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07至2016年，这十年对杨绛先生是什么意义呢?之前的近十年时间，1997年钱瑗去世，1998年钱先生去世，留下87岁高龄的杨先生一个人在世上，与老、病和悲痛作伴，这是无比艰难、困阻重重的时光。杨先生在与老、病作战的空隙，完成了三部重要作品，《斐多》的翻译，《我们仨》及《走到人生边上》。三部作品，都沉重异常，她已不是在与人世说闲话了，而是严肃、紧迫地在人世内外，探寻灵魂的空间，生命的意义。

她找到了吗?

现在回头看，2007年8月交出《走到人生边上》后，至2016年去世，杨先生的文字显示出完成重大任务之后的一种轻松，宁静。就如同某个大雪严寒的清晨，她铺纸写字，说是放松放松。这个时候写下的字，透明，率真，安稳。她又可以回应这个世界，与世界对话了，即使这世界有魔鬼又何妨。

杨绛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时光，与笔会结下了特殊的缘分；除了“百岁答问”之外，还陆续在笔会发表了十余篇文章，日前，她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师生姊妹之作》、及“乐哉乐哉”手迹，也在她去世后由笔会发表了。

本来只是想调出杨先生文章的版式图，做一个纪念专版，但在重读时，忽然发现这些文章虽然都读过，但竟然有许多当初不曾感受到的意思，如今像明月直入，字字都看分明了。好几处忍不住泪下。于是，想给这些文章做个索引。但一点点连缀起来，也成文章了。

“笔会”七十年前于抗战胜利不久后的上海创刊时，是文汇前辈柯灵先生去请钱锺书先生题写刊头的。那是1946年6月，钱先生36周岁。柯灵和钱杨夫妇是在上海共度“孤岛”和沦陷时期的朋友。钱先生虽为笔会题签，但极少在报纸上写文章；没有想到的是，杨绛先生的晚年，在她人生“边缘的边缘”，却回护笔会，笔会成了这一阶段她文章的主要发表园地。所谓“这一阶段”，是自2007年至今。连头带尾，正好十年。

是因为早年钱先生题签这个因缘吗？

还记得当时做“杨绛先生百岁答问”时，我曾准备在编者按中写这个理由，但被杨先生划掉了，“不是因为这个。”

那么今天，我也不追原委，单说文章。

一

2007年10月15日，笔会发表96岁高龄的杨绛先生的文章《“杨绛”和“杨季康”》。是她应上海话剧中心和滑稽剧团之约，祝贺上海话剧百年而写的。那一年也是中国的话剧百年，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分别选中了杨绛先生创作于四十年代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来排演。上海方面在上演的时候请杨绛先生说几句话，为他们捧个场。先生看到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一样被发现出来，还被称为“喜剧双璧”，“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可是对出头露面说几句话这事，杨先生说：我隐身衣“穿惯了，很称身；一旦剥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张得哪还说得出话呀!”

杨先生回忆当年是在上海第一次用“杨绛”这个笔名，写作话剧《称心如意》，“绛”是本名“季康”的切音。这部戏由黄佐临导演，演出后一炮打响，她也一夜之间，由“杨季康变成了杨绛”。抗战胜利后，她当上老师，不再写剧本，不过“杨绛”这个名字在上海戏剧界尚未销声匿迹。“解放后到了北京，杨绛就没有了。杨季康曾当过‘四害’里的‘苍蝇、蚊子’之类，拍死后也没有了。都到哪里去了呢？”

我曾写过一篇“废话”《隐身衣》，说隐身衣并非仙家法宝，人世间也有：身处卑微，人人视而不见，不就没有了吗？　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过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慨叹自己的名字是用水写的。他是大诗人啊！我算老几！

2009年9月24日，笔会发表杨绛先生第二篇文章：《我们仨的朋友》。这是杨绛先生为即将出版的德文版《我们仨》所写的序。译者Monika，即Monika Motsch，中文名莫宜佳，德国汉学家，曾翻译过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研究过《管锥编》，著有《庞德与中国》《管锥编与杜甫新解》等。

