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征镒^*（一九三七生物）

朱自清先生在他1946年写的《我是扬州人》散文中反复论证祖籍绍兴，出生海州，在扬州长大，扬州才是真正的家乡的道理。我也是扬州人，和他一样从小就在扬州长大的扬州人。我在扬州中学读书时还弄不清楚著名文人朱自清究竟是绍兴人还是扬州人?1933年才由高中三年级国文教师淮安人张熙候选了朱先生的《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给我们读，大约是和西厢记长亭送别，黄仲则诗和《伊色加城，欢度密月去》那样的早期新诗一起选的。这篇白话散文给十七岁的我印象很深，觉得很有诗情画意，也有“荡漾着蔷薇色的历史”的感慨，和一些深深的哀愁，和我在家塾里就背熟了的唐诗三百首中，杜牧、李商隐那些绝句中的意境很联得上，也和我们一班小朋友踏青或赏月瘦西湖的情景风韵差仿不多。那时还没有读过他的感人至深的《背影》和《荷塘月色》。

第一排左起第五：朱自清、于乃义、张澜庆、王瑶、汪、孙本旺（均已故）

第二排右起第三：江枫（江爱忠）、×××、吴征镒、高鼎三、×××、凌德洪

次年，我到上海去考清华，意欲学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但那年的国文考试题却是写一篇游记，这是和前几年陈寅恪出对子“胡适之”一样的启发式的试题。我虽然在扬州曾因采集标本踏遍了芜城春草，上过蜀冈访过“禅智”，但足迹只到过镇江的北固山，无锡的惠山太湖和苏州的虎丘、天平山，对旅游的感性认识很少，但因读过朱先生那篇散文，又念过古文观止上的柳宗元的一些小游记，特别是唐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于是我就仿照那些文章的意境和格调写了一篇记得并不长的短游记交卷。谁知这出题的判卷的正是和我同乡又先后同学的朱自清老师。朱老师八中毕业，正是扬州城西大汪边的扬州中学的前身。大约这篇短短的游记正好中了当时正在写《欧游杂记》的“房师”的意想，给了一个较高的分数，使我能以较高的平均分考中了清华九级的榜上第十三名“洋进士”，那时我还不知“房师”究竟是谁。

使我惊奇的是大一国文教师居然是朱老师，这才弄明白他确是扬州人。他给学生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十分严肃，一丝不苟的“君子”，个头不高，但穿着十分整洁，小分头下面略微带方的脸上有一双黑而不浓，“削”得很齐的眉毛，并在前端略有几根“寿”毫，那下面却是在金丝眼镜后面澄澈如水，炯炯照人的眸子。讲起来有“一大堆扬州口音”，却也很喜欢说那北京人最喜欢说的“一会儿，一堆儿，聊天儿”等等的那个“儿”字。原来他不单是文学大师，却也同时是中国语言大师，后来看到他有许多“论”、“说”、“谈”的散文，分析中国语言文字的语法常常细致入微，让人越嚼越有味“儿”。他的文章一字不苟，确实文如其人，“风华从平淡中来，幽默从忠厚中出”。

时间已过了近七十年，他在大一国文上给我们选读的那些文章，一篇也记不得了，但似乎确有在中学时就读过的王维那篇《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仿佛记得他在讲解那篇文章时提到过我这个“扬州小同乡”，使我当时汗流浃背，如坐针毡，因为同班正有不少作文能手，如杨联、丁则良等等。总之，朱老师的文风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以后写的科学论文中力求简洁，少说废话，少用废字。

大一以后，我就没有再受到老师的言传身教了。中间虽然我是俞平伯先生谷音社昆曲的忠实听众，也听到过他续弦的师母陈竹隐所唱，却并没有和俞先生、朱师母有什么往来，甚至连头都没有点过一次，话也没有说过一句。尽管我常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度周末，却也无缘碰到过他们。

