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对《冯契文集》（增订版）的一种解读

○陈卫平

　　《文集》充分展示了冯契留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闪耀着原创性光芒两大类成果：一是以《智慧说三篇》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二是以两大部中国哲学史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按照冯契自己所说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两大成果是有着内在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文集》作为这样的整体性成果的载体，是作者心灵自由思考的文本呈现，是爱智者本色的文本自证。

1994年，冯契先生80华诞。

　　今年11月，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的百年诞辰，今年也是他离开我们第20个年头。为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冯契文集》的增订版（共11卷，360万字左右，以下简称《文集》）。在《文集》第10卷中，附有一张照片，内容是冯契的题辞手迹：“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同样和类似的语句，在《文集》中出现了六七次。《文集》充分展示了冯契留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闪耀着原创性光芒的两大类成果：一是以《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二是以两大部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按照冯契自己所说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册，《冯契文集》第6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1页），这两大成果是有着内在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文集》作为这样的整体性成果的载体，是作者心灵自由思考的文本呈现，是爱智者本色的文本自证。这样的呈现和自证可以归结为1991年10月冯契在与友人通信中所说的一句话：“心灵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没有心灵自由便没有艺术、没有哲学、没有真正的德性。”（冯契：《哲学演讲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5页）

通览《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心灵自由思考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不是毫无目的的四处漫游，而是首先凝聚于哲学道路的选择和坚守。对于在心灵自由思考中来选择坚守自己的哲学道路，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导论》有过这样的自白：“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但丁的话说：‘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话！’（旧译如此）。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以此话作为座右铭的。”（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页）其实，这是他终生的座右铭。那么，什么是冯契选择坚守的自己的路呢？对此他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同上，第16页）如果说1944年写成的《智慧》（发表于1947年《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收入《文集》第9卷）标志着他对于这条道路的选择，那么在1995年大体完成的《智慧说三篇》，则意味着他对于这条道路的50年的坚守。考察心灵自由思考如何成为冯契选择坚守“走自己的路”的源泉，无疑会给今天的大力倡导、呼唤理论创新带来有益的启示。

心灵自由思考与回答时代课题

　　冯契说：“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的精神。”（同上,第3-4页）这意味着以心灵自由思考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并非是脱离时代来“走自己的路”。

　　冯契“走自己的路”，无疑首先是指选择了哲学之路。心灵自由思考和个人兴趣是紧密相关的。冯契说：“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同上,第7页）从《文集》第11卷中收入的作者青少年时期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确有广泛的兴趣：发表在中学校刊上的数学论文、翻译的科学家传记等；作为左联成员，在《清华周刊》《清华副刊》上的10多篇诗歌、散文、小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后创作的诗歌。其实，冯契在从山西抗战前线到延安鲁艺创作了很多诗歌，并编成诗集《北征》[据冯契致董易的信，这部诗集由艾思奇介绍给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印刷（见《哲学演讲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第376页）。解放后，诗稿交还作者，“文革”中因抄家而遗失]。然而，从广泛的兴趣中最终走上哲学之路，不仅仅是哲学最能满足广泛兴趣，更是面对时代的主动选择。冯契指出，就自身经历而言，中国近代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有志之士尤其是青年“都满怀着忧患意识，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苦恼、思索”，并“因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4、7页），因而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哲学系。

