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逊（1915—1969），著名美术史、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奠基人。历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美术》《美术研究》执行编委，在哲学、美学、美术理论、美术史与考古、建筑学、敦煌学、工艺美术、民间美术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曾主持和参与国徽设计、景泰蓝工艺改造、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永乐宫壁画研究等重大课题。1957年主持创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为美术史在中国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逊1933年入清华大学学习，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9年在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中国哲学研究生。图为青年时代的王逊。

2015年12月，王逊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京举行。纪念座谈会开始前，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匆匆赶到会场，把我拉到一旁说：“有重大发现！”他取出一份文稿影印件，告诉我，广州美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李清泉院长处，收藏着一份王逊手稿——《吴门四家》。这份手稿原是陈少丰先生保存下来的，陈先生去世前，把它托付给了自己的“关门弟子”李清泉教授。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意外，同时又很激动。王逊去世后，他生前撰著的大量手稿去向成谜，甚而成为学界一桩有名的“公案”。许多前辈，如启功、徐邦达等先生生前都向我提及此事，一些纪念文章中也有所涉及。这次纪念活动中，他从前的学生们说起先生，都不禁哽咽泪流，他们称王逊先生人品高洁，“魏晋风骨”，生前蒙受不白之冤，死后虽经平反，著作出版仍遭遇重重干扰，是美术界、学术界“悲剧的典型”。

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搜求王逊遗著，最初也只能是去图书馆的故纸堆中一点点翻检，那时还没有电子查询系统，不得不从一摞摞发黄霉烂的旧报刊中慢慢查找线索。一些学界前辈得知我在整理王逊遗著，也都热心提供线索。美学家刘纲纪先生来信告诉我，滕固主编的《中国艺术论丛》（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收有王逊早期很重要的一篇论文《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薄松年教授回忆，1948年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有一篇《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李松、张蔷先生说，《王羲之父兄考》收录在《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51年香港龙门书局）中；任继愈先生提到，王逊40年代参加过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译有一些西方哲学论著。先生老友，如冯至、卞之琳、王勉、王佐良、赵俪生、王永兴等也都回忆说，王逊在西南联大时，曾在《云南日报》《自由论坛》等报刊发表过不少文章……就这样，一点点集腋成裘，我陆续搜寻到王逊各类论著200余篇，并于2006年整理出版了《王逊学术文集》，使几乎湮没在历史尘霾中的先生学术再度呈现在世人面前。

家人回忆说，王逊被划为“右派”后，除监督劳动和在美院任课(1960-1964年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关起门来埋头著述。他那时住在美院附近的两间平房里，外间是书房、卧室兼会客，里面一个几平方米的小间，堆满了他的手稿。当时，他曾让学生薛永年为自己刻过一方“上水船”的印章，印文取自黄庭坚的《花气薰人帖》：“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以此勉励自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困顿的人生逆境中奋力前行。他还对人说起，自己是“因祸得福”，正好可以避开干扰，沉潜于学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的成果是惊人的，不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新修订了《中国美术史》这部经典著作，还撰写出“中国古代书画论”课程讲义，系统梳理古代书画理论，构建起他的美学思想体系。这些穷尽心力、代表着他最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如能妥善保存下来，对于他所钟情的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不幸的是，即使是这样的研究条件也“好景”不长。1964年秋季开学，中央美院开始“社教”运动。不久，王逊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他多年积存的手稿和研究资料被查抄得片纸不留。这次为筹备先生纪念活动，美院组织专人走访了他生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等单位，所得也极为有限，仅找到王逊在西南联大时写给潘光旦先生的一纸短笺和一份聘用证书，即使这样，也已十分难得了。

在此情形下，忽然听闻还有一份完整手稿被精心保存下来，欣喜之情可想而知。2016年春，在尹吉男、李军二位院长介绍下，我专程到广州拜访了手稿的收藏者李清泉教授。清泉教授介绍说，手稿是他的恩师、广州美院终身教授陈少丰先生临终前郑重托付给他的，同时交他保管的还有一份陈先生自订年谱，足见这份手稿在陈先生心目中的位置。大概是为了隔绝南方潮湿的空气，手稿用一块厚厚的蓝布精心包裹着，时隔半个多世纪，纸张虽已泛黄，但平整洁净，完好如初。手稿线装成册，订有蓝色皮纸的封面封底，封面上有陈少丰先生墨笔题写的书名、作者。少丰先生的原稿写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红格稿纸上，王逊先生重新改写的部分则使用的是标有“龙门”字样的绿格稿纸，猜想应该是龙门石窟文保机构印制的稿纸（龙门文物保管所曾翻印王逊《中国美术史讲义》），两种均为600字方格稿纸，总计84页。这份手稿内容完整，誊写清楚，个别处还有红色铅笔的标注，应该是付印前刻印者所加。巧合的是，就在见到手稿后不久，我偶然从网上寻到一册题为《吴门画派》的写刻油印本，经比对后发现内容与手稿完全一致。油印本封面上还标注有刻印时间——1964年7月，从时间上推断，应该就是手稿誊清后交付刻印的。

1956年初，为在高等艺术院校筹设美术史专业，文化部委托王逊先生指导各地艺术院校教师进修。时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教师的陈少丰被选派进京，随王逊学习中国美术史，历时一年半之久，这成为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与中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结下不解之缘。1957年8月，他回到中南美专开设美术史课程，翌年学校南迁广州，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1962—1963年间，他再度赴京旁听王逊在中央美院开设的“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古代书画论”课程，并在王逊指导下参加了《中国美术史》教材明代部分的编写工作。《吴门四家》手稿就是这部教材中一个独立的章节。这些经历，都详细记录在陈先生自订年谱中。陈少丰对自己美术史道路上的启蒙恩师王逊先生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和薄松年等先生一样，他们为恩师著作的整理、出版往来奔走，付出大量辛劳，他“竭尽弟子之谊”的行为，在美术史学界传为美谈。这种学术传薪的美德，同样也体现在陈先生的学生辈如李伟铭、李公明、李清泉诸教授身上，少丰先生身后，他们不仅承传了他的学术衣钵，也传递着这样一种尊师重道的精神。眼前这份精心保管下来的手稿，可谓是三代美术史家学脉承传的象征，其精神价值更远胜它的学术价值。

（作者王涵，系王逊先生之侄。本文摘编自《吴门四家》影印版后记，该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