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原生面貌

2019-07-11 | 邓鹏飞 | 来源 《北京青年报》2019年5月28日 |

第一本系统研究专著 诗史互证“详细准深”

西南联大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教学科研的传统赓续与新文化薪火不辍外,学生社团活动也功不可没。联大八年出现过一百多个学生团体,性质各异,活动丰富,办刊发文,文采涣涣,其中十余个文学社团尤为炫目。借助社团,学生们一方面用文字宣泄心头郁积的“国仇家恨”,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既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又走出了穆旦、杜运燮、汪曾祺等数十位文学名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长久以来,西南联大文学社团都“寂寂”无名,以至于对西南联大文学的描述也多残缺不全。幸而,这道被遗忘的瑰丽风景,终于在李光荣教授所著《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10月,以下简称《社团研究》)中完整鲜活地复现了出来。该书是作者三十余年潜心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的扛鼎之作,也是第一本系统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专著。其杰出贡献,是以诗史互证的方式,重构出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活动的原生面貌,并准确定位它们的文学史地位。作者对联大文学社团历史的书写,得到联大文学社团的重要成员和见证人王景山称赞:“现在我却必须承认,我对联大三个时期文学社团之所知,远不如光荣先生所知之详、之细、之准、之深。”

考求出各文学社团所办壁报的详尽始末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数量多,社员众,创作丰,影响广,能把这样纷繁复杂的历史考证清楚描述明白,得到“详细准深”的盛赞,首先归功于作者以“从基本事实入手”为追求,做了大量艰辛的史料史实“田野调查”,“为寻找一则资料寝食难安,为求证一条资料费时数月”,旷日持久搜集到了最全面的西南联大文学资料。

作者对联大文学壁报的发掘,尤其值得称道。西南联大独有一种“壁报文化”,文学社团多围绕某一壁报兴衰,壁报是社员发表作品的主要方式。当时,战火连绵地域偏远,学生很少有报刊正式发表机会,于是因陋就简,将作品抄写于纸张贴于墙而成壁报,供往来师生阅读。壁报经济方便,发表快捷,大大地促进了西南联大文学的繁荣,是文学史上仅有的奇观。不过,壁报保存不易,迁徙乱离,散佚几尽。李光荣深知壁报重要性,不畏困难,不辞辛劳,历经数载寒暑风雨,考求出各文学社团所办壁报的详尽始末。

壁报《南湖诗刊》是南湖诗社的唯一发表园地,只刊出四期诗作数十首,却不乏穆旦的《我看》《园》、赵瑞蕻的《永嘉籀园之歌》、林蒲的《忘题》等诗歌佳作。高原社举办刊发各类作品的壁报《高原》。冬青社的壁报《冬青》在联大壁报中坚持时间最久,前期是联大唯一一份杂文壁报,后期一报四版,阵容强大。文艺社的《文艺》壁报出过36期,内容文体都十分丰富,还曾和《耕耘》壁报展开过一场文艺“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论战,影响很大,因此和后者一起入选为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三常委之二。作者对壁报的抢救努力,使许多鲜见资料得以首次披露,相当数量的史料免于沉没。循着壁报的轨迹,社团活动就逐渐显影“真容”了。

书中又详尽考证出各文学社团的刊物出版和作品发表情况。如专节考论了文聚社、文艺社、新诗社的刊物和出版。文聚社办了《文聚》杂志,短暂主持过《独立周报·文聚》,又曾出版《文聚丛书》三种。《文聚》杂志是社团组成的媒介联系的纽带,是联大面向全国发行的唯一一份大型文学期刊。书中不厌其详地勾稽出每期《文聚》每位作者每篇作品,通过扎实梳理得出了一些对全面认识文聚社有重要价值的确凿之论,如文聚社偏好诗歌,诗歌成果辉煌;又重视引介外国文学,里尔克诗歌得以在联大生根开花,有《文聚》的推介之功;广纳校外作者,有走向全国的抱负。