　　如果说走上哲学之路是在关注时代问题中做出的自由选择，那么，将自己的哲学创造之路确定为“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同样是在关注时代问题中自由思考的结果。冯契曾有这样的追忆：“在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时候，同时又读了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哲学著作，有了比较”；“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始读得很杂，读苏联人写的书，读中国人写的书，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直接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前者运用辩证逻辑，指明了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的必然进程；后者站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高度，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16、13-15页）。冯契描述了山西抗战前线“完全被《论持久战》吸引住了”的情形：“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他也谈到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时的情形：“这本著作对一百多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从而“使得许多疑问、困惑迎刃而解”。自由思考的心灵始终倾听着时代的风雷，冯契由此自愿选择回答了时代课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著作回答了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即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使我觉得很亲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同上,第14-16页）时代的风雷通过人民大众的实践而得到体现，因而自由思考的心灵在面向时代的同时，也必定会面向民众。冯契曾经指出：“鲁迅在《出关》中说，同是一双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走朝廷的……我以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冯契：《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冯契文集》第8卷，第596页）因此，冯契“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涵义，就是自己走到民众中去。事实上，在一二·九运动示威游行的洪流里，在山西抗战前线的壕沟里，在八路军120师的行军路上，在云南偏远乡村的山间小道上，都留下了冯契走过的脚印。在《文集》中不少与友人回忆这些往事的通信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民众在艰苦岁月里、革命集体里的“真实性格”对冯契心灵的强烈撞击，那就是：“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条件最有利培养真实的性格？好像康德说过，战争环境比承平之世更能培养人的德性，但是，难道但有战争环境就行吗？”（冯契：《哲学演讲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第335页）这就是日后“智慧说”中讨论的四个核心问题之一：“如何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这实际上已经从某个侧面说明“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是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6页）。就是说，心灵自由思考作为创作源泉，最终是把时代的问题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如果说，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出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的真切感受，那么，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路子研究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则是这一的时代问题通过冯契在哲学领域里形成的具体问题。他把《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感到很亲切的哲学著作，是因为它开篇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不只是指中国政治、经济向何处去，也包含着中国文化、民族精神向何处去。冯契在跟从金岳霖学习《知识论》时，感受到要回答中国文化、民族精神向何处去，就必须在哲学领域解决20世纪以来，在西方和中国存在并发展着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上,第12页）。也就是使中国在哲学上、精神上站立起来。“智慧说”以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为主旨，由此显示了时代的意义。

从上述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即自由思考与回答时代课题是统一的：没有前者，不可能对后者做出创造性回答；不关注后者，前者就没有明确的创新方向。

心灵自由思考与保持独立人格

　　在冯契的心灵中，自由思考不仅是革命年代里选择哲学道路的前提，也是在革命之后处于困厄之境时坚守选定的哲学道路的凭借。冯契1947年发表《智慧》时，署的是原名冯宝麟；但不久在发表文章时就改用冯契，契与锲相通，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之意（见《冯契年表》，《冯契文集》第10卷，第385页），也许他意识到坚守“走自己的路”将是不平坦的，因而以“锲而不舍”勉励自己。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会遭受那么多的曲折和磨难，肯定是他当时无法料想的。如同革命在经历了挫折，才能够克服片面性而重新踏上坦途一样，“走自己的路”在遭受封杀之后，心灵自由思考才会更加深刻，“走自己的路”才会在新的思想高度上展现。

　　这样的深刻和高度之一，就是冯契通过自我反省，认识到保持心灵自由思考与保持独立人格即“保持的德操”的一致性（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454页）。1950年代以后，一系列频繁的“左”的批判斗争，如冯契所指出的：“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紧箍咒，强加在人们头上。这明显违背民主的教育的态度，使得学术自由窒息了。”“文革”将此发展到了极点。面对如此处境，冯契说：“我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曾多次反省自己走过来的路，在50年代，我也受‘左’的影响，做过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紧箍咒套在人们头上的工作，而且还多次作自我批判，勉强自己做驯服工具。这样一来，理论工作者失去了独立人格，理论也变成了异化的力量。这是由其客观的原因，但是也应该责备自己：哲学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保持心灵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当然，在‘文革’中，就我的当时处境而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又想起了荀子的话：‘故口可劫而使墨（默）云，形可劫而使诎（屈）申，心而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就是说，外力可以迫使形体或曲或伸，迫使嘴巴或开或闭，而心灵却不能由外力强迫改变，意志能作自由选择，认为‘是’便接受，认为‘非’便拒绝。所以，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自由选择是可以办到的，我认为这也应该是‘爱智者’的本色。”类似的对于“文革”的回忆，《文集》中多次出现。在这里，冯契经过自我反省，认识到没有了心灵自由思考，就是丢失了独立人格；或者说，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人格独立的德性要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强调没有心灵自由思考，就没有真正的德性。作为独立人格的德性，心灵自由思考首先就是荀子上述那段话所体现的意志的自由选择。就是说，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所体现的意志自由，展现了独立人格的重要的德性维度。

