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沈从文与文化自信——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2023-02-24 | 李光荣 | 来源 《光明日报》2022年12月30日 |

沈从文1938年在昆明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一个人也是如此。有自信才有力量去创造,才能取得更大成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把诚朴的态度放在创作上,踏踏实实,集腋成裘,打出了一片文学天地,成为著名的作家。在此过程中,他心里鼓荡着的正是对自己文学创作力的自信。几十本小说集的出版,《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边城》广为传颂,他的信心更足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只身南下,于19384月到达昆明,便迅速开始创作《长河》《湘西》,并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和《大公报》上连载。两书写作与发表的顺利,激起他更大的创作欲望,从而萌生出一个以水边小城镇人事为中心,创作十部中长篇小说的计划。在19425月致大哥的信中,他明确写道:写成十个时,我将取个总名,为《十城记》。

这是一个宏大的构想。从《柏子》《丈夫》《边城》《长河》一路走来的沈从文,此时步入了小说创作的巅峰,产生这样的构想正是其文学自信的表现。小城镇是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作者选择小城镇为故事的生成地,所要表现的绝不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人事,而是要写出中国古老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变化,同时折射出中国农村和都市的现实面貌,以及抗日战争带来的社会变化与人性的。计划反映出沈从文的伟大抱负和创作自信,甚至通过计划可以想象他踌躇满志的心情。

《边城》素描插画 李晨/

沈从文如此投入地写作,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他深信抗战必胜。他这时是西南联大的写作课教师,正在参与完成大学的使命,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工作。同时他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记录下抗战大时代的人事变化,为建设国家提供思想基础,为民族复兴积累精神力量,所以他有一种紧迫感。

在奋力创作的同时,沈从文在继续探索小说理论,把自己的创作根基扎向深处。194083日,他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中说,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而人事包含社会现象梦的现象两个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两层意思,一是他已有很恰当记录的语言能力,二是他的小说以社会现象为主,也就是说《十城记》属于现实小说。沈从文曾概括《十城记》的题材为十个水边城市的故事,即从他生长的沅水流域写到他那时生活的滇池边。他有足够的信心把这十个故事写好。

在他看来,写出一个时代历史场面或一群人的生命发展以及哀乐得失式样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热情和信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好作品的目标是经典五四开启的新文学,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到40年代,应该产生新经典了。两千年来经典的形式,多用格言来表现抽象原则。这些经典或已失去了意义,或已不合运用。明日的新的经典,既为人而预备,很可能是用人事来作说明的。此意很明白:古代的经典是格言,现代的经典应该是小说。这话包含了一种发展的观念和辩证的逻辑: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典在不断淘汰中,也在不断生长中。而现实的佐证是:“小说作家和作品在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却已具有‘先知’、‘经典’意味”,“凡是受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因此,创作小说“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经典意义”。性格敏感的沈从文,或许有了这样的体认:历史提供了重造经典的时机,并把自己推到了创造经典的前列,自己必须自觉地承担起创造经典的使命,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努力于新经典的产生,却必须把整个生命放上去。”

他的自信还来自文学的社会价值。他看到新文学的一部分,不特影响到青年人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主力之一种。由于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与否定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与愿望加以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统一,方有抗战。他的话显得抽象而单纯,但不可否认作为思想革命的工具利器,新文学确实在改变人的观念进而引起社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他除了发表《小说与社会》专论外,在一些文章如《给一个广东朋友》中多有谈论:恶邻加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分量虽然不轻,然而近二十年来(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所产生的民族气概,一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却一定担当得起这种忧患。”信中他还说日本那些“支那通”,对“二十年来的白话文,所煽起这个民族的热情,表现民族进步的情形,也照例不明白”,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侵略我国。由于从中国文学的深度认识战争,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坚信中国将赢得最后胜利。这种认识坚定了他潜心创作“经典”小说的信心。

为创造新经典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重造国家与社会,他主张弘扬五四精神,发起一次文学运动,再创一个二十年的辉煌。1940五四期间,他在昆明《中央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同文《五四二十一年》提倡五四精神。文章下笔写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社会改造运动,接着便转到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认为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来说,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这就引出了他同样发表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的《文运的重造》一文的主要观点: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五四已有了二十年历史,我们还需要再来个二十年继续努力!”这里的逻辑关系是:纪念“五四”,是要发扬“五四”精神;发扬“五四”精神,是要开展文学运动;开展文学运动,是要创造文学经典;创造文学经典,是要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由于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支持,在民族战争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存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要求国家调整文艺政策,改善作家的写作环境与生活条件,以利于文学经典的产生:“新的经典的形式,照近二十年来的社会习惯,又如何适宜于放在一个文学作品中,以便在广大读者群中唤起那个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粘合这点精神于民族发展某种设计上。”沈从文真是太书生气而不切实际,但创造经典的信心是可感的,对文学的强大社会作用也深信不疑。

重造文运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参与。这时他不仅发表文章呼吁大众,要求政府部门有计划地推进精品创作,还频频给文学青年复信。这些信其实没谈如何写作,而是谈人生谈做人谈文运,贯穿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例如:盼你能明白国家的需要,和生命的庄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气馁,不灰心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青一辈的感情,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在思想上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热情和信心的,还是要有好文学作品国家的重造,是可能的,重造的希望,是从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生长中也可见出的等。

沈从文就是带着强烈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创造经典,服务社会的。在逆境劣势中拥有自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抗战时期的投降派,缺乏的就是自信。1934827日,《大公报》在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就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之语,且舆论界大有这种悲观情绪。对此观点,鲁迅曾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予以有力驳斥。

八十年后的今天,文化自信仍然是时代强音。鲁迅、沈从文等文化先驱在民族危亡之中坚持文化自信,无疑给我们今天的文学和文化创作以许多启示。


(作者:李光荣,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联大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202〕之子项目西南联大图书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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