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师生相处的情景，历历在目，宛然如昨。我经常想，方仲师数十年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其理想的目标，写出鸿篇巨制的信史，如《中国田赋史》《中国经济史》等。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如果能给先生一个安静的环境，他怎会如此遽然离去!他的理想不是可以实现了吗?

本文是梁方仲先生的弟子、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叶显恩研究员为梁承邺所著《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一书所作序，文字略有精简，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