　　冯契早在“文革”前10年，就思考了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关系。1956年10月他以“石渠”的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短文（收入《文集》第11卷），引用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批评当时的政治运动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旦权在手，只需一纸命令，便可以强夺匹夫的意志了。”指出“尊重人的意志，强调人的尊严——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匹夫的意志自由是与体现人的尊严的独立人格相联系的，是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基础的。他因而受到了批判、处分，差点被打入右派的深渊。[据舒芜《一片小文章在“反右”中的遭遇》（《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在他写的《说“难免”》（刊登于1956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中，明确说到自己是看到石渠的上述杂文后有感而发；在1957年1月27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说“难免”》（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349-350页]。但是，在受到外来强制力量空前未有的压抑束缚的“文革”，冯契进一步阐发了主宰心灵自由思考的意志自由是独立人格应有的德性。冯契由此坚守了自己原来选定的哲学道路。他说在“文革”之初，“确实感到十分沮丧，心情黯然”；后来意识到“只要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还是有条件使自己的探索继续下去的。这样我终于比较平静下来了。而且经过心灵的自由思考，经过系统的反思，我觉得自己对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前景，都还是有信心的。对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理论，我经过思考，仍然作了肯定的选择”（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18-20页）。肯定“匹夫不可夺志”，认为保持意志自由的独立人格，就能在心灵自由思考中继续“走自己的路”，在这风雨如晦处境中心灵“平静”。实际上显示了寄人生理想（社会主义前景的社会理想和继续自己探索的个人理想）于未来的乐观主义。这并非偶然。1955年冯契在《谈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书（收入《文集》第9卷）中，举了鲁迅小说里的“过客”，指出：尽管彷徨、困顿，前途未卜，而且“过客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但他决不回头，也不肯休息，他说：‘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冯契：《谈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冯契文集》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这应该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内心。当时，如他上面所说，正勉强自己做训服工具，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人格正在丧失，还能否坚守“走自己的路”，前景不明，但他决心像“过客”那样，听从前面声音的召唤朝前走下去。这和不久后写的《匹夫不可夺志也》似乎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肯定意志能作自由选择，是和对前途、理想抱乐观态度相联系的。这意味着意志自由作为独立人格的德性，不仅是指不被强权压服，而且还指困厄之境中对实现理想的乐观精神。这实际上是孔子“匹夫不可夺志”和“孔颜之乐”的结合。

　　冯契的论著中，心灵自由思考与独立人格的贯通，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屈从于权力和金钱。他指出对人的依赖关系和对物的依赖关系造成了人的异化，即与专制主义相联系的权力迷信以及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金钱迷信；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对金钱的迷信和对权力的迷信早就结合起来”，这“成为制造迷妄的原因”（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第3卷，第53、50页）；“而且在中国，这种异化力量还特别善于伪装，披上了正人君子的外衣，成了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44-45页）。这意味着心灵一旦被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的异化力量所支配，就会走向“迷妄”，即匍匐于权力和金钱之下的奴隶以致“奴才”，导致人格的虚伪化。因此，他强调：必须“克服由异化带来的心灵所受的束缚”（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401页），“反对暴君，反对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反对一切强加于心灵的外来力量”（冯契：《哲学演讲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第365页）。就是说，意志自由作为独立人格的德性，反对暴君的专制，也反对权力迷信、拜金主义，并具有拒斥“做戏的虚无党”的真诚。在冯契看来，自由意志成为了独立人格的德性，心灵自由思考就具有了自由人格的意义，它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也是哲学理论的人格化。

冯契对于保持心灵自由思考与保持独立人格的一致性的自我反省，告诉我们：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是与哲学家保持独立人格相联系的；因此，哲学理论成果作为心灵自由思考的产物，也是哲学家淬炼独立人格的德性自证。

心灵自由思考与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因为上述的选择坚守是以心灵自由思考为源泉的，所以冯契对于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辨证法路子前进的选择和坚守，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加以迷信，从而窒息了创作之源的自由思考。

