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定华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办公室秘书，焦先生赞赏她为“善于处事的能干的人”，这也是全剧院众口一辞的评价。北京东四演乐胡同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北院住着焦先生一家，南院便是张定华家，她是有亲和力的女主人。西南联大的同窗汪曾祺(作家)、凤子(戏剧家)、郝贻纯(北大教授)、孙方(学者)、孙思白(学者)……常为她家座上客;她的已故师长是闻一多、陈岱孙、曹禺……

亲爱的定华老师: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您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仰望天空，我感到慰藉，在您即将远行之时，我赶去看望您，没有什么生命的暗示，就是想您了，由此，得到上天嘉赏，心中留下您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的永远的印象。如果没有那天的最后探望，是事后别人告诉我:“你的定华老师走了。”我会追悔莫及、悔恨死的!

曾经跟您同在北京市曲剧团工作，跟着您写剧本，心中对您的依恋远远超过同事、师生的情谊。自我大舅、妈妈爸爸去世之后，我就将您和您的家，当成到北京投奔的归宿。每次到您家，“煮饺子”是您第一时间对厨房下的指令。拉桌挪椅摆碗筷，准备作料，一阵忙乎，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了。在您的家人中间，我享受到回家的温暖。

时常想念您，还未适应您就这样一去不复返的事实。我们曾一起到农村插秧、收割麦子、采摘葡萄、起圈施肥，劳动强度相当大。当时的口号调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活着干，死了算。我那时好粗心，忽略了您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干体力活的艰难。黄昏时，大队伍已返回驻地，您一个人孤单地在后面往回走，一瘸一拐，扛着铁锨。右脚被车门夹伤，您坚持下乡劳动。您一辈子硬气，一辈子不为人后，做人做事勇于担当。

您曾告诉我，你们安徽合肥张姓大户人丁兴旺，只是您父亲早逝无子，这一房只有两个女孩，于是，祖母和母亲给您起名“定华”，一个男孩的名字，含有家国“栋梁”的意味。自幼您就领会了其中包含的期待。您十八岁中学毕业，追随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认准离家、流亡、抗日的目标，1938年投考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祖母和母亲不放心一个女孩远去“蛮荒之地”，把您扣留在上海，您好不容易脱身辗转到达昆明。一个“流亡学生”终于找到组织，1939年您加入中国共产党。

定华老师，我们和戏剧真是有缘分，您的革命历程是从舞台上开始的。您讲这段经历时，我听得津津有味，今天那些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金马剧社”，排演反映抗日救亡题材的话剧《黑地狱》。演出在即，女主角突然家中有事离开，您只得约请堂姐来顶替。她开始爽快同意，一读剧本反悔了，“女主角金姑娘是个暗娼，我要是演了这角色，家里人知道了可不得了!”那可怎么办?演出消息已见报，剧组成员急得转磨。您更是着急，觉得没解燃眉之急、对不起剧组:“她不肯演，我也没办法。要是我能演我就演了。”“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啦!”众人信任，您被推上了舞台。《黑地狱》是四幕大戏，金姑娘的戏难度较大，最后一段您总也演不出来。剧情是金姑娘突然发现霸占她的恶霸被人杀死了，需要一瞬间表现出浑身战栗的惊惧。一遍又一遍试演，仍达不到要求。为了帮助您体验，演恶霸的演员头顶一块被油彩抹得血迹斑斑的黑布站在楼梯口，金姑娘走上楼梯猛然抬头一看，吓得大叫一声，跌跌撞撞摔下楼梯。这是一场激情戏，要点功夫的。我好奇您没有上过表演课，是无师自通吗?从此，叱咤舞台成为您宣传抗日、鼓舞民众的武器。

定华老师，真后悔有些事当时没有请教您。1954年，您被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办公室担任艺术委员会秘书。在他人看来，这是“伴君如伴虎”的位置，总导演焦菊隐是极其难合作的权威，您几乎处于全剧院业务工作的中心。可人们至今在说:定华处理巨细靡遗的事物，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妥妥帖帖，难得焦大导演很是满意。甚至焦菊隐同意您全家搬进他家的四合院　(剧院规定一个院子住两家人)，他选邻居的条件挺严苛，全剧院没有第二家获此“殊荣”。我真想了解，您是尊崇了怎样的原则来行事和待人的?六年之后，组织把您从得心应手的岗位调到北京市曲剧团工作，常人眼里，这两个剧院(团)可谓天上地下之差别!　可您没有异议，埋下头来默默耕耘，努力作为，一直延续到1985年离休。

定华老师，难为您从恶浪迭起的人生路上闯过来。“反右”运动殃及您家，徐伯伯(定华老师的丈夫)被打成右派，革去公职发配农场，后又遣返原籍，务农谋生。由此，承载沉重的政治压力，承载侍奉老人赡养四个求学孩子的沉重的生活压力，全落在一个女人肩上。天塌了呀!怎么就没见您落过一滴泪!　没听您诉过一回苦!“文革”中，城市席卷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您一个好端端的家被拆得四分五裂:大女儿在新疆，二女儿和大儿子插队山西，小儿子去了内蒙古兵团，母亲的心被撕成碎片。跟着您写剧本，我们住在剧团宿舍里，看见您的衬衣破得无法再缝补。您唯一的开支是买香烟，坐在窗前，一支接一支，吸一口吐一口，几乎不咽下，面如静水。您是借此排遣精神的痛苦和无奈，借此集中精力于写作。您的右手中指关节变形，是写字过度劳损。您为曲剧团创作了一系列剧本和说唱词本，留在剧团的舞台上和档案中。