杨先生称Monika是他们一家人的好朋友。说她不是一般的译者，“她爱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朋友。她交往的不仅知识分子，还有种地的农民”。莫宜佳知道农家的耕牛是一家之宝，“过年家家吃饺子，给家里的耕牛也吃一大盆饺子”。在钱锺书先生去世后，Monika安慰杨先生，支持她用工作来逃避悲痛，为杨先生翻译的《斐多》写序。

那一年的法兰克福书展，钱锺书先生“早年朝气蓬勃的《围城》”，和杨绛先生“暮年忧伤中写成的《我们仨》”同时出现，都是Monika翻译。杨先生感激Monika，说因这个机会，“我们两个能挨在一起”了。

再次年，2010年开春不久，先后得到杨绛先生两篇文章，分别为《魔鬼夜访杨绛》(2010年2月24日)和《俭为共德》(2010年3月10日)。如果说之前的文章还是杨先生应约而作，一叩一鸣，那么这两篇则如洪钟自鸣。

《魔鬼夜访杨绛》与钱锺书先生早年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形成互文，也写魔鬼夜访，短暂的遭遇和对话。虽仅千余字，却有情景、有对话、有神态，老妪与魔鬼均活灵活现，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是非常“酷”。

只见他斜睨着我，鄙夷地冷笑说：

“到底你不如你那位去世的丈夫聪明。他见了我，并没有吓一跳！”

杨绛给他掇了一把椅子请坐，因记得“尊腚”是冷的，还放上一个坐垫。魔鬼这才乐了，说此来是要问她一句话：

“你昏聩糊涂，你以为你的上帝保佑得了你吗？可知他远不是我的对手哩！　你且仔细想想，这个世界，属于他，还是属于我？”

他还指指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不爱敷衍的。”

而《俭为共德》是一篇仅三百余字的短文。有感于当世奢侈成风，不惜老调重弹，简短有力地引用父亲杨荫杭及清人王应奎的话，重申“俭为共和国之道德精神”，而“奢”是力求超越于众，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非共和之精神也”。

杨绛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刊出后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其中有叶廷芳先生的来信，后来发表在笔会上。信中称杨文大智大勇，特别是“夜访”文，看似荒诞，实乃现实主义杰作，对人魅夹杂的世界洞察秋毫，是99岁的杨绛先生给自己写的“百岁寿文”，为自己的“不惑”立此存照。

按中国老法，2010年杨绛先生确实就一百岁了。不过，杨先生是过公历生日的，她的百岁寿辰在2011年7月17日。该年7月8日，杨绛先生与我的笔谈，近万字的《坐在人生的边上》在笔会刊出。这个对话中，杨绛先生对家庭，婚姻，教育，文学，翻译，自由与含忍，及当下百龄的人生，都有诚恳的表达。此文从发表那天起，就广为流传，其中流传最广的大概是这句话吧：“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再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在《杨绛全集》最后一卷的“大事记”中记载，吴仪副总理也拿着这张报纸上门去给先生贺寿，说“我一个字、一个字读过了”。

随后7月17日先生生日那天，笔会做了一个贺寿专版，文章多是看了答问、知道先生要过百岁生日后自发表达的热忱和写来的祝福。邵燕祥先生的《勇者寿》做头条。也有人称赞“百岁答问”就是杨绛先生的“斐多”。

百岁之寿的热闹过去后，2012年很安静。

2013年7月17日，杨先生102岁生日那天，先生的文章又出现在笔会上，一篇安安静静的短文《锺书习字》，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宣纸线装本杨绛毛笔抄录钱锺书《槐聚诗存》所写序言。“钱锺书每日习字一纸，不问何人、何体，皆摩仿神速。我曾请教锺书如何执笔？锺书细思一过，曰：‘尔不问，我尚能写字，经尔此教，我并趋写字不能矣。’……锺书曾责我曰：‘尔聪明灵活，何习字乃若此之笨滞？’予曰：‘字如其人，我固笨实之徒也……’常言曰：‘十个指头有短长’，习字乃我短中之短，我亦无可奈何也。”

