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缅怀李凌先生

2016-07-28 | 刘红 |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13日 |

听到李凌先生突然离世的噩耗,我真的不敢相信。拨通其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老人已于2015年9月15日去世。遵照老人遗嘱,只是亲属与西南联大的几位校友参加了告别仪式,其他一切从简。放下电话,想着8月初,他给我电话说邮寄来几份文稿,要我查收,我还和他约定待到天气凉爽时再去拜望。熟料,短短月余,竟是两个世界相隔。

结缘李凌先生,得益于我的恩师王曾瑜先生,年前,他曾转来李凌先生编著的一本书,我读后深受感动,写了一篇读后感。后来,我们约定5月13日在李凌先生九十寿辰那天前去祝寿。李凌先生的女儿李晓红热情地带引我们穿过狭窄的客厅。踏入李凌先生书房。室内陈设简单,十几平米的书房内除了半张床(我之所以称其为半张床,是因为床头,床里侧都摆满了书),一个简易沙发,一个脱掉漆的小木桌,窗台上,书架上,地上全都摆满了书和文稿。李凌先生满头银发,稍有些稀疏,双目有神,眼角额头皱纹舒浅,稍显松弛的脸上点缀着几颗老人斑,不过气色颇好。他端坐在沙发上,沙发前摆放的那张脱掉漆的小桌子,既是餐桌也是写字台,就在这咫尺弹丸之地,他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

看到我和恩师进屋,他颤巍巍地站起,伸出布满青筋的大手紧紧相握,连说“谢谢,谢谢”。他有些耳背,但与我们谈话的兴致却是不减。那天,许多具体的谈话内容我已经记不清。只记得谈到激动处,他声如洪钟,频频挥舞大手,仿佛在千人面前演讲;高兴时,抚掌哈哈大笑。

李凌原名黎章民(应为李世英——编辑注),1925年出生于广州,后为避军警追捕,化名李凌到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此名一直用到现在。他的童年充满了战乱与动荡。1938年,日军入侵广东,父亲带着李凌的两个弟弟北上逃难,他则被送到了三水县老家(今佛山三水区)。后来由于日军从广州继续打到三水,李凌又被送到了香港伯父家。因不愿接受英国的殖民主义教育,15岁的李凌由香港辗转到昆明,在同济大学就读两年高中之后,1942年考进了西南联大。

“爱国、民主、科学”是公认的“联大精神”,李凌先生也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后来,他又参加了李公朴先生创办的北门书屋。北门书屋在当时是进步人士活动的中心,在这里,李凌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和地下党员,这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二·一”运动结束后,联大北上复校,李凌进入北大,负责党支部在北大的工作。1946年驻北平的美军强奸了一名北大女生,引起了轩然大波。李凌先生因领导抗暴运动引起特务注意,为保障他的安全,1947年3月党组织命令他撤退到解放区,在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去的路上,马车夫顺口说了一句“从北平来的女娃娃演白毛女可好了”的话,让李凌与失散多年的恋人马如瑛重逢并喜结连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运动铺天盖地,李凌先生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历经磨难,九死一生。1959年摘帽后,1962年调到通县工作。“文革”结束后,1978年他从通县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主编《未定稿》。《未定稿》是个学术争鸣的阵地,刊登的文章对文、史、哲、经、政、法等社会科学各个学术领域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文革”后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破除迷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凌:《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丁伟志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综合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2—480页。)

1982年,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副总编、编审,1985年,社科出版社接受国家授予的任务,与英国培格曼公司合作出版英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INFORMATION CHINA》(中国概况),李凌先生任常务副主编,全书共三卷,约合中文200多万字,内有1300多幅图片,1988年在全球发行,被称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里程碑式读物。后在此书中文底稿基础上又编成中文版《简明中国百科全书》。

1987年李凌先生离休,1994年与万木春、黎勤(马如瑛)合作出版《悠悠爱河——十国古代爱情诗歌新咏》一书;l999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凌集》;2003年出版《他山之石》一书。此外还发表重要文章:《勇破坚冰的〈未定稿〉》《社会化大屯产与小企业》《评对中国帝王的隐恶溢美》《桎梏论》《德国、日本二战史观比较》《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评红楼梦四十回》等。

李凌先生受过传统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对马列主义有真正意义上的融会贯通,他有着更多的历史承担与责任,有着更多的精神承载与思想视野。这些年,他的文章无不在对已逝和当下的时代进行着充满思辨的追忆和记录。

李晓红告诉我,其实李凌先生不仅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还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病魔时时在折磨着老人。“八十老叟如顽童”,他愈发粘人。每逢有人前去探望,便高兴的不得了,临走依依不舍,再约下次相见日。九十是大寿,他们一家人已提前庆祝,但看到我们提着蛋糕,捧着鲜花,老人依然很兴奋。对于我送他的一首打油诗:

西南联大风雨中,一片丹心夏秋冬。山河长卷频相顾,别样人生不老松。

他竖起大拇指连连说好。喜滋滋地大声朗诵后小心叠起,并叮嘱女儿收好。复又双掌合起,向我致谢。

临别,李凌先生赠了我一些他的文章和书。我告诉他,恩师已送我,他摇头说:“那本没签名,不算。”我和恩师相视而笑。看他一笔一划,郑重地签上名,我不由夸他字写得潇洒,有力,他腼腆地笑了:“还好,手不算抖。所以到现在仍然能够读书看报,写文章。”

而今,李凌先生驾鹤西去,然而他一生遵循的独立的人格和那颗追求自由精神的灵魂,以及那一篇篇发自肺腑具有批判性质的文章,却如战鼓,给人警醒,让人自省。他的风范与精神,犹如一面镜子,始终反射出某种光芒,并时时化作一股强劲的力量鼓舞和激励人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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