应该说，在冯契的性格中就存在着拒斥教条主义的基因，如其所述：“我个人喜欢独立思考，甚至可以说喜欢标新立异。”（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16页）这使得他偏爱庄子，面对“您最喜欢哪个或哪些哲学家？”的问题，他回答道：“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二个人物的话，那么庄子可以算一个。”（冯契：《智慧的探索·补编》，《冯契文集》第9卷，第561页）。因为“庄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起来反对独断论和专制主义的哲学家”（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第329页，“独断论”与“教条主义”在冯契著作中是异名而同谓，在《怎样认识世界》中就有“反对独断论——教条主义”一语，见《冯契文集》第9卷，第291页）。由此，不难理解，他《智慧》的写作缘于“从庄子《齐物论》中得到一些启发”（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9页）。

童世骏（左一）、陈卫平（右一）陪同于光远先生（右二）看望赵芳瑛老师

　　如果说庄子点燃《智慧》的思想火花，还有着喜欢标新立异而反对独断论的性格基因的作用，那么，在不同处境下长期保持自由思考，这样的性格基因就发展为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理论一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也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不过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对待它。对一种有价值的学说，后继者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而也只有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鸡蛋的营养。禅宗和尚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所以禅宗大师喜欢那些‘超师之见’的弟子，鼓励学生超过老师。正因为如此，使得这个学派盛极一时，大师辈出，至今读他们的语录，也还令人感到其中富于创造性的智慧。我这种态度当然要被某些人视为离经叛道，但我既然保持心灵自由思考，当然就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条。”（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第366页）在冯契看来，选择坚守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创造性，因而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对于自由思考的扼杀；否则，选择就是戴紧箍咒式的变相强迫，坚守就会异化为“句句是真理”的僵化盲从。所以选择坚守“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路子前进”是具有创造性指向的。

　　这样的创造性指向的重要内涵，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自我封闭的”，而要“吸取各种哲学学派的合理因素”。这意味着“对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不能够迷信它，研究哲学，不能依傍门户，不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各派哲学都应持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如此”（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13、16页）。如此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对以往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古今中西的哲学传统能入能出。所谓能入，即对各派哲学“首先要理解它，经过自由、自由讨论，经过分析比较，作出肯定的选择，这样才是真正的赞成它”；所谓能出，即不能“以为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中国哲学史从孔子、老子到毛泽东，有那么多的天才，创造了那么多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后人还能有什么创造呢？”要防止“一钻进哲学殿堂，很容易被前任所压倒”的偏向，但也不能“有了一点见解、心得便狂妄自大”，而是“要有宽容精神、兼收并蓄的胸怀”。“学哲学就要能入而又能出。大哲学家都是第一流的天才，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能入’难，‘能出’更难。为要能出，就需要加以分析批判，多做些中西古今的比较。”（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17、418页）因此，他肯定近代龚自珍在史学研究中，把“善入”、“善出”作为“自尊其心”即心灵自由思考的表现（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第50页）。他也特别提到汤先生指导他研读佛学著作，使其领悟到“僧肇就是一个能入能出的典型”，并体会到汤先生的“著作也正是能入能出的典型”（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第50页）。显然，冯契认为，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于古今中西哲学传统能入能出，由此心灵自由才能成为哲学创作的源泉。

