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晚年邓稼先与妻子合影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兄弟在芝加哥大学

指挥核试验的张爱萍将军（右一）

邓稼先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

中国氢弹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国际公认中国核技术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7年4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半，而我国只用了2年半，发展速度最快。

从筹划中国第一声巨响，到更关键的技术——核武器小型化，让人们记住了邓稼先的名字。但更值得中国人敬佩和纪念的是，邓稼先等人寻找未爆氢弹的感人往事。

1 筹划中国第一声巨响

1950年，获得美国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的邓稼先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新中国飘扬的五星红旗。1958年夏，二机部副部长、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选中年轻的邓稼先，让他加入原子弹研究的行列。

初秋，邓稼先领着他亲手挑选的28名青年学生开赴北京北郊一片高粱地，开始了向“原子世界”的秘密挑战。

1959年6月，是令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前苏联中止帮助中国进行核科学研究。不久，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把邓稼先邀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道：“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就这样，邓稼先被定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

制造原子弹，首先必须拿出设计方案，好比要建造一座高楼，首先必须拿出一张图纸来。这张设计图就是“龙头”，何时能摆出来呢？邓稼先感到了沉重的责任，感到了肩上的压力，也预感到未来路程的艰辛！

那时候也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他将钱三强教授从国外带回的几本书给那28名青年，重新从“原子理论”扫盲班开始，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一个不眠之夜后，邓稼先又给大家上课了，大家被他那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讲述所吸引，但是他那憔悴的面容也使年轻的伙伴们更担心。正在大家听得入神时，粉笔从松开的手指间跌落下来，“叭”的一声摔碎了。他被惊醒过来，揉了揉眼睛，不好意思地问大家：“呀，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有多久？”“一分钟吧！”“老邓，你需要休息，不能再挺着讲了！”“时间可耽误不得，咱们继续往下进行。”他伸了伸腰身，继续在黑板上演算那个最难的“轰炸方程式”。

饭，就是每个人有一小盘炒白菜，上面有一块手指大的罐头肉。大家欢呼起来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部长视察，特别改善生活，才增加了块罐头肉。

历经无数艰难和曲折，邓稼先终于把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轮廓勾画出来了。在爆炸力学、中子输送、核反应、中子物理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发展。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学家们努力工作，发奋图强，尤其在核武器的研制方面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彭桓武、邓稼先、王淦昌、吴世法、陈能宽等进行了爆炸物理试验研究，钱三强、何泽慧、王方定等人进行了中子物理试验，惠祝国、祝国梁等进行了引爆控制研究。

1964年6月6日，爆轰模拟试验，胜利实现了预先的设想。

1964年10月16日，在蘑菇云冉冉升腾的时刻，人们兴奋地欢呼，疯狂地跳跃。邓稼先看到人们激动的神情和眼角晶莹的泪光，他的视野也开始一片模糊，这是经历了多次挫折失败才最后取得的胜利呵！

外电赞颂这一喜讯象征着“亚洲的崛起”，“在中国罗布泊蘑菇云的辐射下，人类的战争即将放慢脚步”。

为了阻止人类核战争的脚步，邓稼先和科学家们又迈出了新的一步——研究计算和实验氢弹引爆器的可能设计方案。他们提出了最有希望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有关热核材料燃烧的内在原因和外部要求”等一些关键问题。

这一发现依赖于成功地进行大量的计算，要求使用中国最好的计算机。九院派理论部副主任于敏去上海计算，大约过了两个月时间，他“发现了”通向超级武器的“捷径”，催促邓稼先去上海。邓稼先肯定了于敏的发现，向二机部领导汇报了他们的结果：通过“冷试验”促成了第一次聚变加强型裂变武器的爆炸试验。

1966年5月9日，轰-6中程轰炸机空投含有锂-6的20万~30万吨TNT爆炸当量的核弹，试验成功；12月28日，又成功进行了爆炸30万~50万吨TNT当量的试验。

两次成功，证明了邓的“理论方案”是正确的，然而还有许多技术难关需要攻破，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占去了他们很多宝贵时间。

那时，法国人在加速执行氢弹研制计划，邓稼先及他的同事们说：“必须赶在法国人之前爆炸中国第一颗氢弹。”

为此，理论设计部提出了一个口号：“提前进行氢弹试验！”他们加班加点，提前一个月完成了设计。终于在1967年6月17日进行多级热核弹300万吨当量装置试验——氢弹试验成功！

2 寻找未爆的氢弹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紧接着，邓稼先和他的同事，又展开了氢弹小型化、实战化的科学攻关。

小型实战化的氢弹试爆前，安装雷管是最危险的时刻。而这时，邓稼先的身影总要出现在操作人员的身后。

操作者发现了他，用命令的口吻喊道：“邓院长，你躲开！”

