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思成（1901－1972）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广东省新会县人，梁启超长子。1901年4月20日出生在日本东京，1912年随父返国。1972年１月９日卒于北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他还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聘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等职。从1949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林徽因，原名徽音，1904年出生于福建闽侯。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获美术学士学位。后入耶鲁大学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林徽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1955年４月１日，经过长达15年与疾病的顽强斗争之后，与世长辞，年仅51岁。

2006年10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将迎来60周年华诞。为此，本刊选取了建筑学院的创办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几个人生片段，以纪念这两位对中国建筑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大师。

梁思成在清华学校

梁思成在1915年秋季进入清华学校。在清华的八年中，梁思成显示出多方面的才华。

他最爱好美术，参加了美术社，被列为全校少数最有才华的小美术家之一，被美术教师指定和杨廷宝、闻一多等一起组织一个研究“艺术及与人生关系”的团体“缪斯”。他还担任校刊的美术编辑，画过整版水墨画，还有封面、刊头、写生、速写、漫画等。

除了美术他又极爱好音乐，曾与黄自等组织唱歌团，能担任男低音和男中音两个声部的演唱。他还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同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了管乐队，1919年梁思成任乐队队长，吹第一小号，擅长短笛。每到假期梁家三兄弟还把乐器带回家，组成家庭小乐队。此外，梁思成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四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体育则是他另一爱好与长项。梁思成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跳高第一名。他的特长是爬高，能在绳索上自由上下，而且还是校足球队的健将。清华的体育名师马约翰教授到晚年还对他印象深刻：“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体育方面也不能落后。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而梁思成也曾对他的学生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是当年还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这使他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少年梁思成便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并由此被同学们称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10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

在抗战的李庄完成《中国建筑史》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10家有名的文化学术机构和学府,辗转万里迁至四川宜宾的古镇李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岁月，他俩又贫病交加，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透支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1940年，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及岳母、一双儿女全家随营造学社乘一辆大卡车，经云南、贵州、四川到达泸州，然后溯长江而上，于12月13日来到李庄。直到1946年回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住了五六年的时间。

早在1928年，梁思成夫妇应邀到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后不久，便计划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为此，夫妇二人的足迹遍及北平、华北、东北、中原、华东各地,考察测绘古建筑物，为写书做准备。中国营造学社迁昆明后，他们又对云南的古建筑进行了考察研究。学社迁到李庄安顿下来之后，他们便开始对四川民居的古建筑物法式（形制、结构、工艺等）进行了紧张的勘察和文献收集研究工作，以此为编写《中国建筑史》做准备。住李庄的五六年间，他们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他们于田野勘察测绘后形成的研究报告，大都刊登在当时在李庄编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里。

在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同时，梁思成还于1942年接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着手编写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

然而此前，林徽因劳累过度，在大足石刻考察中又受了风寒，回李庄后，肺病复发,这一病就是四年。为了给林徽因治病，医药费花掉了夫妇二人的大部分工资，余下的便赶紧购买米面油等日常生活用品，以防物价上涨。实在没钱用了，梁思成只得乘船到宜宾委托商行典当衣物，甚至把最宝贝的美国派克金笔和手表也当卖了。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只有天冷了才穿草鞋和布鞋，平时只能打赤脚。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在李庄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工作，林徽因带病承担了该书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

梁思成夫妇的好友费慰梅曾满怀深情地回忆：“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晚上他的光亮来自那盏菜油灯。当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夹，下巴依在一只花瓶上，伏案作图（建筑史附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脊背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以便继续工作。而卧病的徽因身体较好时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前来探望的费正清。他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待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梁思成夫妇婉谢了费正清要资助林徽因到美国治病和工作的建议。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1944年他们先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和英文《中国建筑史图录》。后因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加之其它原因，未能修改出版。直到1998年，这部书稿才得以正式公开出版。