这一天版面上，先生的短文旁边，同时配发了我的一篇《重温杨绛先生百岁谈自由》，如果没有这样一篇配稿，只看先生文，可能觉得“岁月静好”。其实2013年杨先生以102岁高龄，为钱杨书信拍卖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隐私权，刚电光石火地打了一场官司，震动了整个社会。我还记得事情初起阶段，我在千里之外翻来覆去睡不着，烦恼得很，想杨先生可千万不要一下子被气死啊!

这年10月15日，笔会发表杨绛先生五则短文，回忆母亲，太先生，三姐姐，以及亲身经历的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以“忆孩时”为总题发表。她说：“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自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写“张勋复辟”。谣传要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逃到天津去，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6岁的杨季康由三姑母(杨荫榆)带着，先去了父亲的外国朋友Boldon家，黄昏时分，爸妈及一大家子才都到。住了两天，小厮阿袁受不了了，劝三姐说：“咱们睡在这里，太苦了，何必呢？咱们回家去多好啊，我虽然不会做菜，烙一张饼也会，咱们还是回家吧。”阿袁就带着杨绛和三姐悄悄回家了。回到家，阿袁一个人睡在空落落的大房子里的大炕上，又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带几张饼，重回外国人家。”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我们姊妹就跟着阿袁逃，三人都哈着腰，免得中了流弹。逃了一半，觉得四无人声，站了一会，我们又回家了。”后来爸爸妈妈回来，知道张勋的兵开枪时，她们姊妹正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很生气。而阿袁“为了老爷教他读书识字，很苦恼，很高兴地离了我们家”。

这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转载，似乎还得到过什么地方的记者电话，问先生是什么情况，怎么想到写这文章。原来102岁的先生，一举一动都是被人注意的。

2014年6月4日，笔会刊出杨绛先生两篇文章，《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和《漫谈红楼》。这两篇是为正筹备中的《杨绛全集》检点旧稿时发现的，因我那时正去北京看望先生，见了说好，说要，就整理交我发了。

“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个听起来有点“自夸”的题目，其实是台湾学界朋友的命题，本来是为《听杨绛谈往事》2008年繁体字版在台湾发行准备的一次活动主题，还想请杨先生去的；杨先生因年事已高未成行，便以此为题写了这篇短文，写好却又未交出。《漫谈红楼》曾经在2010年于某杂志不完整发表过，后杨先生又做了修改。

在《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中，杨先生说：

“杨绛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

日寇占领上海，“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他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我做过各种工作……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锺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漫谈红楼》，如后来有人说，是第一次听到当代作家中有人批评曹雪芹，而且用的是颇为犀利的笔墨。比如，“其实，曹雪芹也有不能掩饰的败笔……第三回写林黛玉的相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深闺淑女，哪来这副表情？这该是招徕男人的一种表情吧？”“曹雪芹刻意隐瞒的，是荣国府、宁国府的具体位置之所在。它们不在南京而在北京，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北方人睡炕，南方人睡床。大户人家的床，白天是不用的，除非生病。宝玉黛玉并枕躺在炕上说笑，很自然。如并枕躺在床上，成何体统呢!”

