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时代的剧变给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影响往往是后之学人所难以想像的。不仅个人的政治命运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学者的治学道路也会因此而改变。传统会在这时候发生断裂，而历史却在断裂中蜿蜒向前。从学人的角度看，学术史也可以看成是学者命运改变的历史。而这种改变有的时候明显可见，有的时候却是浑然不觉的。

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在院系结构和人事调整的时候，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奉调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持系务。在郑天挺先生的率领下，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分为四段：王玉哲先生讲授先秦史，杨翼骧先生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杨志玖先生讲授隋唐宋元史，郑天挺先生讲授明清史。《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杨志玖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

这是一本15万字的小书。初版于1955年，新知识出版社印了15000册。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印刷了12000册，我手头的这本是1958年该社第2次印刷的15000册中的一本。累计算起来已经印刷了42000册。这在今天也绝对是一个很可观的印数，即使现在中国人口比50年代增加了一倍。杨志玖先生去世后，北京的一些朋友给我来信，悼念先生的去世，无不提到这本《隋唐五代史纲要》。人民大学的沙知教授信中说：“五十年前读杨先生编著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留有深刻印象，这本书篇幅不大，内容精练，堪称同类教材中之翘楚。”2002年6月底我在台北开会，几位在台湾地区的高校里教授隋唐史的朋友，争相向我介绍自己收藏的《隋唐五代史纲要》，有的自诩是正版，而有的似乎只能承认是盗版了。该书是否在台湾地区有盗版，我没有调查，没法判断。1983年杨志玖先生访问日本，有日本学者拿出《隋唐五代史纲要》请作者签字。杨志玖先生事后对我说，在签字的时候，他感到有负于热心的读者，自己没能将那本书作进一步修订增补。

1988年，杨志玖在南开寓所书房。

1980年在南开园与郑天挺（前排右二）、王德昭（前排左二）、王玉哲（前排左一）、杨翼骧（后排中）、魏宏运（后排左）、傅同钦（后排右）合影。

80年代，我以后辈的身份参加各地唐史学术会议，许多我尊敬的前辈学者对我说，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是他们学习隋唐史的入门教科书。我相信这些话都是由衷之言。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断代史著作。1955年出版的断代史还有何兹全先生的《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较早一年的有岑仲勉先生用浅近文言写成的《隋唐史》（二卷），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印行的，正式出版在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今天重读这部著作，会引发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历史学，产生很多联想。

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分为五章，除文化一章外，其余每章各分为三节。

第一章，“隋帝国的建立与南北方对峙的结束（公元581—618年）”的三节是：第一节，“隋的建立与统一中国”，前两小节讲隋灭后梁、灭陈的史实，后两小节分析隋统一的原因与意义；第二节，“隋朝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措施”，先谈经济，再谈政治与外交；第三节，“隋末农民大起义”，所分五小节中的最后一小节是“农民起义军的作用和弱点”。

第二章，“唐帝国的建立与唐朝的强盛（公元618—755年）”的三节是：第一节，“唐帝国的建立”；第二节，“唐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叙述太宗到开元盛世的政治、经济发展，其中有“对唐代工商业的几点认识”专门讨论；第三节，“唐帝国的对外关系”有“对唐向外发展的总认识”一小节。

第三章，“唐帝国的衰亡（公元755—907年）”所分三节是：第一节，“天宝时期的衰象与安史之乱”有两个重点，一是唐前期社会矛盾的积累，二是安禄山得势的由来、安史之乱原因和经过，及其性质的分析；第二节，“安史乱后唐帝国的内争与外患”重点讨论藩镇、宦官和朋党，以及边疆民族关系；第三节，“农民大起义与唐帝国的灭亡”讨论晚唐社会矛盾与农民起义过程，有“对黄巢起义一些问题的认识”。

