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伟长先生

皓首童颜，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年逾九旬的钱伟长院士。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之一。今天，这位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虽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精神仍处于相当年轻的状态。

　　“科学老爷爷”竟是铁杆“体育迷”

　　“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不过也吓不倒我。”“到现在，晚上九点以后是我的自学时间，一直到12点。晚上最安静，我可以安安静静地自学，获得我所不懂的东西。我可以说，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钱伟长家里在他70岁以前没有电视机，原因是他是个铁杆“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他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后来在儿孙辈的强烈要求下才购置了彩电。

　　在很多场合，钱伟长总要现身说法，畅谈自己对体育一往情深的渊源。他幼时家境清寒，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而今，他“洋洋得意”地介绍起当年，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还是清华足球队的球星呢。看着他那种自得的样子，就像童心未泯、喜欢和年轻人拉呱的老爷爷。

　　钱伟长从念大学起，直到成为科学家、大学校长，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体育锻炼。他年过古稀，还坚持每天进行长跑锻炼，有次参加清华大学的长跑比赛，居然一口气跑了2万米。如今90多岁了，虽然长跑已不太合适，但钱老依然“规定”自己每天要步行3000步。

　　正是依靠体育锻炼，钱伟长一直保持了健康的体质和清醒的头脑。已届耄耋之年的钱伟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2002年，上海大学为钱伟长90华诞举办“钱伟长杯”大学生足球比赛，他亲自策划撰写了足球比赛的竞赛规程，并出资打造了足球赛的奖杯。在闭幕式上，钱伟长兴致勃勃地为学生发奖，还滔滔不绝地作了一个多小时关于足球和体育锻炼的发言。在接受人们祝贺时，钱伟长笑着说，“90岁照样工作，我这个大学校长可不是顾问哟。”

　　穷则思学而爱上了“开夜车”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贫穷的生活磨练了幼小的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了父母的艰辛。

　　七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用他的话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卫生条件又差，曾得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作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不得不辍学了。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薪水略有提高。钱伟长才得以到无锡求学，先入了工商中学，后又进了著名学者唐文治所开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再后插班到无锡县立初中二年级。不久，又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以最后一名被录取。

　　而此时，父亲突然病逝。接着，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先后夭亡。这给钱伟长极大的打击。家里更困苦了，他依靠叔父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困难和挫折又一次教育了他，他决心以更大的毅力去战胜学习中的难关。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之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他至今保持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直到10多年前，有人问他：“钱老先生，你还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呀，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

　　文科成绩突出却最终弃文学理

　　“中学毕业后，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五个大学的考试，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

　　此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

　　“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有21人。”当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时，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

　　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然而，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在那一刻起，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而在钱伟长入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震惊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科学救国的热情，进一步坚定了他弃文学理的决心。40多年后的今天，钱伟长这样回顾：“我是受国耻纪念日对我的灵魂上的冲击长大的，因此最后我从学文改学物理，因为当时我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是没有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成为第一选择。把目标锁定为物理系的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同意，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难测。看看无法说服叔父，钱伟长“曲线运动”便跑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他知道叔父很听顾颉刚的话。难得的是，顾颉刚居然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负，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听了顾颉刚的意见，钱穆不再反对。

　　家庭这一关通过后，还有学校这一关。由于钱伟长物理仅得18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允。而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又到处打听这位历史满分的学生为何不来报到。陈寅恪处由钱穆去商量，吴有训处由顾颉刚出面通融。顾颉刚对吴有训说：“青年有选择志向的权力，他愿意为国家民族学科学，尽管有困难，但他愿意学，坚持要学，他就能克服困难。他清楚自己的条件，比别人学得晚，是很吃亏的。但他有坚定的志向，我们对年轻人的志向只能引导，不能堵。”

　　吴有训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热情打动了，他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达不到70分的话，再改学文史不晚。”

　　钱伟长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凭着刻苦精神，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以上。等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理化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和同学为了一个新的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探索、思考的学习方法让我终身受益……”

　　归心似箭为报国

　　1940年夏，钱伟长从上海启航，开始了公费留学生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钱伟长是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很快，他们合作共同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时，钱伟长仅28岁。

　　1941年5月11日，是现代航空大师冯·卡门的60寿辰。为了向他表示祝贺，美国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决定出版一本高质量的祝寿论文集。为这本文集撰写论文的，大多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在这本厚厚的论文集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钱伟长。他是论文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个。

