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 澄（1954机械）

我的父亲张贵永，字致远，1908年出生，浙江宁波人。他幼时就读宁波效实中学，1929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1930年去德国留学，1933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再赴英国研究西洋史。1934年自英国伦敦回国后，应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主要讲授西洋史、西洋史学史、西洋外交史等课程，其间在1943—1947年兼任历史系主任及史学研究所所长。1947年他赴英国讲学，受聘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及皇家关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49年应聘到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1952年又应聘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他也是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是创办此所的三位元老之一。此外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成立时，他又兼任历史系主任。50年代后期他曾去美国哈佛大学及华盛顿大学等校讲学，1965年又被聘为西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在国际史坛有相当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西洋通史》、《史学讲话》、《文化的起源》、《曼纳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德国曼偌斯丹的外交政策》、《西洋外交史的研究》、《张致远文集》等多部。上述著作大部分在台湾出版，我有幸在浙江省图书馆找到了《史学讲话》和《张致远文集》，另外在浙大图书馆还有他指导编写的《教务档案》等数册。1965年，他在柏林讲学期间因脑溢血去世。

张贵永学长

由于种种原因，我对父亲了解甚少，在我出生（1935年，宁波）不久，父亲就由南京中央大学随迁至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父母亲回到宁波，我们才团聚，但他又用一年多时间去天津南开大学及英国讲学，于1947年底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此时我也随母亲到南京，就读于南京中大附中初二，这样我在父母身边生活了一年。但到1948年底南京中央大学的不少教师被聘去台湾，我父亲也被聘去台大任教，我被送回宁波效实中学就读，在祖父母身边生活至高中毕业。1952年我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机械系，1953年我的大弟张翕也考入了清华。在清华读书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间，清华的学习风气好，校风好，我们的班风也好，曾被评为先进集体。我当过班长也当过团支部书记，这对我的锻炼成长非常有帮助，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东北工学院当教师，1981年后到浙江工业大学任教， 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退休。

虽然我远离父亲几十年，但我想还是继承了他学习上刻苦努力、学术上奋发钻研的精神。近来在看了有关他的著作和文章之后，深感他的为人、他的学问和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值得称道，他是一名真正的史学家，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被许多同事学生和友人所称颂。

据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王尔敏教授在《20世纪非主流史学家》（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专列一章“张贵永先生及其西洋史学论述”，较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思想，详述了他的史学研究内容，并以“史学通论”及“近代欧洲史界名家及其史学思潮”为题详述了他在此方面的研究。同时，王尔敏先生还详述了他们的师生情谊和父亲在台湾史学界的崇高声誉。他在本章的结论中写道：1952年张贵永先生受聘台湾师范大学做兼职教授，开讲西洋现代史，1955年2月郭廷以先生承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先生礼聘创立近代史研究所，当时郭先生即延聘张贵永、陶振誉两位老师为专任研究员，在创所之始以至长时期达10年之久，张先生俱是专任研究员，亦曾代理所长。绝然重要之点乃是张先生在近代史所对青年人的指导示教。

王尔敏先生又述：不谈张先生著作不知张先生的学问渊博，思想深邃。我们介绍张先生西洋史学讲述，可以获致一些重要启悟，兹愿略加举示：

第一，西洋史家的学问根基不专在史学，而是人人精通哲学文学，文字表达非常讲究优美通达。

第二，西方是基督教国家，史学家俱虔诚信仰，直到20世纪前半叶，尚少见无神论者。

第三，多数史学家重视思想史、文化史并必有此类著作。

第四，过度重视历史哲学，乃是由于文化背景使然，中国史学无必要学这一套。

第五，过度重视历史故事，缺乏研治掌故传统与训练，远远不及中国之史学健全。

近代史南港学派第二代学者俱受到张贵永先生调教熏陶，前后十年之久。在此期推算张先生讲解论题，有两个重心，其一是西洋史学通论、史学方法、史学家。在后生学者中有四位已在各大学讲授“史学通论”，“史学方法”，“史料学”等课。李国祁先生讲授“史学理论”十余年，他最接近张先生的学问，另有李恩涵、王树槐、王尔敏三位。其二是讲述西洋外交史，经其调教有成而蜚声士林者有八位，足以排出南港学派外交史阵容。其中以李恩涵先生最具实学实力，对于中英矿权路权，日本在华暴行，以及中国外交史均有研究，是最有权威声势之大师。 ……八位当代外交史家，自是俱为张贵永先生的及门弟子。本文仅以涉论史学一端，尚不能尽张氏史学学问领域。