2014年7月17日，103周岁生日那天，杨先生又授权笔会率先选登即将出版的小说《洗澡之后》片段。

这又是放了个大响炮。谁会想到呢，杨绛先生在《洗澡》出版20年以后，在百岁高龄之际，悄悄地为它写了一部续集。

杨绛先生在前言中交代了写作的缘起，她不希望自己喜爱的笔下人物，以后被别人拿去写续集胡闹，糟蹋，她要给他们一个结局，从此以后，没人再来改写他们的命运。许彦成与姚宓结婚了，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脚”。“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杨先生这部续集，百岁之前已动笔在写，只是因为高龄，一直处于修改状态，直到《杨绛全集》要出版，才决定“不改了”。

想起来，自2011年起，笔会几乎年年会在7月17日杨先生生日这天刊出杨先生的文章，或相关文章。这是给先生过生日吗？当然是。只是这种生日的过法，有点特别。受益的，其实还是读者。与先生发明的生日“简易两便法”似乎有点笨笨的相似。天这么热，不用来贺寿，“各在自己家里，各随自己的喜好，为我吃碗寿面。”先生在一次给我的贺信回复中说，这个方法，“大家都很欣赏。我的答谢：‘祝你比我更长寿!’也同样受欣赏。”

《杨绛全集》于2014年7月出版。之后，103岁的杨先生，还有作品吗？

其实，在这么多年中，我没有把杨先生当成一位“作者”，或者说，在她的文章之外，我更关切她“生命”这个作品。所以，即使杨先生没有写文章来，又怎样呢？起居消息中，便能嗅到清气。

全集出版后，杨先生打扫现场。其实，这个活儿十多年来一直在进行。2014年下半年，先生把家里珍藏的字画文物清点捐了，捐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墙上挂了多年的两幅字画，说好待人故去后再收走。钱锺书先生的一些遗物也捐了。据说接收捐献方收下钱锺书先生的眼镜时，杨先生天真地把自己的眼镜也递过去，“这个也给你们”。

再后来，人民文学社要出“翻译家译丛”丛书，重出杨先生妹妹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大约有这个由头，杨先生开始给妹妹这个译本做“点烦”了。杨先生的“大事记”中，2013年8月8日便有这样的记载：“从今日起每天改改杨必《名利场》译本。”

2016年，今年春节后，商务印书馆编辑、“钱锺书手稿集”责编陈洁写来一篇文章，《杨绛先生的梦圆了》，告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四十八册附一册已全部出版完成，全部《钱锺书手稿集》七十二册出版完成。这不可思议的愿力和胜业，历经十七年，完成了。“死者如生，生者无愧”。我惊叹之余，和陈洁商量，是否可以在题目里把“圆了”去掉。心里怕梦一圆，杨先生就走了。后来发表时题目改为“杨绛先生的梦”。

……

好了，一一数下来，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二

为什么我现在重读杨先生的文章，有了“字字看见”的感觉而当初却不能呢？细细想来，一，是因为当初接到稿子时，难免有一种职业的欢喜，赶紧安排发排上版，少了一点正常读者的平常心；二呢，十年时间不短，我成长了，对杨先生的了解也增长了吧。

比如第一篇文章，当初读到时，我重点落在了“杨绛”这一笔名的来历上，忽略了“隐身衣”那一段话，以为不过是杨先生的一段俏皮话，钱、杨之间一个聪明的游戏。现在看来，却字字有落在心上的分量。

切实懂得“隐身衣”的含义，是这些年被先生一点点熏陶，而在经历2013年钱杨书信拍卖风波之后。我说我当初曾烦恼不安，其实除了为杨先生安宁健康担心，就是自己在某些认识上并不坚牢。是经历了那一次焦灼不安的数十日“深深想”“深深想”，我才对“个人隐私”及“隐身衣”这个比喻有了茅塞顿开的认识。这个过程和认识我已写入《重温杨绛先生百岁谈自由》一文。对个人隐私、个人空间的维护，是杨先生人格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而这一点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积极人文意义，其实尚未被充分认识，许多人仍如当初的我那样糊涂着。我只看到杨先生身边的人，因为被这个精神影响、浸润，一个个深自敛抑，又面貌祥和，有互相信任的空间，诚实，越来越有尊严。