　　钱伟长在自己的论文里，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论文发表后，许多科学家指出，钱伟长是国际上第一次把张量分析用于弹性板壳问题上的富有成效的一位学者。那组方程式，则被世界公认为“钱伟长方程”。197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名叫《板壳渐进解》的书，还把钱伟长的这一工作誉为“划时代的工作”。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成果，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多伦多，来到了冯·卡门的门下，在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他担任的主要课题是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弹道的控制等。在导师的指导下，钱伟长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正当钱伟长的工作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之时，祖国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他的心化作了一枚“火箭”，飞向那养育过自己的土地。他郑重地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请求，却遭到这位导师的拒绝。冯·卡门不愿意放走这个精明强干的助手。

　　过了几天，钱伟长再一次找到了冯·卡门，用一种恳求的语气对他说：“您知道，我出国已经7年。我很想念自己的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请给我一个探亲假吧。”

　　这个请示果然得到了冯·卡门的同情。他答应钱伟长回家探亲，并嘱他早日回所。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钱伟长说：“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回国后，钱伟长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授。可是薪水很低，生活的困难令他失望。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为此，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但仍不得温饱，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

　　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噩梦醒来是早晨

　　解放后，钱伟长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进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三钱”。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钱伟长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在第二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

　　正当钱伟长雄心勃勃地攀登新高峰的时候，一场历时20余年的苦难落到了他的头上。他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极不合理的待遇。“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聊以度日。”“文革”期间，虽然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但钱伟长以非凡的毅力，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也是前人所未知的。

　　得到“解放”后，钱伟长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对中文信息处理作出了重要贡献。钱伟长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即“钱码”）在1986年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从34种方案中脱颖而出，被评为A类方案，单人输入速度第一。

　　一个初春，一个略带寒意的午后。钱伟长刚刚写完了一篇很长的讲学文章，半躺在沙发上。忽然，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把他从朦胧的状态中惊醒。随后，他热情地把一位过去相识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让进了屋。年轻人还没坐稳，就沮丧地将一摞手稿放在了桌子上，长叹了一声，满怀忧虑地向钱伟长诉说着他们这些“小人物”发表论文的苦处。他的脸有点涨红，语气也有些结巴：“今天，我是想……请钱老亲自给指教、指教……”

　　年轻人走了，钱伟长拿起那位年轻人留下的论文，一页页翻看起来。“好！多好的一篇论文！很有自己的见解。”钱伟长合上了最后一页稿纸，兴奋得禁不住自言自语起来。可是，这样一篇论文，却被“摒弃”了，逼得作者通过“走后门”。钱伟长的心又一阵刺痛……

　　最后，他终于酿成了一个成熟的想法：开辟一个园地--一个专门让中青年科技人员说话的刊物。让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以得到同行们的关心和支持。

　　为此，年届七旬的钱伟长四处奔忙。1980年5月，一份名叫《应用数学和力学》的杂志，正式诞生了！钱伟长亲自任主编。自从有了这个刊物以后，他案头年轻人的论文稿，一天比一天摞得高。有寄来的，送来的，捎来的，还有他约来的。对于每一篇来稿，他都要认真阅读，挑选。阅稿的工作往往是在夜深人静以后进行，明亮的灯光陪着他，妻子的鼾声陪着他，壁缝里蝈蝈的鸣唱陪着他……

　　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

　　1983年，70高龄的钱伟长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大力整顿学校管理工作教学秩序的同时，从国内外聘请专家、教授来校任教，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拆掉“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从亲身经历出发，钱伟长建议高校教育要推倒不同院系之间专业的壁垒，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理工科院校要有中文系，中文系的学生则要学习现代科学基础概论。

　　钱伟长坦言：“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钱伟长一直强调教学创新，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他说，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磨炼自己。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家，他虽才退出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因此，钱伟长的繁忙也是著名的。

　　“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思，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

　　 （文/吴志菲选自《大地》2004年第十七期）

　　附：钱伟长先生简介

　　钱伟长，江苏无锡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37年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教授。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起，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力学研究所所长、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处主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五届、六届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力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等职。

　　他长期从事数学、力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获得许多重大成果。关于板壳内禀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在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是波兰科学院国外院士，加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澳门东亚大学荣誉博士。著有《弹性力学》、《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实用力学》等八部专著，发表论文2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