直到1940—1942这几年中，因和陶光、张宗和组织昆曲同期，见过朱师母几面，但她不久就因家累太重，在昆明生活困难被朱老师送回成都去了。却也因此，我在后几年，时时在看望李继侗老师时，必然看到朱老师，因为他们同是单身住在昆明北门街一间会馆的戏台楼上，后来也就是潘光旦、费孝通等先生们因李公朴、闻一多遇刺暂避难的美国领事馆 ，那是在陈纳德飞虎队和一些美军来昆后新设的。这段时间，我不但常在文林街上甬道街口遇到他，披着一件彝族同胞在牧羊、赶马时披着，又当露宿野外时铺盖着的灰白色穿绳齐领系着的羊毛毡“一口钟”，瑟瑟缩缩地茕茕独行。同时也在大绿水河双塔下面的私立五华中学和他的及门弟子王瑶、季镇淮一起，干着重新教中学的生涯。这时还留下一张值得深深纪念的老照片(见176页)，那是高五班毕业时在翠湖中云南图书馆前照的，朱老师坐在校长李希泌、校董于乃义中间，王、季两位和张澜庆、汪篯和我三“弟兄”均侍立两边，这是我手边仅存的有老师在内的一张。

闻一多老师遇刺后，他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但也更加沉潜执着和勇猛精进了。约在1946—1948年间，他住在清华图书馆后面，北院最北一家。清华因为我是八年抗战中一直在西南联大的老职工，所以也给了单身的我半幢房子（另半幢是农学院沈隽教授夫妇住着），但我家的门开向通往老师家中的一侧，这时才做到经常拜望。他除了下大力气编辑出版《闻一多全集》（开明版）的工作以外，那时倾向进步的民盟，讲师助教联合会和学生各社团在历次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都像过去找闻一多先生一样找到他头上，他也从不拒绝，甚至还第一个签名。他已经代替闻一多老师走上革命第一线了，但是他那多子女的家庭和骨瘦如柴的自己，也终于支撑不住了。这期间我找他解决住在我家里，从昆明来还没有职业的王松声同志当成志小学（清华子弟学校）的教导主任，由于他在清华教授会中的威信，很快就办成了，他当然也是深知松声是个进步的街头剧作家。而我呢，为了稍稍缓解他的家庭困难，也通过在五华原当教师和训育主任，当时在《北平新生报》当编辑的江枫（原名爱忠），在该报的《科学知识》副刊（由我主编）之外，增加一个《语言与文学》，由他主编，其实主要是余冠英先生约稿、审稿（我在那副刊还写过一篇介绍艾芜小说的书评）。这自然是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往事，却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往事。

朱老师终于在1948年8月12日，在编完《闻一多全集》之后不久，心力交瘁，极度衰弱，因胃穿孔不治而与世长辞了。我虽然就在８月１９日大逮捕之后不久奔赴解放区了，但他的追悼会是我解放前参与送走的第三位老师，前于他是吴韫珍(生物系，仅44岁)、闻一多(47岁)。他也不满五十岁，都是被旧社会帝国主义反动派大战生生扼杀的。沉痛哀悼的心情中为他写了两副挽联，一副是为教职员联合会写的：“使贪夫廉，使懦夫立，求经师易，求人师难”，记得由当时教职会中某书法家写就；另一副则是（为写我自己的）：“十五年时沐和风，翘首夕阳无限好。两三载连摧大树，惊心昧旦有深哀”。那是在“八·一九”大逮捕后，我即将离清华赴解放区的前夕，自然只能锋芒内敛。原稿写在一张小纸上，夹在书里，居然历劫完整地留到现在，而我先后追悼吴、闻二师各四首五律，却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被人借去遗失，迄今只记得残联断句了。

这位“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铮铮铁汉，这位在抗暴斗争中带头签名的盛年著名教授，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永留不朽的大师巨匠，虽然英年早逝，但他那“最完整的人格”永远是一切后继者的榜样。他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1942—1948年于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