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

1949年4月8日，前两年去国，此时刚刚借道香港回到北京的诗人卞之琳，带着一种应和中国巨变的“十分兴奋”，给远在上海的巴金写去一信：“我已经回到这里，十分兴奋。你知道要是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再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年近四十，我决定彻底重新做人……”在说到自己的稿费等情况后，卞之琳突然来了一句：“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修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从文即沈从文，三姐即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信见《收获》2013年2期47页）

这段时日，因社会巨变被声讨的沈从文，陷入了可怕的精神惶恐。3月28日，病中的沈从文自杀。遇救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卞之琳说的“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修养……”应该即是言此吧。可后面一句“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显得有些突兀。病中的沈从文，难道还做了什么对不起卞之琳的事情？此前，沈从文可是一直给予卞之琳很大帮助，是对卞之琳施以恩惠之人。卞之琳这话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起沈从文对卞之琳的帮助，那是真正且很大的。卞之琳最初写诗之时，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为《三秋草》，时间是1933年。此前他还有一部《群鸦集》，由他人编辑出来，可惜最后出版受阻，不然的话他的处女诗集可前推两年。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诗集的编辑或问世，均与沈从文有直接关系。

二

卞之琳开始写诗，“第一阵小浪潮是在1930年秋冬的一些日子”。这是他1929年升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之后。创作的动因，卞之琳后来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这样表述：“……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

当时的卞之琳，是颇为不自信的。这段时间写的作品，“自行销毁的较多”。1931年，诗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学兼课，为卞之琳他们上“英诗”课。尽管卞之琳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可大诗人在前，这又是哪个想写诗的人也不愿放弃的求教机会。在课余，卞之琳终于把自己的诗作抄录一些，交给徐志摩。卞之琳诗作虽主要用口语，可他已开始试着用格律体来约束，同时凝炼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诗人中，这个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读之下，很是喜欢。他将这批作品带到上海，和沈从文一块读了，沈从文也颇为欣赏。两人便商议将它们汇聚出版。徐志摩还把其中一些作品选出，自作主张交给《诗刊》等杂志先行发表出来。

为此，与卞之琳还不相识的沈从文给卞写了很长一封信，说他和徐志摩都认为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册子。沈从文还拿其中一首题目命名：《群鸦集》。认真读过，沈从文还主动为这些诗作写出一篇颇有见地的“附记”。

对于卞之琳的诗作，沈从文表现出支持的欣赏：“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诗的艺术第一条件若说是文字的选择，之琳在这方面十分的细心，他知道选择‘适当’的文字，却刷去了那些‘空虚’的文字。”“他从语言里找节奏，却不从长短里找节奏，他明白诗的成立以及存在，不是靠到一件华丽的外衣，他很谨慎，不让他的诗表面过于美丽。从作品上得到一种契合无间的同感，一笔两笔，风格朴质而且诚实，又并不因文字单纯简略转入晦滞……”

文字之外，还有氛围、境界，这方面，沈从文是这样体会的：“读集中的《奈何》，读《群鸦》，读《垂死》，皆能酝酿一种淡淡寂寞，这寂寞是青年人各有一份，自己却说不出，读时要忘却也无从忘却的。”“好的诗不是供给我们一串动人悦耳的字句了事，它不拘用单纯到什么样子的形式，都能给我们心上一点光明。它们常常用另外一种诗意保留到我们的印象里，那不仅仅是音律，那不仅仅是节奏。怎么美，怎么好，不是使我们容易上口背诵得出，却是使我们心上觉得那‘说得对’。……之琳的诗在我的印象上，便有这种力量。”如今，沈从文的文论愈来愈受到一些学人的关注。仅由这几节表述看去，确实有独到的，得自创作者经验感受的深切识见。

这篇带着显明支持青年诗人的“附记”，卞之琳很快读到了：“不久在创作月刊上意外地发见了从文的一篇群鸦集附记，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册子名字也有了。”对于一个想从事写作的学生，鼓励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一·二八”事变。这部《群鸦集》终于胎死腹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各方面，尤其对文化破坏，是巨大的灾难性的。

《群鸦集》最终虽未印出，可还不认识的沈从文写出文字指示优长，实在大大鼓舞了初学写诗的卞之琳。1933年春假，卞之琳得到几块银元的稿酬，拿着它，他“小游”青岛，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到那儿就住在沈从文宿舍。谈诗论文间，他们一定感叹到《群鸦集》的不济命运。这一页揭过，卞之琳又谈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时，新写了十多首与先前作品“风格稍异”的诗歌，想合集叫做《三秋草》。沈从文一听，二话没说，提笔就题写了“三秋草”几个字（后来该诗集出版，封面就用了沈从文这洒脱的三字题名），并马上从抽屉里取出三十元钱来，交给卞之琳，让他快快将《三秋草》印出来。