第四章，“唐代的文化”。第五章，“五代十国与契丹（公元907—960年）”的三节是：第一节，“混乱期中的政治局势与社会情况”；第二节，“契丹的兴起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第三节，“周世宗对统一中国的贡献”。附录：隋唐五代年表。

向来学者评论这本断代史教材的特点是全书线索清晰，事实交代清楚，内容提纲挈领，文笔清新流畅。我自己第一次读这部书，也深有同感。

大学教材如何写？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强调学术性，有的强调简明扼要，有人甚至认为大学生不需要教材。

这里关键是要全面了解大学课程的特殊性。大学课程，有专业课，有公选课（素质课）；专业课有通论课（Vorlessung），有讨论课（Seminare），有练习课（Uebung）。对于教材的要求当然也不同。杨志玖先生的这部《隋唐五代史纲要》是给大学专业本科生低年级的通史教材。简明扼要、纲目清晰，尤其是在相关的章节，都有要言不烦的分析。是此类教材非常突出的优点。

此外，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本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断代史教材，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它属于开创建国后通史及断代史体例的著作之列。

新史学对于著述体例的要求有其章节体的特点。它与清代以前的著作体式完全不同，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中国历史著作的章节体特点在解放前并没有完全形成，它是在解放后特别是50年代形成的。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杨先生在“前言”中说：“我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曾企图加以分析，避免枯燥的罗列现象，但由于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分析也不免是肤浅的甚至错误的。”这里的所谓分析当然不都是指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的分析，但是，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史现象却是包含在其中的，如《隋唐五代史纲要》对于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起义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和较多的篇幅。对于经济史的叙述给以较显著的地位。

20世纪初叶，史学界的大师们就在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体例。但是，大多只能在传统的纪传、编年等框架里打圈圈。比如，章太炎拟订的“中国通史略例”分5表、12典、10纪、25别录、9考纪，凡120卷。当时有两种方案，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典志体(如《通典》)和纪事本末体为新史著的主要体裁：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以纪传体和典志体的结合为新的著述方式（参见方光华《中国思想学术论稿》，第29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世纪30年代邓之诚《中华五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当然已经突破了20世纪初设想的那些通史体例。40年代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已经从内容上引进了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章节体的著述形式已经代替了旧的历史编纂体例。但是，即使是章节体，也各有不同。例如，与杨志玖先生的书或前或后出版的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其学术含量自然在杨著之上，著述体例也各有特点，但是，比较起来，杨志玖先生的“纲要体”更适合于低年级大学生修读通史的需要，也是不争的事实。

杨先生的所谓教科书模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的著作者。例如，晚杨著20年出版的韩国磐先生《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5年），篇幅和内容都较杨志玖先生的“纲要”为胜，但是，其所分设的五编，一望便知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一致。实际上，即使是今天讲隋唐五代史，无非也是五大版块：隋朝、唐朝前期、唐朝后期、晚唐五代、思想文化。由此可见，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的教科书体例，于我国隋唐史学科建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隋唐五代史纲要》还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一个尝试和例证。为此，我们要从《隋唐五代史纲要》的作者这一代人的特点说起。

时代的剧变给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影响往往是后之学人所难以想像的。不仅个人的政治命运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学者的治学道路也会因此而改变。传统会在这时候发生断裂，而历史却在断裂中蜿蜒向前。从学人的角度看，学术史也可以看成是学者命运改变的历史。而这种改变有的时候明显可见，有的时候却是浑然不觉的。

杨志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时的留影

近百年来发生的时代剧变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第二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际，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谓新时期。经历了这样三次剧变的人都是民国初年出生，抗战时期求学，解放前后建功立业，“文化大革命”后焕发出学术的第二春，而在世纪之交都是年届耄耋的老人。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坛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不能不关注他们。

