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距离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院士去世的日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各界对这位中国光学奠基人的悼念之情却并未减少。9月15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北京光学学会举办了一场名为“创新是科技工作者的天职”王大珩学术思想座谈会。会场上，王大珩院士昔日的同事、朋友、学生等众多各界人士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和缅怀王王大珩院士的科学人生。

在包括周立伟院士、金国藩院士、姚骏恩院士、许祖彦院士等嘉宾的回忆中，王大珩院士对中国光学事业所作的开拓性贡献以及他高风亮节的科学精神，不时感动着在场的人们。而通过这些大家们的描述，王大珩院士的形象也越发的清晰。

　　王大珩祖籍江苏苏州，1915年2月26日生。在父亲王应伟的影响下，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又取得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技术光学硕士学位。为了学到当时中国还没有的光学玻璃技术，1941年，他又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1942年，王大珩来到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工作，积攒实践经验。在英国磨炼了数年后，带着满腹的光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王大珩于1948年回国。

　　创办长春光机所

　　回国不久的王大珩，就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后经钱三强的推荐，王大珩用仅仅折合1400万斤小米的经费，建立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1956年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开始起步。

　　“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王大珩曾说，对他而言，在“没有”面前，他没有退却和逃遁，“没有”才意味着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

　　而在解放初期，办馆难度可想而知，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作为一家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单位，小到电阻箱、检流计都要由工作人员自己制作。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1954年，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出炉，这意味着中国从此具备了生产研究各种精密仪器最关键材料的生产能力。

　　而这炉具有历史意义的玻璃的出炉，除了与王大珩踏实肯干的作风有关外，还与他先进的科学理念紧密相连。“产学研”虽然是后来才有的名词，但是在王大珩创办仪器馆时，他就已经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和工程制造的关系。在他看来，这里不应该只是一个研究所，这里既要研究，也要生产，还要搞应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52年，王大珩通过教育部要来了20名大学生，在大家的齐心奋斗下，光机所不久就拿出了很多件令新中国骄傲的科技产品。而从当初这20名大学生中，日后也走出了7名响当当的院士。

　　“八大件、一个汤”

　　在王大珩的带领下，上世纪50年代末，长春光机所在建立不到6年的时间里，就陆续研究出了当时称为“八大件一个汤”的科研成果。“一个汤”指的是第一炉光学玻璃，而“八大件”指的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红外夜视仪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

　　光学玻璃是仪器馆成立初期的重要科研成果。在研制我国第一批光学玻璃的过程中，王大珩运用他在英国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此后，光机所的一件件科研成果，也都震惊和鼓舞着国人。

　　1958年国庆节，长春光机所研制的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在北京展览馆中国大厅展出，观众排着长队，都想通过电子显微镜看看蚊子翅膀上的细毛。国庆当天，这台电子显微镜的巨大模型，就走在中国科学院游行队伍的前面，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用1400万斤小米的经费，王大珩填补了我国一项项光学技术的空白。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研究，长春光机所带出了一批研究光学的人才队伍，也建立了光学材料、光学加工、精密机械加工的一批队伍，还锻炼了一批能担当重要科学工程的领头人。

　　为科学院确立“一杆子”传统

　　在王大珩的领导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长春光机所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攻方向，先后在红外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60年代初，为适应国防工程的要求，国家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就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而言，完成这一任务有很大困难，但是在王大珩的号召和指导下，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超过原设计指标的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工程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设想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了关键作用。

　　当时对于如何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曾出现过搞“半杆子”还是“一杆子”的讨论。所谓“半杆子”就是长春光机所作为科研机构，应只搞攻关研究，而整套设备的制造则应由产业部门和工厂来承担。所谓“一杆子”则是从研究攻关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都由长春光机所完成。在王大珩的主张下，长春光机所坚持了“一杆子”的做法。而事实也证明王大珩的“一杆子”策略是切合实际的。从此，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为研究发展高精技术设备确立了“一杆子”的传统。