开抽屉时，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几张当票，知道沈从文自己还在典当东西过活，觉着不该接这钱，可沈从文坚持让他拿上。卞之琳后来说：“我终于未能违命。”卞之琳拿了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

作品很快在北京印出。因为是沈从文出资印出，《三秋草》的版权页上，印上了“发行人：沈从文”的字样；书店，还是用了先前要出版《群鸦集》的新月书店，时间是1933年5月。

据资料记载，卞之琳后来还受到沈从文的照拂。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并不顺当。沈从文知道了，便给主持文化基金会的胡适写信，希望能通过该会，给卞之琳一点可以发挥其特长的翻译工作：“卞之琳多数人都承认他译书极认真，中文也相当好，外国文基础也很好。人家都说是这几年北大出的好学生！现在作的事似乎不是他宜作的事，对自己无益，对学生也无益。教书不译书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文化基金会每月出百廿块钱并不是件困难事情，我希望您还能给他这个译书机会，要他不必再教书。”（见《沈从文全集》18卷223页）后来卞之琳确实获得了为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翻译文稿的工作，他本人说是自己的老师余上沅推荐的。可见沈从文给胡适写信为他寻找这份工作的事，并没有告诉卞之琳。这样的不张扬作为，真正为君子之风。

三

事实如此，此刻的卞之琳，为何埋怨起沈从文来，难道宽厚待人的沈从文后来对他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这一点，笔者猜测，应该与沈从文的姨妹张充和有关。卞之琳与张充和的那段无果之恋，近年来被多次反复谈及，笔者也就不赘述了。可卞之琳埋怨沈从文，又确实于此相关，所以又不能不略加涉及。不过，笔者希望所述均出自本人的言说，不愿提供编排的“八卦”内容。

前不久，学人苏炜数次拜访了在美多年的主人公之一的张充和，写成了《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该书是张充和认可的，故此可以引述相关文字。有关与卞之琳之间的关系，张充和没有避讳。相关文字如次：

“‘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张先生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那，你给他回过信么？’‘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他给你写过多少信？’‘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花前月下’的。‘完全是单恋，’张先生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么？’张先生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当然，这段恋情使卞之琳写出了许多读者十分喜欢的诗作。对此卞之琳自己曾说：“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见《雕虫纪历》自序）文字虽然含蓄，可诗作诞生及恋情无望的缘由，卞之琳表达得还是很清楚的。

从张充和的表述看，卞之琳这份精致而含蓄之恋的可能性，读者基本就能够把握了。卞之琳的文字，从另一方面补充了这一点。表面看，卞之琳对于这段恋情的无望是早有预感的，可终于，他还是把沈从文作为了埋怨的对象。

1947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卞之琳赴英国牛津从事研究。1949年归国后，他的心上人张充和已结婚嫁人，这对追恋十数年的卞之琳打击可想而知，以致连北京在他感觉中也变了味：“……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再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

四

张充和的婚嫁，与沈从文有无联系，可以由当事人来说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张充和与自己的姐姐张兆和、姐夫沈从文住在一起——北京、昆明（按：在昆明时期，卞之琳似乎在沈家此待过一段时间，也许是因为张充和。与沈从文交往自然很多。沈从文给他人信函中，就谈及卞之琳的创作情况。）、北京……“1947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按：沈从文一家）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张充和）住他家甩边一间屋中……”（见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在这里，张充和遇见了后来的丈夫，在北京大学讲授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的德裔美国籍学者傅汉思（HansH.Frankel）。傅汉思年青，单身，便常常跑到北大宿舍与教授们交流。沈从文家，是傅汉思常常光临之处。在这里，“我还见到沈（从文）太太的四妹张充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准备在北大教书法和昆曲。”（见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最初沈从文还与这个外国友人多谈谈，“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引文同上）年青人恋爱，在沈从文看去，太正常了，所以只是为他们留出空间，自己避到一边去。这些，虽然沈从文看去正常，可若由卞之琳想来呢？