看到第二篇《我们仨的朋友》时，我仅了解莫宜佳是《围城》、《洗澡》和《我们仨》的德国译者。这些年，才看到她帮助整理钱锺书外文笔记，与和她加起来一共懂七门语言的丈夫一起，为“外文笔记”无私工作。2010年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时，中国社科院编了一本《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杨先生推荐我看其中第四辑中莫宜佳写的一篇《“道人出山去”》。我对钱先生的博学是有点畏惧的，虽然有了推荐，也没有立刻去找来看。一直到2014年，无意中得到这本书，翻来看了，才肃然明白杨先生推荐的意义，“我们仨的朋友”的意义。“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替钱杨叹了声“知己”。

杨先生“魔鬼夜访”文，当初我看见的也仅仅是杨先生对魔鬼不留情面的驳斥：“我也不妨老实告诉您，我嫉恶如仇，终归在我的上帝一边，不会听您指挥……”

而现在呢，我还看见了这些话：

魔鬼冷笑说：“你老先生不是很低调很谦虚嘛？原来还是够骄傲的！”

还有这句：

“我只问你，你以为上帝保佑，已把我逐出你的香闺，你这里满屋圣光，一切邪恶都消灭无踪了？”

而结尾是这样的：

第二天早上，我刚从床上坐起，就发现我遍寻不见的药瓶，真的就在我台灯旁边，并未落地。魔鬼戏弄我，并给了我一顿教训，我应该领受。以前我心目中的确未曾有他。从此深自警惕，还不为迟。

百岁答问呢？这个笔谈从起意到成稿，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时间，在京沪两地之间进行。要说起来话有点长了，不说亦无妨。想起个小情节，说来破个闷吧。

问题寄给先生后，先生一天没有动笔，两天没有动笔，一个星期眼看也过去了，保姆小吴有点急：“唉呀，奶奶你怎么又看上电视了!　问题还没有回答呢!”杨先生像个逃学的孩子被抓住一样，一边悻悻地做出起身要干活的样子，一边不服气地抗议：“哼，我知道你们都以为我回答不出来了!——答案都在我肚子里装着呢!等我过几天一口气写出来。”

是，杨先生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情不自禁要微笑的人。

我在问那个问题——“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　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时，曾经有一句多余的话，末尾有一句“是来自爱吗？”但杨先生回答时明明白白否定了：“不是爱，是信仰，是老百姓说的‘念想’。”

笔谈发表时删削的内容不止这一处，但我此时写出这个来，觉得为“爱”与“信仰”的选择立一个存照，可能是有意义的。正可见出我彼时的小，和先生的大。

小说《洗澡之后》，是杨绛先生晚年编织、敬献给这个人世的最后一副璎珞。单就小说论小说，意思就局限了，应该想到，这是一位百岁文化老人生命最后的一部作品。她要姚宓好，和许彦成结合，那么，她还得给杜丽琳找一个如意的归宿，给罗厚找一个称心的对象(要说罗厚的对象，那个小李姑娘，配罗厚，还真让人心里舒畅)，一个一个都安排妥当了。这是慈母的心肠和祝愿啊。

2007至2016年，这十年对杨绛先生是什么意义呢？之前的近十年时间，1997年钱瑗去世，1998年钱先生去世，留下87岁高龄的杨先生一个人在世上，与老、病和悲痛作伴，这是无比艰难、困阻重重的时光。杨先生在与老、病作战的空隙，完成了三部重要作品，《斐多》的翻译，《我们仨》及《走到人生边上》。三部作品，都沉重异常，她已不是在与人世说闲话了，而是严肃、紧迫地在人世内外，探寻灵魂的空间，生命的意义。

她找到了吗？

现在回头看，2007年8月交出《走到人生边上》后，至2016年去世，杨先生的文字显示出完成重大任务之后的一种轻松，宁静。就如同某个大雪严寒的清晨，她铺纸写字，说是放松放松。这个时候写下的字，透明，率真，安稳。她又可以回应这个世界，与世界对话了，即使这世界有魔鬼又何妨。