又如,作者爬梳出,南荒社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和当时名家同台竞技,一年多时间刊出作品一百一十二次,成绩骄人,产生了林蒲《湘西行》、穆旦《从空虚到充实》、辛代《野老》等许多传世佳作。这样的整理分析,对全面认识各社团,弄清代表作家重要作品,创作成就高低、体裁热点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社团研究》又“以文学叙事重返历史现场”,采用口述史方法访问了王景山、周定一等数十位联大文学社团的健在成员,或约请社团成员的家属提供材料,力图以当事人所讲述的故事,来和其他史料相互佐证相互补充。

有了全面、准确的史料做基础,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基本事实”就清楚了:每个社团何时因何原因成立,有哪些成员,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开展了哪些活动,办过哪些刊物,在哪些报刊上发表了哪些作品,文学观念是什么,选择什么文体,创作方法、艺术形式和写作风格有什么追求,社团之间有什么关系,为抗战做出了什么贡献……把这些问题解答得一清二楚,“详细准深”名副其实。

把社团活动史分为山谷形的前中后三期

《社团研究》先鸟瞰联大文学社团活动的历史画卷。

着眼于文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根据各社团的消长,作者把社团活动史分为山谷形的前中后三期,分别从综合、戏剧和纯文学社团三类简笔勾绘精炼概括:前期从南湖诗社到高原社,再到南荒社,与冬青社前期一道形成高峰;中期因“皖南事变”出现低谷;后期,冬青社恢复校内活动,加上文聚社、文艺社、新诗社等社团空前活跃,再筑高峰。

又在比较中精准定位各个社团的特色。如南湖诗社成立最早,南荒社创作势头最旺,冬青社活动时间最长,文聚社成就最高,联大剧团演剧成绩多,剧艺社社会影响大,文艺社社员最多,新诗社校外成员最广。

书中也贯穿了作者对使联大文学文采涣涣的校园育人环境的追问:联大继承了五四精神,是民主自由的堡垒;梅贻琦秉持“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训导处管理社团“无为而治”,社团壁报登记多予许可,共同营造出“学术思想自由”的战时校园环境,催生出姹紫嫣红的社团活动和壁报文化。

众多著名作家教授的精心哺育也功不可没。在朱自清和闻一多指导下,南湖社坚定走上新诗创作的道路,他们又是冬青社、南荒社、耕耘社、新诗社等社团的导师。冬青社前期还有冯至、卞之琳和李广田做导师。文艺社走现实主义道路是李广田劝勉的结果。新诗社萌芽,是受了闻一多声色并茂的“田间‘鼓点诗’”课程的激发,闻一多本人也常参加新诗社活动,新诗社社长何达后来写诗称:“新诗社举起一只大旗/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闻一多’!”闻一多还是联大剧团和剧艺社的导师,并帮《黑字二十八》《原野》等剧做了舞美设计。陈铨、孙毓棠指导并参与了联大剧团和山海云剧团的许多戏剧演出。指导创作,扶持办刊,还为社团做讲座,提升社员文学修养,导师春风化雨地培养学生走上文学道路。

详细剖析七个重要社团的活动史

全书的重头戏,是细绎南湖诗社、高原社、南荒社、冬青社、文聚社、文艺社和新诗社这七个重要社团的活动史。每个社团的发展历程、成员骨干、壁报办刊、艺术旨趣、创作成就、历史地位等都被庖丁解牛,剖析清清楚楚,不再像过往历史书写中仅以片言只语出现。

以代表性社团冬青社为例,作者先是在准确考证后认为,“从1940年初建立到1946年5月停止在昆明活动”,冬青社跨越七年,历史最久,其活动与联大文学发展进程相吻合。再指出冬青社最具包容性:组织上以综合性社团群社的文艺股为基础,接纳了边风文艺社、布谷文艺社等社团,既继承了群社的进步性,又综合了南湖社和南荒社的优长;创作上坚持左翼思想和文艺,各种方法、风格和文体兼备,艺术旨趣是以现代派为主的多元综合。