您的家中时常笑声朗朗，晚年美满。悬案几十年的党籍问题解决了。徐伯伯回来后，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历史和法文，桃李满园;去灵隐寺游览，他九十岁被人看作七十岁，硬朗得很。孩子们都好，读书工作成家立业，事业上各有所成。他们个个孝顺，没人敢让您生气，您被哄得像个“老祖宗”。

定华老师，您的一生过得艰难，过得精彩。一个小女子，却如一棵大树，以正气、正直、正派为滋养，庇荫子女和晚辈成才。有人说:我跟您真像。只能说:有一点像，因为，近朱而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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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华，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在学期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剧团，毕业后曾在《大公报》任职，50年代后进入北京人艺工作，任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办公室的秘书。以下为张定华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上的文章——

感念母校

●张定华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母校的感激之情越来越深。母校西南联大教育我增长知识，锻炼能力，最重要是教导我培育我学习做人。联大校训“刚毅坚卓”，要求我们做一个有人格的人。

当年战争岁月里，教科书、参考书缺乏，在联大学习主要靠教师上课讲授，学生当堂笔记。老师们学问渊博，研究深透，思路清晰，讲授认真，课堂生活丰富充实，兴味盎然。上课引发了青年们最大的乐趣，倍加热爱学习，深受教益。有些教授如闻一多、罗庸、潘光旦、陈岱孙先生的学识渊博口才好，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做他们的学生是有福的，在课堂使你开阔眼界，得窥知识海洋如此浩瀚美丽；使人思想升华，体会人生是如此丰富多彩；也使你领悟到学习可以使人达到一种特殊的精神境界，从而必须终生坚持学习。

对我正式授业的恩师们给予的关怀、教益与教诲，更是铭刻于心，永远难忘。

雷海宗先生是我们历史系主任，是联大的名教授之一。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精通多种外语，不仅兼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等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雷先生讲课精力充沛，声音洪亮，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授的“中国通史”总是学生人数最多，最“叫座”的课。我们上课之前必需先去占位子，不然只好站在窗外听课。雷先生记忆力极强，上课从不带片纸只字，他讲授“西洋中古史”内容浩繁，头绪纷纭，他却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年代，他一边讲一边写在黑板上让同学记录，脱口而出从无差错，令人叹服。雷先生的为人受到学生们的敬佩与尊重。他的教学加深了同学们对历史课的重视与热爱。历史学成为他们终身从事的专业。即使是不以历史为专业的人，在工作中也获益匪浅。离校后，我在大公报等单位担任编辑、记者，当年雷先生讲授的国际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知识，为我采访编写工作打下基础，增强了能力，深感乃雷先生教导所赐。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开列黑名单抓人，联大地下党决定让我立即离昆转移香港。1941年冬，日军占领香港，组织决定我仍回昆明复学。当我从香港脱险赶回昆明时，联大已经开学，系里三青团负责人某某又以离校未办休学手续来阻挠，办不成复学手续。我非常焦急，就去北门街家中找雷先生。听我说明情况后，他亲切地说：“战时特殊情况嘛！九死一生奔回学校，怎么能不让上课？”在他支持之下，我办妥复学手续，免遭失学之苦。我对雷先生的感激铭刻心头，永远难忘。

皮名举先生也是我们系受欢迎爱戴的教授之—。他讲授西洋通史，踩着上课钟声，风风火火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立即开讲。正课之前，先讲五分钟国内外形势，非常精彩。他特别关注抗日战争局势，对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严词讽斥，忧国忧民的言论，使课堂充溢着爱国主义情绪。皮先生教学严格，不时小考，经常留大量作业，判分极严，学期考试时一起计算成绩。他说不这样记不牢。同学们上课丝毫不敢疏忽。那时我正参加联大剧团演出陈铨先生改编的抗日救国话剧《祖国》。一天皮先生去看戏，休息时他到后台，看见我伏在京剧大衣箱上做作业。他跟陈铨先生说：“她的字写得太坏，我本要在总成绩中扣十分，现在不扣了。不过你告诉她字要写清楚，不然对人对己都是不负责任！”皮先生的教导我牢记心中。至今，字虽仍写得不好，但必定一笔一画写清楚，不敢潦草。

孙毓棠先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上世纪30年代即以长诗《宝马》驰誉文坛。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导演过大量反映抗日救国的剧目如《祖国》、《妙峰山》、《黑字二十八》、《雾重庆》、《刑》等在昆明市内公演，观众踊跃，反应强烈。他还亲自参加《原野》和《黑字二十八》的演出，担任重要角色常五伯和陈疯子，演技高超。孙先生不仅为联大的学生剧团担任导演，也为昆明其他业余剧团导演排戏。他怀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忱，不辞辛苦从郊外联大校舍到城里来回步行十余里，费时间耗心血，不取任何报酬，支持他们的抗日救国戏剧活动。孙先生为西南联大和昆明爱国进步戏剧运动的开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孙先生有深厚的戏剧艺术修养与才能，导戏认真细致。在他的指导下我演了一个个大小剧目，不仅发挥我的表演潜能，增强了我对戏剧的热爱，更使我逐步认识到戏剧也是一门高深学问，值得终生钻研。这为我以后从事戏剧工作打下基础，开拓了眼界。孙先生也是第一位谈及“做人”这个重大问题的老师。

1938年底，联大剧团的成立大会上，导师闻一多、陈铨和孙先生相继发言，给予指导和鼓励。孙先生发言中说：参加剧团，开展爱国的戏剧活动，不仅要认真演戏，首先要认真做人。他的提醒、警示使我懂得了必需自重自律。

离开母校，进入社会，几十年中，道路崎岖坎坷，屡遭挫折与磨难。但即使在最严酷艰辛的岁月中，母校的教导也常给我以力量和鼓舞：做人必需保持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守人格，坚忍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