后来沈从文一家外出天坛野餐，傅汉思也被邀请。甚至“……昨晚充和过生日，沈家请我去吃长寿面。饭后我们玩各种有趣的游戏，每人得唱一个歌……”（引文同上）结局可想而知：“北平，一九四八、十一、二十一……是的，我们前天结婚了，非常快乐。……仪式虽是基督教的，但没有问答，采用中国惯例，新娘新郎在结婚证书上盖章，表示我们坚定的决心。除我俩外，在证书上盖章的，还有牧师，按照中国习俗，还有两个介绍人（从文和金隄），两个代表双方家属的，沈太太和杨振声教授（他代表我的家属）。”再后来吃结婚蛋糕。沈从文的儿子小虎最喜欢吃，他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一个月后，“充和同我离开北平经由上海来到美国。一直到三十年以后……才又在北京看到从文、三姐和龙朱……”（引文同上）

这在他人看去，再正常不过。可卞之琳却不如此想。等他从牛津回国，张充和已与傅汉思双双飞到大洋彼岸。这一肚子的怨气，他撒到了沈从文的头上。也许他觉得，你沈从文明明知道我在追求张充和，你却不给老朋友我关注着，还让他们恋爱成功，以致结婚；你还充当介绍人……这份激愤心情，才有了“他（按：沈从文）实在太对不起我……”的深深埋怨。

其实熟知国情的人都知道，此时所谓“介绍人”，完全是需要产生的。中国婚姻，无论真实介绍与否，甚至青年自己自由恋爱，在婚礼上，总得有个介绍人出来说说话，这是长久以来的社会习惯所致。从傅汉思与张充和两人的思想及作为考虑，他们绝非沈从文出面撮合所成。沈从文在婚礼上，不过临时充当一方“介绍人”而已，不料在情中人卞之琳眼里，他认定真是沈从文从中牵线所致。这样做，你沈从文岂不“实在太对不起我……”这埋怨之深，到了即使当时沈从文因为“高压”，已经有过一次自杀行为，也不能缓解的程度。卞之琳此时写信给巴金诉埋怨，就是明证。

尽管并非沈从文的责任，可伤透心的卞之琳却将自己不能为，或未曾得手的追求“迁怒”于沈从文。今天通过大量史料及当事人回忆，我们可以了然，张、卞二人，各赋秉性，终于不能结合成功，是我们普通人认为的：无“缘分”或缘分未到。在人世经久阅历后可知道，许多事均无可强求，恋爱、结婚尤其如此。这其中两个人的和谐、认知、缘分等因素轨范走向，他人作用十分有限。可事情终于不能“谐”，归罪他人，却是当事人为自己不能成事的一种无奈辩解，为心理无法解脱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排遣说辞。尽管对于沈从文，这显得很不公平，特别是沈从文正遭受极大精神打击之际。

五

对自己写作历程，卞之琳写了一些文章。可惜，对于自己早期出版作品有最重要作用的沈从文，他谈得极少，即使谈及，也很闪避。譬如在他诗歌合集《雕虫纪历》“自序”中，说自己早期的诗作，送给徐志摩后：“不料他把这些诗带回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仅此一句。沈从文为他诗集写序，为他出版第一本诗集出资，为他的生计向胡适推荐求助……不着一字，让对沈从文这些作为比较了解的人实在看不过眼。1949年后，沈从文给许多人写了大量的信件。近日笔者草草查了《沈从文全集》，似乎没见有给或复卞之琳的一封信。这其中肯定有早期信函遗失，可后来关系之淡漠，与他们早期相对多的联系比较，完全可以看出其间的“埋怨”因素。

巧合的是，最终对沈从文的合适评价，来自卞之琳曾经“恋”的对象张充和。沈从文去世，在美国的张充和得知消息，“……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按照惯制，字迹竖行书写。发回国内人一读，均以为极佳，尤为特出的，是尾部四字连接起来，成“从文让人”句子。这一点并非作者张充和事先想到。她事后用“大吃一惊”和“这事真神了”“哎哟，真是有鬼哟！”形容其无意而天成，可却认为：“这也确实是沈先生一生的特点。沈先生总是在让，好像不会刻意去争什么。——可这‘让’里面，有多大的学问哪！”（见苏炜著《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

在今天人看，虽然卞之琳由“爱”生“埋怨”的情绪可以理解，可总觉着“泄”在沈从文身上不是地方。沈从文毕竟做了那么多支持卞之琳的事情，仅仅不顾自己还在当东西之时，拿出钱来为卞之琳出版诗集一件事，也足够让人终生感怀了。可惜！沈从文之所以在极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做出巨大贡献，在笔者想来，与“从文让人”相关。倘若他总是想着自己的功劳或悲苦，与人争斗一时之短长，他就无法完成他的大量作品，尤其是晚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由文入物的杰作了。这样一想，“从文让人”实在可以作为我们铭记的人生态度，沈从文在艰窘环境中终于做出的卓越成绩可以证明此态度的可靠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