接着根据冬青社明显的活跃——沉寂——活跃的活动轨迹,分前中后三期详尽叙说其历史:冬青社前期只有一年,云集了林元、杜运燮、穆旦、刘北汜等众多社员,办报出刊外,诗歌朗诵会、文艺演讲会、作家纪念会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艺术上追求以高超的艺术水准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兼容了不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写作风格,创作出了高水准的抗战文学。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政治肃杀,冬青社进入“向内收敛,向外发展”的中期,在校内沉寂了三年,但创作和校外办刊成就巨大。1944年初冬青社在校内恢复组织和活动,复刊《冬青》壁报,进入后期,实际上是联大地下党以影响较大的冬青社组织左派文艺队伍的尝试,因而是新冬青社,成员由布谷社、以文艺掩护政治活动的星原社、新入社社员构成,老社员几乎不参与,而在校外办刊物搞创作。换言之,后期是内外双轨运行的。

最后分诗歌、小说、散文三体详尽介绍品鉴冬青社成员的创作,并在穆旦诗歌《出发》《森林之魅》、杜运燮诗歌《追物价的人》、卢静短篇小说《夜莺曲》等作品中,发掘出冬青社不同于解放区和大后方的抗战艺术表现。这样条分缕析,使冬青社的历史如影像放送,画面栩栩如生。

勾绘社团活动史时作者善抓主要特征。如概括出文聚社有五个特点,其中“以刊物为存在形式,这是文聚社的最大特点”,而过去没有认识到联大社团有这种存在形式,而不承认文聚社是联大社团,是不恰当的。

文聚社“靠基本成员和老师支持”,“集合精英、走向全国”,在依靠基本骨干外,得到沈从文、李广田、冯至、卞之琳、朱自清等老师支持,又约请校外名家魏荒弩、袁水拍、靳以、何其芳、程鹤西等参与投稿,使《文聚》面向全国,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这些特征是其他文学社团不具备的,因而“最值得重视”。

“得到校内名师支持,又肯以刊物凝聚全国作家,骨干经过前几个社团的历练现在进入了创作高峰,注重艺术性追求艺术美,使文聚社取得了巨大成就,冲出了穆旦和汪曾祺等著名作家。”这样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对新诗社的描述,围绕其价值和特点所在的“新”字做文章。诗社追求做全新的人、写全新的充满战斗力的朗诵诗;组织形式新,从同人组织向群众组织的转变,走群众路线,采取开放形式,不登记社员,加入退出自由,校外学生也参加,因写“人民的诗”而受众多;诗歌发表方式新,不办壁报,不办报刊,常常举行参加者少则上百多则上千的朗诵会,教授学生激情澎湃粉墨登场,在树下,课堂,月光下,某家花园,随处都能朗诵出诗情画意。朗诵是行动,是宣传,诗歌是工作,是生命,以朗诵诗参加蓬勃的爱国民主运动,充分发挥诗的战斗作用,在一二·一运动中创作大放异彩,这也是新的。

新诗社的朗诵诗,不同于田间的“鼓点诗”,带有文化色彩,浅显通俗又把节奏当作命脉,主题多为民主、自由、反战、文化,讲究艺术形式,兼顾听与读,语言有书卷气,是新的学院派朗诵诗。新诗社两年多,以勇于创新的姿态,诞生了闻山《山,滚动了》等杰出朗诵诗,也培养出何达等有影响的朗诵诗诗人,先在昆明后在全国点起了朗诵诗运动的熊熊大火。

对“团组”结构的洞察

李光荣指出,联大“文学社团之间呈现为连续或共生状态”,形成了“南湖·高原·南荒”,“冬青·文聚”,“文艺·新诗”三个团组,以组团结构综合考察,这些社团的成就和地位当大大跃升。

南湖诗社、高原社、南荒社是前后承继的发展链。南湖诗社搬回昆明,改名高原社,人马依旧,社员仅增数人,体裁拓宽。高原社因投稿《大公报·文艺》,为副刊主持人萧乾倚重,在他提议下改组为南荒社,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吸纳了萧乾等校外成员,二是走出校园在《大公报》上和名家同台竞技。

作者据此认为,以组织情况和文学观念论,它们可以视为一个社团的三个阶段。本书又在扎实史料基础上,纠正了过去认为冬青社与文聚社彼此无关是有悖于事实的,“文聚是‘冬青’老树上长出的新枝,两个社团最初是一个团体、两块牌子,后来文聚逐步独立,长成大树”,文学主张、艺术追求、作品风格与冬青社一脉相承,可以合称为“冬青·文聚社”。