　　事实上，这在冯契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冯契说：对“智慧说”的构建，“我从哲学史研究中作出概括”出四个问题，即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这些是“我在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并同西方哲学作了粗略比较后形成的看法”（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7卷，第50页）。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主要讨论了后两个问题，而西方近代哲学主要讨论了前两个问题（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冯契文集》第4卷，第41-44页）。同时，他又指出：“智慧说”受到“毛泽东著作的启发”，但“如何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解决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在书本上，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在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只讲知识理论，没有讲智慧学说”；“不论是金岳霖还是毛泽东对智慧都没有做深入考察，都没有把认识论作为智慧学说来考察”（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第16-17、13、16、71页）。这意味着“智慧说”是吸取了中、西、马哲学的营养又从中破壳而出。“智慧说”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是金岳霖的知识论，前者对于后者，突出地表现了能入能出：前者把后者的“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发展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并提出了得自现实的理论还治现实的两个方面：“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1949年以后，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教条主义定义很快成了主宰。1957年上半年冯契对此提出了挑战。他在这年3月出版的《怎样认识世界》一书（收入《文集》第9卷）中，借郑人买履的寓言指出：“教条主义者都是一些迷信‘尺码’（公式）的人，有的迷信古代的‘尺码’，有的迷信现代的‘尺码’，有的迷信本国的‘尺码’，有的迷信外国的‘尺码’。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则是：死不肯相信自己的脚。”（冯契：《怎样认识世界》，《冯契文集》第9卷，第561页）显然，只有用自己的脚，才能走自己的路。冯契在这年5月的相关会议上，弃置日丹诺夫的“尺码”而迈出了自己的脚：“提出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张与构思，并提出‘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冯契年表》，《冯契文集》第10卷，第387页）研究中国哲学史不能仅仅停留在阶级分析之上，对于哲学思想的一般规律，不但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找，还要从哲学自身的发展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去找；要揭示中国哲学史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运动的过程，如从孔子到墨子再到孟子，体现了从理性到感性再到理性的辩证运动[参见《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3期）、郝逸今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新建设》1957年第6期）]。这些观点在1980年代形成了关于哲学史定义的重要成果：“哲学史可以定义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冯契文集》第4卷，第12页）同时，冯契把中国古代哲学通过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形神之辩、有无（动静）之辩、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等展开的认识辩证运动，与列宁所提出的从笛卡尔、伽桑狄到斯宾诺莎，从霍尔巴赫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到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的认识辩证运动相比较，阐明人类认识所包含的主要认识环节。冯契的哲学史定义贯彻于整个中国哲学通史的著作。因此，他的这些著作显然也是融合中、西、马哲学传统的创造性成果。

　　上述的考察表明，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心灵自由思考的题中之义。就是说，没有自由思考，马克思主义必定被教条主义吞噬；心灵自由思考不只是解除教条主义的蒙蔽，而且要从出入中、西、马哲学传统中获得“超师之见”。冯契在哲学上选择坚守“走自己的路”。但是，他的心灵中，始终没有忘情于年轻时的“恋人”——诗[冯契在1973年设想自己今后的学术道路时说：“‘诗’恐怕终究像决绝了的恋人一样，再不会肯转过身子，回眸微笑了啊!‘逻辑’这位老友可能还不致抛弃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第313页）。这里的“逻辑”显然是指哲学]不仅在其论著里，这个“恋人”常常成为讨论的对象，而且“恋人”陪伴他在寂寞时期的心灵自由思考。1989年8月他在信中说：“我常想起皖南事变后在昆明郊区的日子，非常寂寞，便发愤忘食地读书，常读到晚上两点钟。现在没有那份精力了。但忽然记起。我那时写过一篇小诗，其中有几行是：‘Lyceum的老头子/在暗淡的灯光下/粘贴这植物的标本；/手表一般有规则的哲人/撑着破旧的阳伞/过去了’——前后文都忘记了，只记起了这几句。可见我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将继续保持心灵自由思考，写我尚未完成的著作。”（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第356页）直至晚年，他仍憧憬着这位“恋人”转身“回眸一笑”：“天假以年，过了80，也许可以写‘世说新语’和游仙诗了。”（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第10卷，第347页）但是，天不假年，冯契就在80岁那年，走完了自己的哲学创作之路。

然而，他用自己走的路，写就了当代中国哲学史上意境深沉多彩的光辉诗篇。这不仅是由于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的滋养，更在于这预示着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前景。冯契在22年前曾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各学派，都将在国际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中接受考验”；“如果在世纪之交，中国哲学能作自我批判和系统的反思，进而会通古今中西、推陈出新，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那么有了新的理论视野，传统也会给人以新的魅力，促使人们对传统哲学中蕴藏的智慧作更深层的挖掘。现代人要凭借传统来创造，而传统也因为现代人的创新而焕发青春。当中国现代哲学发扬其民族特色而成为世界哲学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在冯契去世20年后，我们发现他“走自己的路”留下的足迹，正是这样的哲学前景的先导。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转自《文汇报》2015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