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巫宁坤（1939-1941外文）

　　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扬州人，从初一起一直在省立扬州中学就读。1937年冬， 我正上高三，侵华日军逼近首都南京，几十里之外的扬州也岌岌可危。11月中旬，学校被迫解散。全校师生纷纷离校，各谋生路。十七岁的我生怕做亡国奴， 只身离家，走上流亡的道路。

　　我在徐州搭乘陇海铁路开往西安的客车，去投奔一位在骑兵师任军官的忘年交。在火车上，我结识了前往成都四川大学外语系任教的周煦良教授夫妇。他俩要先去武汉，候船入川。5月初，我有机会去武汉，和他俩重逢。周先生常带我逛书店，并买了他的朋友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送给我。1939年秋，我考上西南联大外语系，周先生又给我寄来一封给卞的介绍信。当时他是英语讲师，教大二公共英语，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鱼目集》是我和汪曾祺等爱好文艺的同学百读不厌的经典。其中有好几首诗我都看不太懂，正好拿着信去拜见，当面请教，他总耐心地为我讲解。

　　每次我去见他，卞先生都要借几本文学作品给我看，有英文原著，也有他本人和别人的译著。当时他正热衷于英国先锋派作家、诗人奥登和小说家衣修午德，先后翻译了不少前者的十四行诗和后者的小说《紫罗兰姑娘》。

　　1941年秋，美国空军志愿大队，通称飞虎队，来华支援我国抗战，驻防昆明，急需英语译员。当时我刚上完大二，却报名应征，驻防郊区巫家坝机场，拜见卞老师的机会就少了，但我仍写信跟他保持联系，有时周末返校也去看望一下，他仍借书给我看。有一次，他给我一本从英国领事馆借的奥登的新著，长诗The New Year Letter，我异想天开，用我的手提式英文打字机，把全书打印了下来，送他留念。

　　1943年10月，我奉派为一批中国空军赴美受训的飞行人员担任译员，行前卞老师曾为我饯行。后来在美工作和留学期间，一直保持联系。

　　有一次，我在信中提到，1945年2月，我曾走访当时在东部 Swarthmore学院任教的奥登，谈到卞老师已发表了若干奥登的十四行诗译文，回信时他就寄来几首译文的复印件，要我转交诗人。1947年，他应邀到牛津大学驻访，会见了衣修午德，并将他为《紫罗兰姑娘》写的长序的英译复印件送给他，作者看了一遍之后就说，如果小说的译文和序言一样的好，他就十分满意了。

　　1949年，卞老师从英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51年夏，我应燕京大学之聘回国任教。阔别八年，我又和卞老师重逢了。他曾有意邀我到北大兼课，但因北大在市内，燕大远在西北郊，相隔数十里，交通困难作罢。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迫下马，我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见老师的机会又少了。1956年，南大外语系停办，我又回北京，到西北郊的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后改称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任教，老师也早已调到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住在东城干面胡同宿舍，相隔数十里，交通不便，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1957年“反右”之后，我被流放北大荒，从此与老师断绝联系二十余年。

　　1980年，我重返北京国关任教，又有机会面聆教益了。老师勉励我教学之余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并亲自推荐我为《世界文学》月刊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衣修午德的中篇小说《萨莉·鲍尔斯》。

　　1980年12月，在外文所主办的成都会议上，该所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员作“学术报告”。他依仗列宁反对现代派文学的《要文学，还是要革命？》一文的权威，对“文革”后开始流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张挞伐。我感到忍无可忍，便立即予以驳斥，最后说：“如果今天有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一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回北京后，听说卞老师身体欠佳，因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我立即去看望他。一见面他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后跟我说，宁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们不是应当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解放思想吗？”我很老实地向他请教。

　　“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出于对一个久经患难的老朋友真挚的关怀，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卞老师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老实的忘年交。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时我也意识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后的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自己“心直口快”的老毛病一时也改不了。

　　卞老师是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但一贯谦虚谨慎，生活简朴。他是社科院的二级研究员，多年住在社科院在干面胡同的一栋四层楼宿舍的顶层，我曾亲眼看见他把蜂窝煤抱上楼去。每逢雨天，他家就漏雨，长期得不到修葺。后来，他接受朋友的建议，写了一篇《漏雨楼铭》，发表在《北京晚报》上，漏室才得到修葺。

　　卞老师的感情生活也是低调的。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他在沈从文家结识了沈夫人张兆和的四妹充和，一见钟情，并把他的新著《十年诗草》题献给她。1948年，他在牛津大学驻访期间，充和在北京，也是在沈从文家结识了在北京大学访问任教的德裔美籍教授傅汉思，和他结婚后就随他前往美国，到他任教的耶鲁大学所在地定居。当时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卞老师从英国来信，提到此情，十分伤感。

但他对充和一往情深，并不因此改变。1980年代，我在北京工作，常到他住处去看望他，此时他早已与小说家青林结婚。他一人在家，正在听充和唱昆曲的录音。他说，有人认为，他和充和的关系是他自作多情，其实当年他俩之间的感情是很热烈的。1991年，我在北京应耶鲁大学之邀来美访问，行前卞老师委托我把他的一本新著，《雕虫纪历》，面交充和。

　　1998年10月6日，我应邀讲学回到北京。听说卞老师身体欠佳，刚刚出院回家，杜运燮就陪我去探望了。他躺在卧榻上，本来清癯的面容显得很憔悴。他很高兴见到我，并拿出一本新近出版的译著《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签赠给我，签名时手有点发抖，一向工整的字迹也模糊了。

　　这四种悲剧就是莎翁的《哈姆雷特》等四大悲剧，翻译其中一种都不容易，卞老年近九旬，却一举完成了四种，全是文学翻译中的经典，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2000年12月8日，是卞老师九十华诞，袁可嘉、杜运燮和我发起在北京举办“卞之琳学术研讨会”，为老师祝寿。我因病未能赴会。袁可嘉12月初从纽约起飞，抵达北京后才知道老师已于前一天谢世。

回想在西南联大学习的两年中，我没有上过卞老师的课，但他是我唯一的恩师。他去过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过课，出版过诗集《慰劳信集》，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教师中的“左派”。可是，在和我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也从来没有做过我的“思想工作”。解放后，他入了党，我当了“右派”，他也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也从来没有和我“划清界限”。

　　相知六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老师一向关心我，帮助我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恩师的教益我终生受用无穷。

转自《东方早报》201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