文艺社和新诗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事不分彼此,新诗社社长何达和主要人员都是文艺社重要成员,文艺社全员参加新诗社活动,两社常常共同组织活动,文艺社刊物刊登新诗社诗歌。

作者对“团组”结构的洞察,解决了南湖诗社三个月、高原社半年、南荒社一年半导致的低估其成就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少成员交叉参加几个社团带来的归属难题,对重估这些文学社团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启发。

充满“发现底惊异”

《社团研究》充满“发现底惊异”,既爬梳每个社团重要作家的创作,又对每部重要作品进行融人文知识、理论素养和见识才情于一体的细腻解读,并进而厘清作家艺术探索和成熟的道路。

诗人穆旦在南湖、高原、南荒、冬青、文聚社的活动,就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不完全蜕变过程。南湖诗社时,他带着“湘黔滇”旅行的豪气,诗歌中激荡着宽广雄阔的浪漫气息,沉醉于对春的歌咏、美景的描绘和情感的抒发之中,在被誉为“中国新诗中的精品”的《我看》一诗中,“融入自然,和自然同悲共喜”。

进入高原社,浪漫主义虽是诗歌主调,但现代主义因子已开始涌现,《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诗作也开始了“以文为诗”的诗体试验。

南荒社时期,穆旦继续“以文为诗”的尝试,并实现了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劝友人》《玫瑰之歌》《蛇的诱惑》等诗歌脱离了单纯情感的抒发,遍布自我的剖析和灵魂的拷问,基础是“诗人(大众)跋涉的脚步和向上的力量”,出现了以往忽略的抗战思想内容。

冬青社期间,穆旦创作了七八十首诗歌,几近一生诗作的一半,前期代表作几乎全是在这期间写成的。他不仅用新鲜的现代材料和形象揭示现代人孤独、绝望、挣扎的生存处境,又在《出发》中表达出不得不以战止战的痛苦,把“战争对人性的践踏和扭曲描写得触目惊心”,是一首战争辩证法的绝唱。

文聚社时期《赞美》“宣告一种新的美学观念的诞生,把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推向了成熟”,书写民族的深重苦难的同时看到了民族的觉醒,从上层社会转向“以江河奔流般的感情,用急雨般的语言倾吐出对于那些粗糙肮脏、痛苦干瘪的农民的大海一样的深爱”。从此,穆旦从书写矛盾、紧张、焦灼、痛楚的内心转向了更宽广的创作道路,散文体诗歌至此完全成熟,风格趋于完美。这样深入品鉴,纵向比较,穆旦在社团中走出的独领风骚的诗人成熟之路,就呼之欲出了。

汪曾祺的社团成长之路,也分析得很典型。汪曾祺是从冬青社初期步入文坛的。在社友砥砺下文思泉涌,发表了许多作品,历来对他这一艺术的探索和形成期却不甚了了。本书作者细心搜求,发现了30余篇汪曾祺冬青社时期的小说,而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收录很少,在此基础上深入浸渍,透彻领悟,洞悉出汪曾祺的探索之路。

冬青社初期仍处于模仿阶段,后来随在社团中成长和文学经验累积,开始尝试多种手法多种风格,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举,诗歌、小说、散文齐头并进,成为了冬青社的优秀作家;到文聚社时期就突飞猛进,显示出成熟气象,而非过去所认为的是在《邂逅》时期突然飞跃的。

又得出汪曾祺早期小说“基本上是写‘我’的”之结论:“写‘我’的家‘我’的儿童时代‘我’的故乡,‘我’的生活‘我’的朋友‘我’的熟人,较少超出‘我’的生活经验范围”。

还指出汪曾祺早期小说即具有了“淡”的风格,少有深刻的矛盾剧烈的斗争,更多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景物的和谐。“淡不是平淡,不是乏味,也不是没有感情;淡是看透一切的态度,冷峻睿智的目光,平和冲淡的心情,老辣独到的笔调;淡是除却毛躁,摒弃火爆,过滤浮躁,冷凝热情。所以淡里边可能折射出主观态度,会隐含着热烈的感情。”“淡”的风格,既是对沈从文的继承,也是对中国文学“淡”的传统的继承。这些分析论断,都把握得精当准确,有的放矢。

(作者:邓鹏飞,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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