回头看，是清楚的；而当时身处其中，还不好说。所以，还记得有一次收到先生的信时，突然感受到的强烈快乐，似乎灵魂都一下子要飞上天去一样。

先生信中对我当时的一点“茫茫然”情绪加以责备，批评我“有福不知”，并说：“你才四十岁，我已过98周岁，愈老愈增加智慧，心情也愈加平静愉快。乖孩子，请相信我说的话。”(2009年11月10日)

我听到了一位饱经磨难的百岁老人，对人生价值明明白白的肯定，她好像俯身过来，亲切地告诉了我生命的秘密和真相——她经过诚实的努力，发现的生命真相。这话不仅让我有获至宝之感，对先生的状态也从此感到欣慰和放心。

曾经听吴学昭先生聊天时说，“杨绛先生为什么会长寿，我认为和她捐建好读书奖学金有关系”，也让我印象深刻。生命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在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遵照和他生前的商议，把两人的稿费都捐给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都捐出去了。而她得到了清华年轻学子们的真心爱戴。听说，这些年清华校长给毕业生致辞的时候，都会提到杨绛这位清华的同龄人，“我们的老学长”，真诚建议大家向她学习，爱国，敬业，自强不息，“在坚持中成长，在选择中成熟”。也建议大家可以在7月17日那天吃一碗面，给先生祝寿。

三

检索下来，其实在2007年之前，杨绛先生在笔会还发表过一篇文章，那是刊发于1998年5月14日的《吴宓先生与钱锺书》。文章回忆了两人早年受教于吴宓先生的经历，写了在牛津读书时钱锺书先生应邀为温源宁关于吴宓先生的文章写书评，钱锺书先生兴高采烈地写去，发表了对老实人吴宓先生的看法，“他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Coquette。”“锺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地等待温先生的欣赏和夸奖。”

不料这番弄笔只招来一场没趣。温源宁先生没有采用他这一稿。

此事让钱杨两人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之中。

多年后，杨绛先生了解到，钱锺书先生回国一到昆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吴宓先生说已经忘了。近一个甲子后，1993年春，钱先生住医院动大手术回家不久，因吴学昭寄来吴宓日记中关于他俩的片段——

锺书看到后，立即回信向学昭女士又做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这段话似乎不专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它类似的文章。信上又说：“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他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

现在我们都知道，杨先生写文章的1998年5月是什么日子了。钱瑗去世不久，钱锺书先生重病在医院，去世之前的半年；而这时保姆家里“老头子”生病，也离开了。杨先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写这篇文章，是为钱锺书先生辩诬，说他没有说过“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这句话。她岂止是在辩诬呢？她也是在为正走向生命终点的钱锺书先生打扫，作证。

现在，钱先生不在了，杨先生也不在了，我重读到这段话：

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锺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锺书也是真诚的人。

如看到对自己灵魂负责的人一笔一画在书写。

这十年中，我和杨先生有一些文章交往，有一些电话联系，也有一点信件往来，我很知足。尊重先生闭门谢客的生活，没有去打扰的愿望。仅见过两次面，都是在2014年春天。现在回想起来，见面还是宝贵的。我记得从先生家出来时，在小区门口等我的朋友望向我的惊异眼神，省悟，我可能有点容光焕发。

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现在也形容不出，套用她的一句话，见她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之后，我也没有见过类似的人。是不是就叫入化境呢？一百多岁的她，完全地有我，又完全地无我；那么柔弱，却又生机相随。这是怎么回事呢？干干净净，真的干干净净。

5月25日先生去世了。5月27日起灵那日，我在笔会微信上写下一则短文，《默念〈斐多>，为杨绛先生上升的灵魂送行》。如今杨先生去世已过七日，她的灵魂到哪里了呢？和钱先生、钱瑗团聚了吗？这样的问题，真的不能靠好奇猜测，甚至不能靠爱与愿望来回答，如先生所说，只能——“靠信仰”。

2016.6.1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