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士大儒大都狷狂得很，刘文典算是其中一个。他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他挨过蒋介石的耳光，受过关押之苦。他不轻易对他人心悦诚服，陈寅恪算是一个少有的例外。此后的若干岁月，刘文典那恃才傲物的“狷介”性格并未有所收敛。

　　顶撞蒋介石却全身而退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施行弹压。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痛加训斥，指出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自然首当其冲。可他并不知“罪”，见到蒋介石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扫了对方颜面。之后，蒋介石寒着脸要他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还将蒋顶上南墙：“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也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并且发出死亡威胁。

　　刘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国学界和新闻界并非万马齐喑，“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呼声随之而起，安徽学运也有余烬复燃之势。蔡元培出面力保，陈立夫也从中斡旋，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这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刘文典。

　　蒋介石的两记耳光确实响亮，刘文典的名声也因此响了起来。《淮南鸿烈集解》是刘文典的首项学术成果，用力久而勤，取法严而慎，胡适为之作序，称道它“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最精严有法”。刘文典将《淮南子》这部久被忽略和误读的古书刮垢磨光了，令学术界为之一惊，他的声誉和地位也因此确立。

　　刘文典的独门绝学是《庄子》研究，他在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起头貌似谦虚，实则清狂：“《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这样藏着掖着讲话不过瘾，终于他还是忍不住，放出大话来：“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是刘文典。至于那半个嘛……还不晓得是谁。”刘文典的《庄子补正》成书于1939年，学术界至今允为杰构。除此之外，刘文典对《昭明文选》和杜诗也颇有研究。

　　校勘古籍讲求字字皆有来历，刘文典出书，校对从不假他人之手。他致信胡适，坦诚相告：“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征引古人的注释，特别强调查证原文，避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

　　看不起朱自清、沈从文

　　刘文典眼高于顶，却并非目中无物，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精研《说文解字》和《文选》，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3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各算半个。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3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

　　刘文典看不起巴金、朱自清和沈从文等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当年，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要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有一回，刘文典慌不择路，冷不丁发现沈从文的脚力极佳，倏忽间就如脱兔般抢到前面，成了领跑员，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西南联大给沈从文发教授聘书，刘文典更加不悦，当众吼吼有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沈从文讲授的语体文写作，在刘文典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好在沈从文生性谦和，克己忍让，对刘文典的轻侮之词并没有抗辩的意思。但闻一多是火烈性情，爱打抱不平，可咽不下这口气。

　　1943年春，刘文典受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之邀，为张母撰写墓志铭。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心存畏惧，不肯前往。他们请刘文典去考察一番，作几篇游记，说明“瘴气”只是疟蚊作祟，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一来，其他学者方肯前来，地方财源亦可得开发。刘文典没想那么多，只图求一大笔酬金和十两上好的“云土”，也不向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打声招呼，就擅自旷教半年。闻一多征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支持和同意，以讥讽的言词写信通知刘文典正式收回联大寄发给他的聘书，将他扫地出门。

　　有人说，刘文典丢掉西南联大的教授，是闻一多强势发难所致，其自身的嗜好也起了相当大的负作用。刘文典是瘾君子。1931年后，刘文典遭遇家人病死等一连串变故，自此意志日益消沉，与鸦片结下了孽缘。抗战胜利后，南迁的名牌教授鲜有不北归的，刘文典却不肯挪窝，盖因昆明的天气和云南的烟土使他寸步难移。

　　建国后戒烟毒重获新生

　　1949年，胡适为刘文典办好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想帮他换个新环境。对于胡适的好意，刘文典敬谢不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他久已远离政治纷争的漩涡，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留下未走。他没有力气再折腾了，眼看把乱世挺到了尽头，接下来只想过过太平日子。

　　上个世纪初，刘文典留学日本，与周树人（那时还不叫鲁迅）有过交集，两人都是章太炎的边缘弟子，友情并不深笃。1928年，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而遭牢狱之灾，鲁迅激于义愤，撰写杂文《知难行难》声援，算是两人走得最近的一回。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常亮出恩师章太炎这张王牌，顺带也就不免谈及昔日同窗，提到鲁迅时，他竖起小拇指，没作褒贬。听课的学生见惯了他的招数，对此一笑置之，竟无人探询他的真意。

　　10多年后，高校思想改造的刀锋越切越深，有人旧事重提，质问刘文典：“你用小拇指污辱鲁迅的险恶用心何在？”刘文典并不慌张，解释：“用小指比鲁迅，确有其事，那不是贬低他，而是尊敬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高，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这样牵强的辩解居然顺利过关，就没人掐指算算，鲁迅比刘文典大8岁，比钱玄同大6岁，比黄侃大5岁，“同窗中最年轻”的说法怎能成立？刘文典逃过一劫，竖小指比喻鲁迅的正解也就成了无解的哑谜，让考据家伤透了脑筋。

　　建国后，刘文典在云南大学生活得很好，被评定为云南省唯一的文科一级教授。他将鸦片瘾彻底戒绝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刘文典承认自己缺点不少，但没有犯下罪行。他保护学生运动的领袖，跟蒋介石当面对峙，这无疑是他雄厚的政治资本。他在大会上宣称：“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逼人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1958年，刘文典因病逝世。

（王开林 文）

　　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