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这红色小花，和花丛里的嗡营/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游鱼，陆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这几行诗节选自穆旦写于1945年的著名诗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此诗发表之际，正值抗日战争结束，在举国欢庆的时刻，穆旦却缅怀起他的那些倒在了缅甸茫茫的原始森林之中、尸骨难觅的战友们，然而，时光倒退八年，穆旦，这位年轻的诗人，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即将经历的是什么。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穆旦年仅十九岁，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当时北平各大高校都在放暑假，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讨战端开启之后平津高校的迁移问题，会议商定出两个临时的迁移地点：一是西安，二是长沙。后来共同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即选择迁往长沙。按照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学科建制，外语系与中文系同属文学院，出于种种原因，清华大学文学院初次南迁之后未能与其他院系一同被安置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校区，而是被安排在了异常偏远的、位于南岳衡山脚下的另外一个校区，亦即通常所说的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紧接着，战火很快烧到武汉、长沙等地，当此局面，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搬迁到昆明，而此次迁移的条件，比之初次迁移，更要糟糕得多。

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总数为一千七百余人，其中，参与南迁的学生人数为八百七十多人，约占总人数的51%。这八百多学生，大致分三路入滇，一路乘粤汉路火车至广州，由香港乘船至越南，再由越南辗转至昆明；另有一部分学生体弱多病不惯乘船，于是改坐汽车走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至越南，再由越南至昆明；第三路学生则组成了赫赫有名的“湘黔滇旅行团”，由国民党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闻一多、曾昭抡等十一位教师组成辅导团，历时68天，步行由长沙前往昆明，参与这场长途跋涉的学生共计284人，穆旦即是其中之一。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这场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艰辛旅途究竟带给了诗人怎样的影响，然而在此之前，还从无哪个现代诗人曾有如此机会去切实地体验底层民众的困苦和辛酸。

到达昆明之后，穆旦一方面继续修习英国诗歌方面的课程，他深受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同时又是清华大学外语系外教的燕卜荪之影响，并从燕卜荪处接触到奥登的诗歌；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参与一些诗社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社团，要属冬青文艺社和高原文艺社。1940年，穆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这个时候，他已是国内小有名气的诗人，也已经写出许多流传后世的诗歌作品，但是，当此时世，毕业之后何去何从，终是一个难题。恰好此时出现了一个契机，随着战火的进一步燃烧，日本军队开始进攻越南，昆明遂由大后方变为前线，重庆政府方面敦促联大再次迁至四川，而联大校方也有他们自己的考虑：西南联大既是当时中国高层次人才的汇聚之地，亦是思想最活跃、最离经叛道的地方，重庆政府敦促他们北迁四川，实有取其地近重庆便于控制之意，联大校方经过一番斟酌，最终决定在川南小城叙永设立一个西南联大分校，把即将入学的所有大一新生，都放到那里去。

由于当时正处战争时期，许多外语系的老师和学生都被征调至部队去做随军翻译了，外语系师资奇缺，穆旦便得以有此机会，顺理成章地做了叙永分校的外语系教师。叙永是一个山城，经济条件较之昆明更为艰苦，联大已无多余的资金用于建设分校区，于是借用了叙永当地所有的庙宇，包括文庙、春秋祠、南华宫等，用作教室。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座偏僻山城，教室又分散各处，不惟学生听课，老师上课亦是极为辛苦，可能前一节课是在城东的某处庙宇讲课，后一节课又须跑到城西的某处庙宇讲课，而这两处之间，往往有着上百米的高度差，所以穆旦每每要在短时间内上下几百级台阶，等到赶到教室之时，已是大汗淋漓，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除此之外，叙永分校的吃住条件亦极糟糕，每餐八个人四个菜，一碗辣椒、一碗酱豆腐和两碟咸菜，即便是这样的伙食，也不能敞开供应。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联大校方决定撤销叙永分校，全体学生统一在昆明上课，穆旦在叙永的短短八个月时光，即告终结了。

1941年，战争进一步激化，日本试图掌控印度洋，进而切断由中东到英国、法国的石油运输，而一直被用于向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物资支援的滇缅公路，亦遭切断。为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国民政府决定组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军激战，此时，许多西南联大的学生积极响应入伍，而政府方面也在极力地征调通晓英文的大学生担任随军翻译。到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即以大学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任中校翻译官。对于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加入远征军，穆旦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动机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抗日，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一份力；二是在学校教英文感觉没有教出什么成绩，觉得自己不适宜教书；三是学校生活过于枯寂，无法激发创作诗歌的灵感，想去军队里面体验一下生活。”但是，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迎接他的将会是何种命运。

中国远征军的对日作战，一开始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到了4月，由于罗卓英的错误指挥，致使日军占领了棠吉，远征军的后方供应被切断，遂一败涂地。在撤退路线方面，远征军再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在尾随而来的日军王牌主力的追赶下，他们被迫在雨季来临之际撤入被缅甸人视为恶魔之谷、死亡之谷的胡康河谷，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伤亡过半，杜聿明本人也身染重病。对于这段经历，穆旦在回到西南联大之后，几乎从不向人提及，后来，其同学王佐良通过与他多次交谈所获得的资料，写出了《一个中国新诗人》，其中说：“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文章开头所选的那首名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的诗作，即是穆旦用以纪念他倒毙在缅甸丛林里的战友的，此诗一向被视为穆旦诗歌中的压卷之作，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冠冕，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在这样一篇诗作的背后，还压着一段“不和谐的旅程”，这段旅程，才是更加让人为之震动的。

（何亦聪 山西大学文学院）

摘自《抗战烽火中的中华文脉》

《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