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访英国帝国理工大学郭毅可教授

　　郭毅可，1985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6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93年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计算机科学教授，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首席科学家，帝国理工学院并行计算中心技术总监，伦敦E-Science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英国InforSense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郭毅可教授是英国帝国理工大学(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 Medicine)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留学，后留校工作并于2001年取得首席教授的职位。英国大学的惯例是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职位，在通常情况下，获得这个职位，干得好的平均需要15年，而郭毅可只用了5年。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英，作为取得杰出成就的旅英华人代表，郭毅可被邀参加座谈会。他向温总理提出，应该鼓励智力创新，中国不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应在国内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基地、吸引海外研发人才回流。温总理听了这个建议后，当即回答，我很同意你的意见。郭毅可教授也非常关注中国文化的延续和传承的问题，他留学英国，在西方长期生活，对此问题的重要性的感受尤其深刻。不久前，他和他的同人在英国伦敦大学创办了旨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子午学社”。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所蕴涵的精神力量是民族奋进的动力。他以自己举例说，如果说他今天能有一点成绩的话，这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精神、气质乃至追求有关。本报近日利用郭毅可教授回国考察的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听说去年温家宝总理访英曾经和旅英人士座谈，您所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他的认同。您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什么考虑？

　　郭毅可：去年温总理访问英国，中间和我们这些在英的学者、专家座谈。当时我提出了一个企业产业化的思路问题。我认为企业产业化不是单纯的生产加工的问题，而是要在技术上达到国际化的问题。你在技术上不占有主动权，你拿什么来“产业化”呢？你的企业就永远是人家的加工厂。这里面还包含着一个引进海外人才的问题。这几年，我的观察，国内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存在着一些盲目成分，缺乏对“人才”的识别和鉴定。其实，国内的发展主要需要那些有世界眼光的世界级人才。我是从国内出去的，对中国的人才状况———至少在我的领域内的人才状况非常了解。我认为，国内的人才非常多，很多人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仅有一般海外经历的人回到这个环境中根本称不上人才。所以我说，要引进海外人才是好事，但要引进什么层次的人才，什么样的海外归来人士才是人才，这需要鉴定。最好的鉴定办法是，看你在海外，在你的专业领域有无杰出的成就。你的成就能否把中国的某一项事业带进先进的国际行列。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上面的建议的。

　　记者：您在大学里教书，您是一位学者，可您同时还在做技术开发，您又是一位技术工作者。您认为学者和技术工作者有什么不同？

　　郭毅可：技术工作者解决现实的问题，学者应着力于怎么解决人类的问题。我本人的工作比较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这和我的专业有关系。但我不是技术工作者，我是一名学者，我的大部分工作还是在做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记者：您从讲师到教授只用了5年时间。帝国理工大学对您是“破格”了？一般需要15年时间，到您这里却一下子缩短到5年，这里面的考核标准是什么？您能帮我们描述一下吗？

　　郭毅可：我最近两年回国，经常听到关于学术制度的议论，好还是不好我很难评价。就我所在的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我可以介绍一点情况。我是1997年在那里任讲师的，2003年被选为教授。英国和国内不太一样，国内一个系可以有很多教授，英国一般只有一个。所以，在英国评教授是比较困难的。但就帝国理工大学来讲，这么困难的一个工作，并没有采用量化的办法。我想，之所以不用“量化”是因为众所周知，“量化”只能选拔一般的人才，无法选拔最好的人才。那么，帝国理工大学采用的是什么标准呢？我可以告诉你，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更没有什么国际的标准。从待选者的角度讲，你如果觉得自己是合格的———自己的学术水平够，那你就可以申报。从学校，就是选拔者的角度，他的标准就是他自己。帝国理工大学是世界性的大学，它自信自己所认为的最优秀的人才就是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我在申报教授职位的时候，并没有在国际上的重要杂志上发表过什么文章，在英国也没有，只是我的某一项技术被美国的国家部门采用了，就这么一项硬指标。其实我的情况在英国也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帝国理工大学计算机方面最有名的教授山姆逊（现已被剑桥大学聘为首席教授），是在他成为教授后的第5年才取得博士学位的，这比我更要“特殊”。我当时的优势是大跨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

　　记者：您刚才说，“量化”这种学术评价方式不好。您说您所在的学校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那么总要有一个标准吧？这个标准是怎么体现在评价中的呢？是如何实现它的公平的呢？

　　郭毅可：首先，我刚才说了，“量化”是评价一般人才的标准，你选拔你最优秀的人才不能用这个标准———因为它选拔不出最优秀的。其次，“量化”本身蕴涵着一个解释：你认为你没有能力来评价，或者你认为你的制度不行，或者你认为你的人不行。总之，你认为你本身没有能力来鉴别你的人才，所以你只能通过最外在、最普遍的、最容易的、最直观的、也是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非量化的评价机制虽然本质上是自由的，但也有一套规范的程序，而且指标是非常“硬”的。比如，是同行中的什么学术等级的人认同了你的成就？你是否在某个公认的重要的领域解决了重要的问题？等。这实际上比“量化”对人才的要求更苛刻。当然，任何学术体制都不可能绝对公平。比如，有的人教书教的好，但没做过什么学术研究，这样的人就很少有社会声望了，他可能熬20年也选不上教授———这公平吗？从对学校对社会的贡献上来讲，这也很难说是公平的。所以，这里讲的只是一个合理化的制度、普遍的公平。

　　记者：从一个成功者的角度出发，您认为青年人———如果他有志于学术的话，他应该怎样安排自己的人生？

　　郭毅可：我觉得一个浮躁的社会不可能产生一批特别好的学者，因为学术需要静下心来做，而人是很难摆脱环境的影响的。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的工业开始衰退，工作很不好找，这种情况反而造就了一代学人。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很值得大家———国内来思考。就我个人认为，致力于学术的人应在学术研究的早期有纵横各个科学领域的机会，或者说为自己创造这种机会，然后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磨练———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从30岁到40岁，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更长———到50岁，再进入一个比较专一的领域扎下去，这样才可能有比较有价值和比较站得住的学术成果。如果急于求成，在学术刚起步的时候就把自己限制在很小的领域，那么，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大的学术前途的。

　　记者：您是做科学工作的，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文化冲突这方面的问题。您是以什么态度对待诸如此类问题的？

郭毅可：我在英国17年，您所指的文化冲突问题，我的理解是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带来一些人生的痛苦，这样的问题，我没有遇到。当然，生活方面的问题有过，那是可以解决的。我的主要观点是，民族的特征很重要，你没有失去你的特征，大家就尊重你。你在外国人的眼中不是因为你更像个外国人而是因为你更像个高贵的中国人，所以你赢得了尊重。“你怎么样表现而使你更像个中国人”，这是一个至少是我所感到的“流浪”在海外的华人的普遍困惑。我想，我们最终还是要向传统文化找回自己的民族精神的。比如说，坚忍不拔、忍辱负重、乐观向上，在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从小耳濡目染，这都会在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有了这样的精神，走到哪里都不会有飘泊的感觉。

（转自 人民政协报 2005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