台湾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张其昀先生在《张致远文集》的代序——敬悼张贵永教授中详细讲述了他的一生成就和为人，他说：致远兄盛年凋落，我国学术界都深表哀悼，因为他是造诣高深，人格完美，有国际声望的史学家。他的友人兹在国立台湾大学举行追悼会，作者敬为文略述其行谊。学者的生命虽有限，但精神则不朽，一位伟大学者的逝世，譬如一颗种子，在地下生了根，其将开花结果，发芽滋长，是可深信不疑的。致远兄生平中外文字著述，不胜枚举，最近一篇论文综述他的老师柏林大学教授曼纳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史学，体大思精，光焰逼人（原文题为《曼纳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载在《华冈学报》第二期，1965年12月）。他是曼纳克的嫡传，这次赴德讲学，便是应曼纳克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邀请。此文盛赞他老师的德业，何尝不是他一生心血的写照，他的志愿要把中西学术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开创新运，他不愧为当今文艺复兴的一位持炬者。

在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将其全部遗书3000册捐赠给台湾中国文化学院。1962年该校成立时，父亲为史学系首任系主任，为纪念父亲，特以遗书为基础，成立西洋史研究所，作为永久纪念。在中国文化学院西洋史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张其昀院长致词，他说：现正在致力文化复兴运动——对西洋史学非痛下功夫不可，但能急起直追，时间不会太迟，这是认识西方文化必由的一条路。致远先生在世时，与本人常有叙谈，大都关于学术方面，尤以西洋史研究方面为多（略）。致远又说：史学研究要有研究的方法技术与材料，各种工具与档案的便利，全国性的组织，国际性的会议，都向着一个史学黄金时代而前进。但是这些都是辅助的，最重要的还是靠人，有了人才，能使这些条件产生价值，有训练、有见解的史家，因其熟悉史料，对于过去种种，能够神游其境，对于复杂的问题，能够深入浅出。由于史家系统的论述,而使人类经济的总量得以表现于最纯洁的形式上。

此外，许多学术界好友为悼念父亲，著文致电表述深切怀念之意。台湾桥港大学浦薛凤教授（1921清华学校，30年代清华政治系教师），在悼念文章中讲述他与父亲在清华、德国、重庆、台湾各时期的交往与友情。他说：去年圣诞之前，曾得致远伉俪从柏林寄来贺卡，立即航邮复贺。不料曾无几时而噩耗传来，致远竟以中风逝世。倘若天假以年，致远必可有不朽之作，而其立身处世，学业品德，已是垂为典型。致远之音容笑貌，人格风范，盖自将永在人间。

顾毓琇教授也特写诗致悼《致远学兄千古》

史学通今古，天人贯道长。

谦和君子德，淡泊鸿儒行。

桃李尊松竹，沙坪建草堂。

西欧勤讲席，永息在华冈。

西柏林自由大学文学院院长何尔密教授（Dr.H.Helbing）致悼词，代表文学院全体同仁向父亲逝世深表哀痛，他说：张博士具有谦虚和仁慈的人格，这位极孚众望的学人在他的祖国和外国都拥有很多朋友，并且也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偶像。柏林自由大学与文学院很感激这位学人，因为他在百忙中应邀在多年别离之后再度来到柏林，然而他的寿命却在这里终止了，我们很惋惜他的早逝。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位故人将永远是一个君子，一个正直的同僚，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和一位伟大的学者。

以上所述的一切，使我深切怀念我的父亲张贵永先生，他的一生著书讲学，短暂地度过了，但他作为一名史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与他的博学深入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