晚清时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影响的逐渐扩大，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学术文化（即所谓“国学”）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大，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被新的学术体系所取代。民国初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童蒙时代就已经不读四书五经，他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这与第一代、第二代史学家已经不一样。他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眼里，虽然被目为“老先生”，是做旧学问的。但是，他们自己看自己，却未必有他们前一辈那样的旧学功底。杨志玖先生对我说过，他读研究生时候的主要功力之一就是点读了一部百衲本《元史》，把《元史本纪考证》抄写在书眉的相应位置。但是，在陈寅恪那一代，则是可以在失明的情况下，熟练地使用《唐书》和《资治通鉴》。吕思勉也通读过几遍二十四史。其旧学根底显然与其学生辈有深浅的不同（1995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历史》教材编写会议，谦逊的田余庆教授说，他的古文功底不及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当然也不及比他更年长的一辈[我想，比如陈寅恪、陈垣这辈]。周一良生于1913年，与杨志玖是同辈人。）。他们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史学引入中国以来培养出来的史学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们有新的问题意识，有新的写作范式，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是他们治学的圭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1928年创刊的《史语所集刊》上的论文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50年代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被废除，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浴火新生式的教育，也是新的挑战。郭沫若在195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点建议》就这样说：“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筐一样，全面都爬满了各个码头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爱这样说:‘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我想这倒不是一味的客气，确实是先入之见害人，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

郭沫若的这番言说，无疑反映了两点真实情况：第一点是，50年代前期，有很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思想障碍，“总是学不到家”!但是，他们都愿意努力接受。第二，既然大脑皮质有旧东西霸占着，就要清洗各种旅馆商标。这种认识不能不说，就是后来提出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一个原因。郭沫若的意见在其时的历史学家中是引起了高度重视的。1955年，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就引用了郭沫若的上述文字，并且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感到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做深入的追寻。”他又说：“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人，还够不上称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然而由于过去受到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因而‘学不到家’是一样的。”（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1-452页，三联书店，1955年）我相信唐先生在这里的表白完全是真诚的。

这里所谓“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等，这些人基本上拒绝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岑仲勉《隋唐史》的“编撰简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话，云：“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岑仲勉引郭沫若是为了给自己用文言写讲义找根据，与唐长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有吕思勉，他写的《隋唐五代史》等断代史也是文言文。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虽然与他们很不同，但是，从论文格式和文字风格来说，也是很“文言”的那种。

相反，在唐长孺先生那本充满真知灼见、以实证研究功力见长的论文集里，是比较注意引用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晋杂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与列宁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两篇文献。目的是清洗旧的商标，而事实上这一段话在文章中倒显得是在贴一个新的商标。

1980年与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分册主编等合影。前排左六为谭其骧，右七为郑天挺，右五为翁独健，右三为杨志玖。

杨志玖先生（1915—2002）与唐长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辈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和处境。《隋唐五代史纲要》学习引据经典作家的文献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工具，共有三处。

第一处，即原书第50页在分析唐代工商业繁荣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话：“工艺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然之能动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第二处，即在第115页论及黄巢起义的失败及黄巢是否投降时引用斯大林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并且指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农民在革命中时常与敌人妥协。还有一处，即第150-151页谈到阿保机的家庭出身时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说，阿保机的家庭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显贵家庭”。第一处的引用，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行会领域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以，生产获得进步。第二处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有皇权主义思想。这些都留下了50年代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研究中学习接受唯物史观的真实痕迹。

用今天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些引用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首先，在当时的思想认识范围内，这些引用都是贴“新标签”的需要。用废除奴隶制来解释唐代工商业的进步，是学习斯大林时期“联共布党史”铸造的“五个社会形态”理论的必然结论。用皇权主义来解释农民革命的归宿，是那个时代“左”倾思想的经典解释。第三处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来说明阿保机是显贵家庭，牵强附会的意思更明显。可是，这些在那个时代不仅很必要，而且很时髦。