在李庄的五六年间，梁思成、林徽因等做的另一件了不起的事，便是编印了两期已停了几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学社成员们在李庄的研究成果，大都登在这两期里。当地没有出版社，没有印刷厂，纸张缺乏，他们便自己绘图、编排，自己印刷、装订。纸是土纸，画在药纸上，写在药纸上，然后自己去石印，从折页子、跺齐、订孔、穿纸到裱装封面都是自己动手完成。此外，梁思成还完成了五台山唐代建筑佛光寺的考察研究报告，并把它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

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迎接战后复兴的需要，梁思成致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发展方向，并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梁思成接受了为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的任务，任系主任。1946-1947年，梁思成到美国讲学，林徽因虽然重病在身，但仍然同建筑系的教师一起全力投入这个系的创办工作。

建国前夕，梁思成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设建筑组与市镇规划组，将城市设计首次引入中国，并成立园林组、工艺美术组、清华文物馆等。而在西方一般建筑教育中，“环境设计”观念之树立则是60年代的事了。解放后不久，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

梁思成为建筑系聘请的师资，都是一些学有专长、才华出众的人才。有的是成名的建筑师、学者、画家，有的是有特殊技能的人。年轻的助教分别都是著名学校中拔尖的毕业生。不仅本校教师阵容强大，梁思成还广为留意延请校外的名家与学生见面，讲授一些专门知识。如请常书鸿先生来讲敦煌石窟，吴华庆先生讲橱窗彩色照明，侯仁之先生讲北京历史地理等。凡有路过北京与梁思成相识的学者，他总要想办法请来讲点什么，学生们称之为“雁过拔毛”。作为系主任梁思成曾亲自开设外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中国绘塑史、设计原理等多门课程。他以渊博的学识，真挚的感情，对祖国建设事业的献身精神感染着学生。他授课语言生动，形象丰富，旁引博证，妙趣横生。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建筑系的10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将自己的心血和学识全部倾注于这项设计。他们的设计方案于1950年6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1951年，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了设计碑座饰纹和花圈浮雕的任务。后来人们将她设计的花圈图案草稿(一小块碑石)放在八宝山她自己的墓碑前纪念她。

对古建筑文化保护的不朽贡献

30年代初，梁思成夫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几年间他们走遍了全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大反攻轰炸日本本土，古都奈良、京都却平安无恙，所以至今日本人一直感谢“梁思成是日本古都的恩人”。原来梁思成在美军大反攻前，从四川的李庄到重庆找了美军联络处，提出保护文化遗产，不要轰炸日本古都的呼吁被美军接受了。

1945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战略大反攻（会同同盟军），梁先生在四川编写了一份《敌占区文物建筑表》，而且在地图上做出非轰炸区的标记。他还将这一资料同时转送一份给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先生。

1948年解放军兵临城下，包围北平古城时，中央即做出了决策：首先争取和平解放，万一非打不可，也一定保护古都文物的安全。住在城外已经解放了的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教授的家中，一天有一位解放军代表来访，请他在地图上标出古都城内的重要古建筑，说宁可解放军多流血也要保护古城的古迹。北平和平解放后，接着要南下解放全中国，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组织清华教师编写了《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及《古建筑保护须知》，印发给南下作战部队，使官兵知道保护古建筑文物。以上一些事例，说明梁先生是给解放军的大炮安上眼睛的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有很多是参照《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作为蓝本的。

梁、林两先生四十多年前提 出保留北京古城墙，并改建为环城绿带及城上公园的方案，未被采纳。其实这是个既保护又利用的两全方案。至今有不少人认为拆城墙得不偿失。因为，一是北京古城墙以其特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闻名世界，任何国家的古城墙均不能相比。二是城市的现代化规划，特别强调城区的再分区，用园林绿带作为既隔离又连接的分区方法是比较理想的先进的一种规划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于文物保护修缮规定的“修旧如旧”的准则，来源于梁先生对修缮西安小雁塔（唐）时的一次深入浅出的讲话，他说要这座塔“延年益寿”而不是使它“返老还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