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缅怀李传信同志

徐葆耕 （1960水利）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里有一首苏联歌曲无人不晓，其中的两句是：“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那个年代确乎如此：毛泽东是“同志”，徐葆耕也是“同志”。当时，李传信同志所在的无线电系在清华雄镇一方，他是系里的第一把手，但是，系里的人都称他“传信同志”，而并不称“传信书记”。时过境迁。现在的社会，尊称已从“同志”改为“老板”，老板“比一切尊称都光荣”。党内也开始流行称“书记”、“部长”。如果你想请对方帮你办事，一定要称呼他的职务，如果是副职，最好把“副”字讳掉。这已经成为常识。如果你还叫某某人为“××同志”，年轻人会笑。

中国人是很讲究“正名”的，称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的大学流行互称“老师”，这是复“三人行必有我师”之古，也是很好的。只是比起“同志”多了几许尊重，少了一点亲切。就我而言，已经习惯于称同行或领导为“老师”，但是，对于很少的几个人却改不了口，依然称为“同志”，其中之一就是李传信。

传信同志长我一辈，他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文革”前，无线电系是清华诸专业中的佼佼者，招生录取分数屡居全校之冠，听说他们的第一把手名叫李传信，是个“精明的矮子”。“文革”中，我一度在校简报组工作，经常听到一些来自系里的消息。有一则是：其时的无线电系大部分迁至四川绵阳分校。那里的生活十分清苦，但集市上有活鸡活鸭出售。哪一家购得，必要邀几位知己欢聚一番。经常被邀请的人物之一就是该系“头号走资派”李传信同志。这件事汇报到迟群那里，迟群极为震怒，认为是“走资派还在走”的表现之一。后来做何处理，我不清楚。那个年头，家家经济拮据，有谁愿意把鸡鸭美味无偿地送给一个已经无权无势的下台干部吃呢？我心里暗自觉得，李传信大概是一位“人缘”相当好的“走资派”。

真正见到李传信，已经是“文革”以后他作校党委书记的时候。1987年，清华要为闻一多先生立像。当时负责中文系的张正权同志带消息回来说，让大家帮忙找一段闻先生的话镌刻在雕像旁的大理石墙面上。闻先生是中文系的教授，我们理当承担这一任务，但是，找了半天，总不满意。后来，正权拿来一段话征求意见，大家都说好。这就是刻在雕像左侧的“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正权感慨系之：“我们中文系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却让一个非文科出身的人找到了。”这个“非文科出身的人”就是李传信同志。在清华这个“理工王国”里搞文科常觉孤独，这件事却让我有如遇知音之感。后来听正权讲，李传信对于立闻先生雕像关怀备至，工作抓得十分细致，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参与讨论。揭幕那天，还代表学校来讲了话。

真正对李传信有了“同志式”的情感是在他已经不作书记、退居二线之后。清华是个理工科的超级大国，学校领导的工作重心始终在理工科或经管上，对文科的关注相对较少，唯一时常找我的校级领导就是李传信。印象较深的，一次是他要承宪康同志和我陪他去朱自清先生的大公子朱乔森家谈朱先生的遗物捐赠给清华的事。他口出惊人之语：“我常说，清华缺文少理。”这种切中要害又十分风趣的批评，我闻所未闻，十分敬服。那天，同乔森和夫人的谈话十分融洽，于不知不觉中把所有的问题一一解决了，所捐文物价值二百余万。后来，现代文学馆听说此事，多次跑到乔森家，许以优厚的珍藏条件想把这批文物转移给他们，但都未能动摇朱先生家属将其捐赠给清华的决心。其中，传信和宪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有一次，传信要我陪他去吊唁曹禺先生。我本来觉得这是一次“官方礼仪”，但吊唁仪式结束后，传信同曹禺夫人的谈话，三句就进入了家里人说话的气氛。这不仅因为传信对曹禺先生的历史和戏剧成就十分了解，而且，他有一种善解人意的胸怀，说出的话让悲痛之中的曹禺夫人感到十分熨帖。有多次，我骑着车走在路上，他会招手让我下来，说：“我想了一下，中文系的……”然后说出几点建议。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碰到的不是一位领导，而是一个关心中文系发展的老朋友。

我算是一个“老清华”了。从上学算起，已经在清华呆了五十多年。近二十年的校级领导大都对我知根知底，我对他们也不陌生。应该说办事不发怵，但是为了把事情办成也还是在说话上加以检点。唯独对传信，可以做到张口就说，不必考虑。这样的谈话常常是在路边，碰上了就发一点办事难牢骚，传信总是笑笑，然后给我几句忠告。例如，某件事你应该去找某某人，而不该找某某人；某件事你不该这样说，而应该那样说；等等。

清华担任领导的大都是清华出身，本来学习很好，业务上很有前途，但是做了行政工作，业务也就丢了。作为补偿，学校总是给有一定业务成就的同志解决一个教授职称，以免“后患”。但也有毅然不要的，传信是其中之一，人们常称呼他的还是“传信同志”。在现实人们的观念里，“同志”显然低于“教授”。其实，“同志”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称呼。只有那些出于同一信仰为同一事业献身的人才有资格互称同志。现在，有多少人有资格使用这一称呼呢？即使头上有着教授高帽的人也未必能够迈进“同志”这个门槛。同志还包括现在正在消失的领导与被领导、老板与打工者、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平等、和谐与亲密。

传信病重之后，承宪康曾邀我到医院探望。搬到荷清苑小区后，也常常碰到，总要说几句话。就在他去世前十几天，他还要我替他找一本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我找到送去的那天，家里阿姨开门，说，传信又住院了，周老师也在医院。我以为是理性的化疗，没想到，第二天，我刚到深圳就接到宪康电话，告诉我说，传信已经去世。我很后悔，他嘱托我办的最后一件事没有办好。如果书送得早几天，他会看到。在无法排遣的悲痛之中，我重新翻看他写的《清华往事纪实》。他自己称这只是“资料性的小册子”，但是，每一个认真的读者都可以看出他对清华建设所做的宝贵贡献，同时看到一颗精明过人而又谦虚和蔼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