杨志玖与西南联大师友合影。后排右为傅斯年，前排右二为王玉哲

其次，中国的历史学，最缺乏的是对于历史现象的理论化分析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工具、解释框架，满足了学术发展的求新求变的要求，这也是必须看到的。王国维有“学无中西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异日发扬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陋儒，固可决也。”（《观堂别集》四，《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后》）唯物史观也是西方传来的学问啊。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在新中国也属于“预流”之举。

从梁启超、王国维算起，新史学发展到唐长孺、杨志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梁启超大声疾呼“新史学”，王国维垂范作则践行“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家的开山祖师，属于第一代人（陈寅恪虽然比他们年纪小一轮，但是，并没有师承关系，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经历来讲，也属于同辈人）。杨志玖的老师汤用彤、向达、姚从吾属于第二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郭沫若、范文澜属于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一代史学家，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杨志玖先生这样一代人实际上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和夹击。一方面，他们要与“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蒙学教育体系告别，与“经史子集”的国学学术体系告别；另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比那些“上了年纪”的第一、二代学者(比如陈寅恪)要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许多人参与了解放后“五朵金花”的讨论。但是，比起他们的学生辈(如漆侠、胡如雷等)又逊色很多。在旧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则是逊于老者而高于少者。他们是“中间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界的主体力量不是陈寅恪、吕思勉，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50年代还不老不少的“中间派”。他们虽然不像郭、范、翦那么显赫，却在民间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更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是“老先生”，有旧学功底，可以矫正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横行时的弊端。所以“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已真正成为老先生的一代人，担负起了复兴中国学术的任务。他们重新操持的不是“文化大革命”前50-60年代的旧业，而是解放前的旧业。比如杨志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马可波罗，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等。可以这样说，周一良、杨志玖先生这些人的学术路径的转变也是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的缩影。

新世纪开始，这一代学者或遁归道山，或颐养封笔。如今在撰写历史论著或者教材的时候，想方设法寻章摘句贴标签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中国学者接触西学（包括西方传来的马哲）所引发的种种情状，已经定格为历史的往事。它不应该只是我们今日凭吊的对象，而且也是我们深思的课题。在21世纪，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走向深入？如何既借鉴西方又不至于食洋不化？尽管在操作路径上还见仁见智，但是，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正确态度，学习和借鉴外来的理论和思想，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在这里，除了创新之外，别无出路。

1988年在广州纪念陈寅恪100周年诞辰国际讨论会聚餐时留影。左一为邓广铭，右三为季羡林，右二为朱雷，右一为周一良。

1988年在广州与邓广铭（右二）等合影

创新在两个领域最为紧要。第一是，对于中国历史本身的深切研究。200年前，中国历史虽然也受到外来文化和文明的影响，但是，基本不失华夏文明之本位。数千年来，在国家治理结构、民众经济生活、社会制约体系等方面，都构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这些特色的描述，对于古人来说，没有参照系。近200年以来，西方文化（包括欧美与苏联）的强势，加上五四以来国人对中国传统的自我否定到了自虐自弃的境地，使的西方理论不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参照系（他山之石），而成了判断中国历史问题的坐标系（立论标准）。现在是回归本位的时候了。

第二是，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论和理论工具的创新。历史本来只记录既往的现实，是逝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总和。分析和研究历史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范式也必须与之契合。这类理论创新有待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对此，何时能有重大突破，我基本持任重道远的谨慎态度。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历史学之畛域。这需要研究现实中国的学者有更深厚的历史感，也需要研究历史的学者有更多的现实关照。

谨以此文献给恩师！

（作者张国刚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转自《文汇报》2015年4月10日

杨志玖（1915.10.1—2002.5.24），生于山东省长山县周村镇（今淄博市周村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934年夏高中毕业，在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中取得第三名，获得省教育厅等部门的奖金，以此作为旅费，前往北平考大学，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年9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在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1938年8月毕业，被推荐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外研究生（当时史语所尚未正式招研究生，故名所外）。193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姚从吾、向达两位教授，并接受陈寅格、罗常培、汤用彤诸先生指导。1941年从研究所毕业，历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借调），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