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郑敏

冯至 现代诗人，翻译家，教授。1955年被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41年创作了一组后来结集为《十四行集》的诗作，影响广泛。小说的代表作有《蝉与晚秋》《仲尼之将丧》《伍子胥》等；散文有1943年编的《山水》集。冯至还是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获得过德国“大十字勋章”等多项奖项。

郑敏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唯一健在的九叶派诗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52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研究院获英国文学硕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60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1949年出版《诗集：1942—1947》，成为九叶诗派中一位重要女诗人。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攻读的是西方古典哲学，选修了冯至先生关于歌德的课，并读了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些都对我影响非常大。冯至先生研究歌德、里尔克，我也学德文，与他的路子很接近，都看重哲学，觉得德文诗比英文诗更直接。

那时冯先生刚步入中年，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穿着长衫，拿着一支手杖，走起来却是一位年轻的教授，而他在课堂上言谈的真挚诚恳更是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可冯先生是很少闲谈的，虽然总是笑容可掬，却没有和学生闲聊的习惯。

地方小，“跑警报”的日常活动使得师生在课外相遇的机会增多。在知识传播和任教方面存在课内和课外两个大学。我就曾在某晚去冯至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冯至先生、姚可昆先生（冯至先生的夫人，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和我坐在一张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盏油灯下不停地织毛衣，时不时请冯先生套头试穿，冯先生略显犹豫，但总是很认真地“遵命”了。当时师生关系带有不少亲情的色彩，我还曾携冯姚平（冯至先生的长女）去树林散步，拾落在林里的鸟羽。但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几乎是我的《诗集：1942—1947》的基调。

念了哲学之后，我开始对歌德和里尔克特别感兴趣，我就不喜欢那种纯粹抒情的诗了，喜欢智性多一些的。自己在课余的时候就开始动笔写一些白话诗。当时我们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浮士德》等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地阅读了20世纪初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是冯友兰、汤用彤、郑昕诸师。这些都使我追随冯至先生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

我大学三年级时，在一次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

冯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所讲授的文学，另一方面是他诗歌中的境界。我认为冯先生的十四行诗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的十四行诗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朴素，但是其中蕴含的深层的文化积淀，融合了西方的哲学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诗是深厚的文化产物，达到了中国新诗的最高层次。但是，由于中国的普通群众，一般的诗歌爱好者和学者，很少能够达到冯先生的文化层次，所以他们更喜欢令人激动的、浪漫主义的（或革命浪漫主义的，或西方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但是，冯先生的诗歌并不属于这种流派。而我由于有了与他类似的哲学文化背景，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因此，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的哲学的影响，而是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对人的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不是冯先生在外语系的学生，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一生中除了后来在国外念的诗之外，在国内，从开始写诗一直到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的形成，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这包括他诗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层次，哲学深度，以及他的情操。我觉得我跟他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先念哲学，然后进入诗，在诗歌上我们的趣味很接近。他是一个绝对的学者，非常严谨的老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玩笑话；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没有一句是随随便便的，每一句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冯至先生的家与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常冒冒失失地跑到冯先生家去坐着，卞之琳等人有时候会去看冯先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听，一言不发，他们也不会赶我走。我非常尊重冯先生，可是无法跟他瞎聊，好像我一定要带点什么问题去请教他，否则不会到他那儿去串门。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经常去找他，但每次去他那儿好像上课似的，你如果不提问题他绝对不说，尤其是生活琐事，与他无关的事。所以我后来也没有怎么去访问他，因为毕竟不能老一本正经地提诗歌的问题。

抗战胜利以后，清华北大就迁回北京了，我在1943年毕业。我的诗开始是在天津《大公报》文化副刊发表的，冯先生是当时的主编。几年后，袁可嘉接替了这个位置，我的诗就一直在上面发表。我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亲自编的。巴金对当时的青年作家非常爱护，给大家发表诗歌、编书，包括我和陈敬容的诗歌。

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写新诗方面，我无意中走上了冯至先生在《十四行集》中开创的那条中国新诗的道路。可能因为在求学期间我和冯至先生一样，步入了哲学和诗歌的殿堂。套用德里达的一句话，柏拉图和老庄永远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总在倾听他们和缪斯的对话，并且寻找表达他（她）们对话的汉诗艺术。（祁雪晶、项健采访整理）

转自《光明日报》2014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