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仇永炎（1947届气象）

仇永炎，1921年12月生，江 苏省六合县人，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离休前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我1947年清华大学气象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同班毕业留校的严开伟一起，住在清华气象台的四层楼上。

1933年9月8日，气象台助理史镜清在施放探空用的气象风筝时触电身亡，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竺可桢所长在悼辞中称史镜清是“气象界因技术而牺牲的第一人。”

北京沦陷期间，气象台被日寇作为豢养军马、军犬的场所。台内台外，垃圾成堆，恶臭薰天，破败不堪。

抗战胜利清华大学回京时，气象台在废墟中重建，成为气象系教学和实习的基地。

1946年清华大学成立气象系。系主任李宪之教授学识渊博，他1936年回国至清华大学任教，不久即开出三门课程。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学校南迁，到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出六门课程。

清华气象系虽规模不大，1947年期间全部专业课只有李先生一位教授和一位待出国留学的讲师、两位年轻助教任教，师资极度缺乏；加之全系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购置，气象台日常观测和天气预报业务的维持，以及全系的行政领导工作等，全仗李先生运筹帷幄。李先生对每项工作都抓得很紧，从不因人手少、条件差而有所懈怠。以气象台为例，当时在华北地区，清华大学气象系的资料是最完整、最准确、最全面、最可靠的。解放初期，各项建设迅速上马，北京、天津、太原 等地的营造建设单位常到清华气象系收集资料，咨询问题，特别有意义的是：唯独清华气象台才有的深达12米的地温观测资料，对于农林发展、国防建设都有重要用途。这说明清华大学气象台不但是本系教学和科研的基地，而且面向社会，为国民经 济作气象服务。

李先生爱生如子，对系里任何一位工作人员也都慈蔼仁厚。我们年轻人生活在温暖的大家庭里，同时也深感李先生超荷的重负，体谅他的苦衷，唯有团结奋斗，努力学习，埋头工作，希望自己快快成长，能为恩师分担忧劳。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尽力作好老师的助手之外，严开伟学长和我于毕业两年后在李老师的指导下合开一门“天气分析与预报”课程。这门课是气象系主要课程之一。

清华大学的教授，本有每隔四年可出国进修一年的制度。当时校方已安排李先生再度出国从事科学研究，但他为了维护气象学家的摇篮，避免气象系工作受影响而放弃出国机会。到了1948年，李先生准备去瑞士作学术访问，于七、八月间已办完一切出国手续，但还在忙着聘请南方一位讲师，等他到系里工作。几乎就在此时系里一位勤杂工友张文治被怀疑为地下共产党员，遭逮捕入狱。李先生不顾自身安危，多次去国民党特刑庭，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张文治，并到监狱探监，最后终于营救出狱，因而一再延迟出国行期，历时数月，终于失去了去瑞士作学术交流的机会。

1948年12月13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内冲进不少国民党的军队，一个炮兵营长带两名士兵来到气象台，要求在台顶上架设大炮，准备轰击解放军，阻挠北京和平解放。李先生得知后从家中赶到气象台，他不畏强暴，拒绝炮兵的要求，指出：“教育重地，决不可作军事设施来架大炮”；“气象台内有许多贵重仪器，决不能被战争破坏”。李先生面对炮兵营长讲道理时，我和严开伟就在李老师身旁。炮兵纠缠了半个多小时，见李先生态度坚决，便无奈地走了。到午夜，李先生还不放心，又出来在气象台四周巡视，直到没有见到炮和炮兵再来干扰，才安心地回家。这一夜，圆明园一带未遭炮击，气象台也安然无恙，第二天，清华大学在静谧中迎 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我离开母校，随气象系并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但半个多世纪来，每逢清华校庆我总要回来参加活动，总要到气象台四周巡游一趟，见到气象台挺秀的身姿，感到格外的亲切。2001年我80生日时，多承48～51年考入清华气象系的几位同学的美意，邀我到气象台，为我祝寿，使我有和弟弟妹妹们回家团聚的感受。

（《清华人》200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