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骏祥，生于江苏镇江，笔名袁俊，中国电影、话剧导演、剧作家、理论家。1927年考入北师大英文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其间着重西洋学戏剧的研究。1936年公费留学美国，就读于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修导演、编剧、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1939年秋回国，从事戏剧创作、导演。曾担任上影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局局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在中国老一辈电影导演中，张骏祥先生是为数极少的“海归”，他70多年前就拥有的那张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的硕士文凭，搁在今天一样稀罕，一样金灿灿、硬邦邦，掷地有声。  

　　欧美名校的文凭一向是金字招牌，有人会恨不得将它贴在脸上。然而，当年，熟悉了解骏祥先生这段经历的人并不多，甚至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只知道他在美国留过学，不清楚他曾经还是耶鲁的高才生。他当年远涉重洋负笈求学从未奢望靠它谋名获利，更不可能像眼下那些论文抄袭、学历造假，凭着不为人知的海外经历拼命为自己涂脂抹粉，欺世盗名的。至于他的同事、朋友、学生甚至观众，敬重他景仰他并深深地被他所折服，也决不是因为他那段留洋的经历和那张名校耶鲁的硕士文凭，而是他的人品艺品作品，他的文学功底、理论素养、艺术造诣和杰出贡献。  

　　1984年我曾经受中国话剧家传略丛书编者之邀采访过骏祥先生，谈起这段留学经历，他语气平淡委婉，没有丝毫的得意和渲染。他告诉我，1936年他从清华大学考取公费留美，之所以会选择耶鲁戏剧研究院，一是自己酷爱文学艺术，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对方兴未艾的话剧更是情有独钟，期盼自己的理想之树能根植于这块充满活力、有着广阔前景的艺术领地，而耶鲁的戏剧教学是世界一流的，自然对他有难以抵御的诱惑；二是他在清华西洋文学系的恩师王文显曾就读于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他极力鼓励自己的爱徒前往他的母校深造，并将他推荐给自己的老师亚历山大·狄恩。  

　　三年后，骏祥先生以门门学科都优秀的成绩结束了耶鲁的学业。面对这么一位有抱负肯吃苦好学习、有丰富理论素养和扎实基本功的年轻人，耶鲁的老师感动了，学校董事会也被深深感染了，他们打破常规，特别批准向这位令人敬佩的中国小伙子颁发艺术硕士学位证书。  

　　学业完成了，文凭到手了，何去何从摆在每一个留学生面前。此时的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烽火硝烟弥漫在神州大地，国破家散，民不聊生，到处水深火热。骏祥先生可以找出许多理由像其他留学生一样留在美国，凭借那张耶鲁的硕士文凭筹划另一种人生，但他坚定地钟情于自己的祖国和执着迷恋的话剧事业，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毅然决然回到遍体鳞伤的上海。  

　　在目睹进步话剧舞台一片凋零肃杀之后，他又风尘仆仆、辗转千里赶到迁徙于四川江安的国立戏专从事教学工作。在缺粮少电、屋简室陋的艰苦环境中，他以严谨得近乎苛刻的作风言传身教，带出了刘厚生、任德耀、谢晋、黄祖模等一批日后成为中国影剧界的栋梁之才的学生。那些日子，他把满腔的爱国之情都凝聚在自己的笔端，常常熬夜守更、通宵达旦地倾心创作，编写了《山城故事》《小城故事》《边城故事》《万世师表》《美国总统号》等话剧剧本，翻译了《好望号》《审判日》《富贵浮云》《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等欧美话剧名著，还导演了《蜕变》《北京人》《安魂曲》《罗密欧和朱利叶》《牛郎织女》《大渡河》等经典话剧。  

　　抗战胜利后，他顺利地完成了从话剧到电影的转换，随后又沐浴新中国的阳光，成长为中国电影界不可多得的集艺术家、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事业家于一身的名家、大家。作为导演，他留下了《还乡日记》《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燎原》《大泽龙蛇》等经典名片，并创作了《胜利重逢》《鸡毛信》等电影剧本；在电影理论方面也颇多建树，出版了论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影事琐议》和系统介绍亚历山大·狄恩的论文集《导演艺术基础》，还参与主编了《中国电影大词典》。 60年代，他参与创建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并亲任校长，培养了于本正、李歇浦、达式常、朱曼芳等一大批电影专业人才，为上海电影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提供了有力保证；他长期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上海电影局、中央电影局的主要领导，呕心沥血，运筹帷幄，为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月，是骏祥先生诞辰100周年。寻觅他的足迹，他留下的是枝繁叶茂的理想之树、璀璨多彩的艺术人生。这一切都始于当年的耶鲁之旅。 70多年前他所得到的那张耶鲁文凭给了他开启艺术殿堂的钥匙，而“坚韧执着，认真刻苦，精益求精，永无止境”这16个大字书写了他的人生丰碑。（许朋乐）    

转自《解放日报》2010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