　　提出“863”计划

　　提起“863”计划，王大珩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著名演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根据未来“星球大战”要求，要构筑起庞大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对尖端科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迅速反应，苏联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而法国也提出了“尤里卡计划”。

　　看到这些变化，王大珩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当时，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论调。部分专家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目前的国力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做出成果来，我国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他认为，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完全不能和美苏等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但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只花了不到美苏1/20的钱就搞出了“两弹一星”，这样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人民也才有了不受核威慑的生活环境。搞高技术发展研究也是这样，我们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完全可以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

　　所以在几次思想交流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院士联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由王大珩起草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中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不堪设想。”建议书经其他三位院士补充后，1986年3月3日，交给了邓小平。短短2天后，1986年的3月5日，邓小平亲笔做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此后，中央很快正式批准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因为这项纲要批准于1986年3月，所以被简称为“863”计划。从此，“863”计划作为我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使得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等高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由瞄准世界前沿、跟踪起步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晚年的心愿

　　晚年的王大珩仍然在关心中国的光学发展。他有三个心愿：一是编写中国光学名词，二是编写中国光学发展史，三是建立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

　　让王大珩得以安慰的是，经过论证，2009年7月31日，中国光学科技馆决定在吉林建设。2011年下半年，这座满载着王大珩心愿的博物馆将开门迎客。它将代替王老将光学事业和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们。

　　光学泰斗的“光芒”

　　为国舍小益 1941年，王大珩进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是青年人的理想。而就在他撰写博士论文时，研制光学玻璃的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要招募一名研究人员。而在战时，各国都将光学玻璃视为一项保密的学科。年轻的王大珩隐约感到，如果能拿到这个职位，就能学到被各国视为保密的光学玻璃技术，而这项当时中国还处于空白的技术，对未来的国防和建设都有着深刻的意义。所以，1942年，王大珩放弃了博士学位，进入了昌斯公司。1948年，王大珩回到了祖国，用一个博士学位换得了今天中国光学的发展。

　　科学家的骨气 1976年，中国光学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光学学术会议，由于当时我国对如何组织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经验不足，所以就邀请了一些美籍的专家给予一些协助。由于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在筹备第二届国际光学学会会议时，有几位美籍专家居然提出，要以他们为主来组织第二届会议。听到这番言论，王大珩异常激愤。他认为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秉承着“这是我们中国光学学会自己的事情，我们有能力开好这个会”的信念，王大珩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中，与外国专家据理力争，表现出了老一辈科学家的骨气。

　　力行节俭 由于王老是有名的光学专家，所以经常会参加一些国际会议。但王大珩每一次参会，都会考虑要为我们国家节省花费，每次住宿的地方都会尽可能简朴。有一次去美国开会，同去的教授都住在一个比较好的旅馆，结果王大珩自己却选择了一个离会场比较远，但是价格便宜的青年会馆居住。王大珩最后一次出国是在1996年，参加ICO（国际光学委员会）第17届会议，本来王大珩被安排在一间高级旅馆居住，但是后来却主动搬到一个小旅馆，并坚持在这里不再搬走，直到会议结束。

　　尊重师长 2006年，季羡林住院时，同住一个医院的王大珩前去探望。起初，王大珩一直像学生一样站在季羡林的病榻前说话。直到季羡林身边的工作人员拿了凳子，王大珩才坐下。两位在中国都是大学者，为何王大珩会如此恭敬地对待季羡林呢？原来，两位都毕业于清华大学，虽然不是同一个学院，但是季羡林比王大珩要高两届。所以王大珩认为，季羡林就是他的学长，对待学长、对待长辈，都必须要恭恭敬敬。所以尽管都是高龄老人，王大珩依旧保持着尊师的品德。

　　看淡名利 此外，“请不要叫我光学之父”这句话，王大珩曾经反复说过。对于“光学之父”的称呼，他曾恳请：“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王夕)

转自 北京科技报2011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