邓稼先笑微微地说：“我来给你壮壮胆儿！”

干他这行的人都知道，原子弹、氢弹的装配车间，就像“阎王殿”。车间里虽然有一流的防护设施，但是，测试放射性强度的仪表的指针，常常指向尽头。车间里的工人们似乎能听到弥漫在空气中恐怖的“嘶嘶”声响。操作人员每一声轻微的呼吸，都牵动着邓稼先的心。然而，由于邓稼先的出现，操作人员那狂跳的心，会得以平静。他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他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人师傅最可信赖的朋友。

1979年的初夏时节，一次偶然的事故发生了——在罗泊布上空，飞机空投小型氢弹，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倒计时的信号数码已经显示到零，但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

氢弹哪儿去了？出了什么事故？邓稼先的心揪在了一起。

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现场去寻找。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防化兵在弹着点区域里，拉网搜索，但是，没有发现核弹的踪迹。

然而，这绝不是一件可以不了了之的事，人们对于日本广岛、长崎当年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惨景记忆犹新。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寻找。

同事们反对他去，基地司令员陈彬反对他去。陈彬语重心长地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都值钱！”

此时，邓稼先为生死与共的同事们对自己的真诚关怀所感动。但是，他已经顾不得大家的劝阻了。

放射性钚，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二万四千年，倘若侵入人体，便容易被骨髓所吸收，在人体的半衰期则是200年。也就是说，它进入人体后，将终生伤害受辐射者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仅一克重的钚，就可以杀死一万只鸽子。

对于上述这些惊人的数字，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他还是拒绝了大家的劝阻，毅然走向吉普车。

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看急了，也抢身上了吉普车，一同向戈壁滩深处驶去。

坐在吉普车上的邓稼先，还不知道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氢弹直接从飞机上摔下去的。所以，他忐忑不安地思考着一连串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怎样避免损失？

他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钚对自己的危害。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核弹，探明事故的原因。

吉普车奔驰在戈壁荒滩，车中邓稼先等人在一步步接近危险的地带。

其实，对于眼前可能发生的事情，邓稼先不是没有考虑，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车子在戈壁滩乌黑的大鹅卵石上颠簸着，而这些乌黑的大鹅卵又与那枚核弹极其相似，他们瞪大了眼睛，在车子的前方、右方和左方仔细地搜寻着……

找到了，出事现场终于找到了。那颗氢弹的残骸也找到了。

邓稼先要汽车停下来。他一下车，立即感到了这个现场对人身的伤害，这是一位核科学家的直感。他坚决阻止赵副部长和司机与自己同行。最后他对着不听劝阻的两个人发火了。这是从他身上很少见到的火气，他大声说道：“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这个必要……”

后面的半句话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你们没有必要白白地做出牺牲”。在邓稼先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事故的原因弄清楚。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牺牲就不值得。

此刻，这位不为世人知晓的核科学家、中国核武器设计的总负责人，向着那最危险的目标进发了。

面对危险，他感到的不是心悸和恐惧，而是超越生死之后的冷静与平和，是勇敢的豪情，是挑战死亡的神圣。

他身穿白色防护服，戴着一副墨镜，一步一步向着目标走去。真是喜出望外，因为，他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这时，沾染测试员也赶到了，仪器上显示的数字，使测试员吓了一跳，原来，邓稼先站立的地方正是沾染最重的源点，超过沾染限度的几十倍。人们劝他离开，他心里也明白，多在这里站立一分钟，就意味着生命已经落入死神的魔爪。

就在这一次，他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钚239的辐射伤害，放射线摧跨了他的健康防线，使体内的癌细胞空前活跃起来，它们疯狂地吞噬着这个钢铁般汉子的生命。

3 完成周总理的遗愿

1985年7月28日，邓稼先接到了国防科工委的一个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一个高科技学术讨论会。邓稼先利用开会的空隙去30l医院看病。在他空着手和警卫说说笑笑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万万不会想到，竟被当即留下住院。

“住院，要立即住院！”医生没有二话，立即开好了住院证。

“不行啊，我不能住院，有个重要会议还等着我去参加。”邓稼先恳求医生说。

“这里不是会议室，这里是救死扶伤的医院。”

癌症！

邓稼先心存已久的疑惑，一下子变得清楚了。于是，他不再拒绝医生的要求，很冷静地接过住院证，警卫员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

1985年8月10日，30l医院为邓稼先做第一次手术。

天刚破晓，张爱萍将军就来到手术室外坐下来。核工业部的领导来了。人们相对无语，在焦急地等候。

经过对活体组织化验，一个无情的判决降临了：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

当邓稼先醒来后，张爱萍将军对他说：“稼先，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没有，组织上别再为我麻烦了，不要再给国家增添不必要的浪费了。”

