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董润礼*（1966）

我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工程系的前身）1966年的应届毕业生。毕业后，母校根据我的第一志愿把我分配到了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里是我国第一个航天器发射中心。从此，我就穿上了军装，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随着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1976年我又被调到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直至1997年退休。在我国的航天科技战线上从事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30余年，先后担任过技术员、政治干事、参谋、副处长、团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军职总工程师等职，1988年授大校军衔，1995年授少将军衔。

插图：电子工程系（原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系友中有9位将军

南京解放军通信学院教授谢希仁（52）

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赵业福（65）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司令陈严彬（66）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副司令许四林（66）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原总工程师董润礼（66）

前任总参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副院长王苏民（69）

吉林军区政治部主任荆南飞（69）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校长王正德（70）

海军装备部总工赵登平（70）

现将我军旅生涯的回顾向师长、学长及学友做简要汇报。

我是怎样走上国防科技第一线的

这个问题得从我的理想萌芽说起。我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自幼家境十分贫寒。我４岁时就经常跟着父母跑鬼子（躲避日军的扫荡），深受日军侵略之苦。日军投降后，又遭国民党和还乡团之害。1948年胶东地区解放后，我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1957年我在烟台二中读高中时，广播中经常报道美国U-2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在我国某地上空侦察，从内心中萌发出对美帝国主义的极大仇恨。一天，我带着自己想了很久的一个问题去请教方老师，我问他有什么办法能够把飞行在两万多公尺高的U-2飞机打下来，方老师讲用地空导弹就可以。我又问：地空导弹怎么能够击中那么高的目标呢？方老师讲：地空导弹上装有无线电制导系统。虽然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激光制导、红外制导、景象配制导等亦被广泛使用，但“无线电制导”这个词从那时起就在我的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下决心要报考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一个科技强军、捍卫祖国领土和民族尊严的理想萌芽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逐渐形成。

1960年，我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深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迈向我人生理想的关键一步。在6年的大学生活中，母校从各个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科技知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为国为民的人生观也得以基本确立，原来的理想也更加坚定了，1966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分配时，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对我毫无吸引力，义无返顾地奔赴了荒无人烟的国防科技第一线。

说真的，那时在我的思想中没有丝毫的金钱观念，更没有怕苦怕累和贪图享受的念头，只为自己终于踏上了实现理想的道路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也使我深深体会到了理想的巨大力量。

我认为，“理想”确实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真正的理想应该而且必须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种理想才能永远为自己的人生导航，才能激发出无穷的力量，使你劈波斩浪，永往直前。

国防科技战线有无用武之地

综观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任何一个强大民族的背后必然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惜代价地把最先进的技术用到国防领域中去。经济是强国富民的基础，但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从敌人手里买武器去攻击敌人，这与冷兵器时代和传统的常规战争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现代国防科技从某些领域来讲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我们的航天发射实验场中，有国内最先进的单脉冲雷达、高精度连续波多卜勒测速雷达、大功率多通道的遥测接收及处理设备、大功率超远距离的遥控设备、完整的航区安全数据采集系统、大容量的计算机实时与事后数据处理系统、现代化的指挥显示与控制系统、光学跟踪测量与拍照系统；具有高可靠性的自动化测试发射系统；另外，还有与之相适应的卫星地球站、程控交换机、光纤通讯与时间统一勤务系统、气象预报及高低空危险天气警报系统等等。所以航天器的发射是千人一杆枪、万人一门炮的特殊战斗。

为了搞好航天器的测试发射和故障分析工作，我们还必须对航天器上的动力系统、制导系统、寻地系统、遥测系统、外测系统、磁记录系统、结构系统、防热系统、突防系统、能源系统、姿控系统等有清楚的了解。

为了不断改进航天器的性能，航天器发射中心在其发射飞行结束后，还要对航天器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内外弹道数据进行完整准确的事后处理与分析工作，写出《数据处理与飞行结果分析报告》，提供给航天器研制部门和单位作为改进设计和修正制导系统误差的依据。

虽然航天发射中心诸多系统的工作绝大部分属于应用科技之列，但是没有扎实的科技理论知识，要想完成好上述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外，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从事总体技术与管理工作来讲尤为如此。譬如，发射后为了更快地找到火箭Ｉ级残骸、弹头落点和磁记录装置，在不可能布设大型精确测量设备的前提下，我设计了“人机结合的声差报点系统”，该系统的报点精度可达十几米，解决了发射中心几十年没有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而使用的设备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4部GPS定位手机和４块秒表。此项目获得了军队专利。该项目从系统构思、数学模型建立到计算机软件的编写就要用到声学、解析几何、微机技术等基础理论知识。再如1988年9月发射我国第一颗极轨道气象卫星时，发射前因连降几天大雨，百米长的地下电缆通廊和地下电源间异常潮湿，墙壁上挂着直径1cm大的水珠，设备仪器和电缆无法就位，原有的设施全部启动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紧急关头，一位德高望重的航天专家要求仿照西昌发射中心的做法，在有关部位打井抽水降低水位。我作为发射中心的一线总指挥感到此办法不妥，我认为西昌发射中心的地下潮湿问题是由地下水位太高造成的，采用那位老专家的办法是可行的，而太原发射中心地处黄土高原，地下水位很低，其地下构筑物潮湿的主要原因应是地面含水分子较多的热空气进入地下后，在地下遇冷产生的凝结水所致。于是我提出了一套提高地下构筑物温度并增加其内部空气的流动速度等五项综合治理措施。此方案被发射指挥部采纳后，一周内此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上述方案的提出，用到了水文学和空气运动学的相关基础知识。

此类问题在我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遇到多起，举出以上事例主要是说明基础知识的重要性。我把基础知识比作为各项专门科技的平台，有了一个好的平台，我们就可以在其上面做出各种有声有色的美妙的科技文章来。

30多年来，我先后参加或参与组织指挥了80余发国家级大型航天器测试发射任务和上百次的相关实验工作；主编或亲自撰写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展史》、《711工程技术手册（发射场分册）》、《发射场实验工作规范》等科技资料250余万字；解决了发射中心建设和实验任务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几百个；获军队科技发明专利一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七项，立三等功三次，获中国航天基金会颁发的基金奖一次；1992年12月27日我作为中国航天科技事业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管理专家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江泽民、李鹏、朱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深感国防科技战线对于我们清华学子来讲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本文和图片原载《电子工程系建系50周年文集及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