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新华社记者 王军

“奈不舍破国山河何！”

79岁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已是满脸倦容，但在记者面前，他的笑容还是那样动人。

他手捧厚厚的一摞书稿，徐徐打开：“好几个月了，没日没夜地写作，今天终于赶出来了。”

为这部题为《人居环境学导论》的学术巨著，吴良镛用了大半生心血。一个新学科的框架已如此清晰地凸显于字里行间，其中又包含多少风霜雨雪。

1950年，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沙里宁的吴良镛，获得了美国匡溪艺术学院硕士学位，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时，他的恩师梁思成、林徽因的一封信，从国内寄到他手里：北京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市规划工作，希望你赶快回来。

吴良镛毫不犹豫地回来了。

他的这番人生抉择，与1947年的梁思成是那么相似。

那时，刚刚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应邀在美国讲学，美国的朋友劝他不要回去，最好举家迁美。

梁思成说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共产党也要盖房子。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腐败贪污。”

在日记里，梁思成动情地写道：“愿能携家久居是邦，奈不舍破国山河何！”

回来后的梁思成被深深感动了。

1948年12月，北平呈围城之势，战云密布，一触即发。解放军干部奉中央指示，来到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北京古建筑地图，以备迫不得已攻城之时，保护文物之用。

梁思成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他说：“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领导6亿人民解放了自己”

信仰的力量开始在梁思成的脑海里升腾。新中国的重大事项与他发生了联系。

他帮助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他与妻子林徽因教授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师们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他主持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为中国城市的发展与文物保护事业倾尽心血……

虽然他关于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的思想，当时并未得到多数人的理解，虽然他为此焦虑万分，痛心不已，但信仰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1957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领导6亿人民解放了自己，从根底下铲除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对我们的压迫；是谁领导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从而同时保障了国民经济的3年恢复，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建设。”

他还说：“今天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年多以前，当我祝贺我的女儿光荣地入党的时候，她却说，她还不满意。她说她不仅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且要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我认为这是新中国的新型孝女所能对她的爹爹说的最‘孝顺’的一句话，也是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并肩奋斗的同志间的最友爱的一句话。我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党会允许我满足我这个可爱的女儿同志的愿望的。”

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他如此动情地说。

就在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第二年，吴良镛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一年，吴良镛却面对人生的一个巨大挑战

在“大跃进”潮流中，有关部门提出“3年不搞城市规划”，吴良镛所致力钻研的学科正面临“土崩瓦解”的可能。而此时的他，刚刚完成《城市规划》教学用书的编撰，就累倒卧病两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种批判接踵而至，不免茫然。”吴良镛仍在咬牙坚持，“即使如此，广大教师仍作出不少成绩，城市规划教研组仍然坚持进行教学和科研。” “搞城市规划的人，不能没有理想。”这是吴良镛最常说的一句话。学生问他：“如果你这辈子看不到你的理想实现，怎么办？”“那也得坚持！”吴良镛的话掷地有声。

他这无悔的信念，又是与梁思成同样的炽热，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学术追求竟是如此紧密地与新社会相存相依。

梁思成曾这样追述他在解放前的心境，“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 ……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

对梁思成的这番话，吴良镛深有共鸣。城市规划工作者的社会主义之梦不难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土地私有制，一个资本家的建设妨碍了公众生活，大家束手无策；但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就能够真正营建造福万众的理想城市。

这就是支撑他们信仰大厦的坚厚基石。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天安门，过去封建帝都皇城的南大门，又是新中国开国大典所在地。1950年梁思成、林徽因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时，在国徽图案中将天安门置于一面顶天立地的五星红旗之下，赋予它全新的时代意义。

一位年轻人，在人生的重大关口，总是来到这里徜徉追思；后来他老了，病了，已知不久于人世了，他又来到这里，向天安门作了最后的告别。

他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每次在这里，看见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看见梁思成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邓稼先内心就涌动一股激情。

他无法忘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后，他的父亲??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带着年仅13岁的他，与好友梁思成一家痛苦话别的情景。他们先后在日寇隆隆的炮火声中举家离开北平。那时父辈们的一句话深入这颗幼小的心灵：“中国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帝国主义才不敢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必须培养人才，中国才有希望。”

在昆明西南联大，邓稼先这个顽皮的孩子过早地成熟。国难当头啊！中国男儿当自强啊！在西南联大物理系，邓稼先与童年好友杨振宁在铁皮顶的泥房里发奋苦读！

1945年，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把爱子杨振宁送上东渡求学的海轮；1948年，邓以蛰也把爱子邓稼先送上赴美求学之旅。仅两年时间，邓稼先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而留在美国的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就在这一年之后--1958年，邓稼先在深夜里对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接受了重要任务。它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做成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之后，他“消失”了28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仿佛听到了邓稼先的呐喊。他写了一篇文章，称赞“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他隐约感到，他的好兄弟邓稼先是创造这两声巨响的关键人物，却又无法肯定。1971年他访问中国时收到这位好兄弟的一封短信，得以确认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项工作，竟“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拭去泪水”。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杨振宁动情地说。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

那两声巨响，梁思成也听见了！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遭到错误的批判，但在氢弹爆炸的当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尽管我已被看作一个反动权威，‘三反’的帽子也可能戴上，但若因此??斗、批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权威’，就能取得更大成就，听到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捷报，那么我甘愿永远戴着这些帽子，来迎接更多更大的捷报。”

这是多么滚烫的爱国情怀！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逝世，在与病魔做最后搏斗的时刻，他对女儿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

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他是幸福的。

14年过去了。1986年，全世界科学家惊讶地注意到，中国的报纸上刊载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和邓稼先的名字联在一起。而这位科学家的名字，过去从未在新闻里出现过……一些身居海外的华人科学家敏感地意会到：杰出的科学家邓稼先，将告别人世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每一分钟，力争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写给中央的建议书……”邓稼先对亲人们说。

他又独自来到天安门。

这时候，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总设计师”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使中国人的强国之梦越发清晰可见。邓稼先今生无悔！ 吴良镛的脚步还在古都北京的街巷里踏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是他今生不改的方向。

“我无法忘记吴先生带着我作的一次古都之行。”吴良镛的博士生方可对记者说，“他这么大的年纪，顶着烈日，领着我从北京古城的景山走到什刹海，在葱葱绿荫的胡同里穿行，还买了一块特别好吃的烧饼让我品尝。那一刻，我深知他心中巨大的爱，我对这个城市的爱也被他点燃。”

看似抽象的信仰并不抽象。这崇高的信仰，驱使着他们爱这个城市，爱这里的人民，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

他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信仰的大道上无悔前行！

让我们倾听杨振宁为纪念邓稼先而抄录的“五四”时期的这首歌谣：“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新华网北京6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