他说话的声音那样平淡，那样自然。话是从他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使得在场的人们都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邓稼先被缠在病床上了。开始了药物治疗、放射治疗的生活。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痛苦的日子，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却依然关注着国外的星球大战计划，以超人的意志忍受着化疗带来的痛苦，给党中央写建议书。

他对科学家于敏说：“在发展核武器这个尖端科学中，世界各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地迅跑，我们也必须眼睛盯着，心里想着，手上干着，用我们手中的核武器制止核战争，这是周总理的遗愿呵！”

他在病榻上和胡仁宇、于敏、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分析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他那份关于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最后终于在气垫圈上写成了。但因为严重的伤痛，他的臀部被吊架起来。人们知道，正是这一建议推动了核武器小型化的进程，确保了中国自卫核能力的有效性。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一千余次，而中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成了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被记者、摄像机、话筒包围着。正是邓稼先为国献身的新闻报道后，“两弹一星”这个专有名词，才在人们记忆中增加。人们不但记住了“两弹一星”的功勋及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功臣，更懂得了中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者们用热血铸就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周恩来总理曾经握住邓稼先的手，亲切地说道：“小邓，你是中国的费米！”

费米，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在一次核爆炸时亲赴现场测试，他受到原子辐射，54岁便与世长辞。邓稼先也像费米一样，一次又一次在核试验现场观察测量。

由于劳累他曾多次在试验现场昏倒过去，二十几年如一日，他奔波于缺氧的高原、无水的大沙漠、没有阳光的峡谷。他总是下了飞机上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甚至上马车、步行……

4 生命的火花光泽人间

“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地动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两代轻舟已过桥。”

核实验后，举行庆功的酒宴上，邓稼先即兴赋诗。

虽然“二十年来勇攀后，两代轻舟已过桥。”但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原想完成一部专著，即一部原子核理论的工具书。手术后的第四天，他用颤抖的手写信，向九院的同事和家人借来一大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杂志和资料送到医院，好在医院病床上写“手册”详细的提纲。

手术后一个多月，单位开始党员登记，他托人把表带来，在床上半躺着，忍受着阵阵疼痛逐项填写，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地写下去。他对妻子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填写党员登记表了，可不能马虎。”九院的同志们看到他们的院长在病床上写的工整笔迹，都为之动容，流下了泪水。

1986年5月30日，邓稼先50年前的老同学、老朋友杨振宁到医院来看望，他俩回想起1971年夏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老朋友，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北京以外。”邓稼先又补充说，“京外单位。”杨振宁意识到挚友有难言之隐，后来在去上海的飞机场，小声问道：“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美国人韩春和阳早夫妇帮助搞的，这是真的吗？”

韩春和阳早是美国在华工作的生物学家，回答“是”或“不是”都可以证明邓稼先与中国原子弹有关系，邓说：“你先上飞机吧，我去证实一下。”

周总理得知了这一情况，电话里告诉邓说：“你们哥俩还捉什么迷藏嘛！杨是你同窗好友，更是第一位来访的美籍华人，你把我的话告诉他，除苏联专家在早期有过短期帮助外，中国原子弹、氢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更不用说核潜艇了。”

杨振宁离开上海回美国之前的宴请会上，接到邓稼先的信，他已经证实了，在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1959年以前曾得到苏联极少帮助外，并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封信给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撼，他一时热泪盈眶，为中华民族自豪，还为邓稼先感到骄傲！

在医院，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 “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他拉住妻子的手，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惋惜，“我并不悲叹死亡”，他接着说，“父亲生前说过， ‘死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让我的心灵得以净化的美学问题’。庄子就将生死当作无差别境界。以‘逍遥’之游，超越死亡，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视死如生，对死达观通脱。所以，他能做到以快乐之心去赴死。只是，我觉得对国家贡献还少，我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还应该多做一些事。”

这时，许鹿希流泪了。他抚摸着妻子的头，劝慰道：“希希，不要难过。生命来自大地，最后回到大地，这是很自然的事。清人龚自珍曾在诗中写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古人还这样深情，我们不应逊于古人。”“我一生从没有向组织和领导要求过任何事情，死后也不麻烦任何人，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埋在母亲的身边。”

1986年7月29日，62岁的邓稼先安睡在鲜花丛中。他那历尽艰辛的清瘦的面孔，平静而安详，往昔炯炯的双目已紧闭不再睁开，他怀着对祖国、对民族、对同志和亲人的忠诚而深切的爱，离开了人世。大家向他的遗体最后告别，表达最深切的悼念之情。

邓稼先50年的朋友，有半个世纪情谊的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含着热泪，久久地凝望着邓稼先的遗像，深情地对许鹿希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