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树人及同窗黄祖恩的清华记忆

2018-10-10 | 李梦婷(2016级生命科学学院) | 来源 “口述清华”支队 |

王树人,1933年出生,原籍河北,从小在北京上学。从师大附中毕业,于1953年考入清华电机系发配电专业。1958年毕业后与黄祖恩及另一位小班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云南不同水电站,王学长被分配至西洱河。1962年,王学长成功建成水电站后被调回电力局机关,才得以和大学时好友黄祖恩学长重聚,后在电力局机关工作至退休。

黄祖恩,1935年出生,江西南昌人,南昌三中毕业,于1953年脱颖而出考入清华电机系。1958年毕业被分配至楚雄的洗马河,后被调回电力局机关基建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五七农场劳动改造了五年,后因父亲生病于1978年重回南昌,在江西工学院(今南昌大学)任教12年。于1991年回云南,后在电科院退休。

前言

1958年,王树人、黄祖恩和70余名同学终于得以从清华电机系毕业。此次毕业极其不易,反右的浪潮袭来,电机系同级90余人,最终只有70余人得以顺利毕业,他们此时毕业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眼看昔日之同窗,今日之右派去北京门头沟煤矿劳改三年,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得以毕业的他们,“分配”之路也是山遥路远。同班另有三人被分配到云南这个当时的“不毛之地”,却不在一处。放下背井离乡的孤寂与失落,从此云南便成了他们的家,他们在云南各地努力工作,发光发热,为建设今天万象更新的“彩云之南”作出了来自清华人的贡献。

为什么要上清华:实现全国电气化

满腔热血的王树人,在国家百废待兴之时,上清华只为了一个目标:“为了工业救国,科技救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清华是最有名的大学,但我来考清华,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不在乎清华是不是最有名的大学,而在乎清华里面有没有他的目标,他只在乎清华能不能让他学有所成,成就他为国奋斗的目标。“列宁说过,什么叫共产主义?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我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我的终生,所以我就搞这个。当时就想象将来能够实现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那就是我这一辈子奋斗目标了。全国电气化,我为了这个。只有清华有电机系,那我就要(上清华)。”

而黄祖恩上清华颇有一些戏剧性,“当年我本来不想考清华的,因为姐姐和家中亲友都在上海,但是因为时代政策原因,江西隶属华中区不能报考华东区的上海交大,但清华是全国招生。当时清华大概60%是江浙的学生,江南富甲天下,人杰地灵,天下文章数三江,江苏浙江江西嘛。”

带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情,黄祖恩一下子报了六个专业,全部是工科,最终被第一志愿电机系顺利录取。

在王树人那一代人中,这种求学信念几乎是大部分同窗的信念。他的另一个同学,同时也是极要好的朋友,原清华大学电子研究所负责人之一,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山鼻祖。王树人回忆说:“我这个同学呢,铁哥们。(他认为)电看得见,摸得着嘛,这无线电系比这复杂得多多了,摸不着看不见,但是还能听到声音,比那个复杂,技术性比它高啊,那他就考无线电,第二志愿报考电机系。”无独有偶,很多其他专业的同学,学在清华,心中的抱负在祖国。那会钢铁是国家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工业的粮食,没有钢铁什么都不成。很多身体比较好的同学报考清华大学钢铁学院,“我就要踏遍青山人未老,我就要为祖国挖宝藏”,“我就要去学地质,哪怕西藏青海我都要去”。

清华记忆

毕业六十年,王树人依然对母校有着深深的眷恋,那些在今天的清华存于校史馆或雕像都已经伫立多年的清华人事,从学长口中娓娓道来,那个时代,带着一些革命的红色与理想主义的橙红年代,也鲜活地向我们走来,将我的思绪也带入那个时代,热火朝天,大包大干,一字一句带着最朴素的力量与信仰,为了建设祖国,为了报效国家。

学长年过八旬,身体仍然康健,精神矍铄,声音温和而有力,一进门刚坐下就连连问我们:喝什么茶?云南有红茶、绿茶,小时候在北京常喝花茶。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阔别故土已是一甲子的光阴,还是念念不忘老北京的风物民俗,而一口京腔也依然流利纯正。

“你们来的前一天我还看了同学发来的今年校庆和清华运动会的录像,‘无体育不清华’这个标语我觉得太好了”。提及马约翰先生,王树人记忆犹新,“马约翰先生,原籍厦门人嘛,我跑步他还亲自指导过我,清华新生当年的大学第一课,就是听马约翰先生在大礼堂讲课,讲如何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当时的清华有三个人的像,最早是闻一多先生,然后朱自清先生,第三是叶企孙先生,而今天马约翰先生的铜像也在西操旁,静静地看着一代代清华人来来去去。

去鼓浪屿出差,王树人特地寻访到马约翰先生塑像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

由马约翰先生,王树人又回忆起当年的诸多老师来,梅贻琦校长曾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从一个涵盖全科的综合性大学腰斩为名副其实的清华工学院,而且工科里也被分出八大学院到比如哈工大去。到1955年评定教授,只评了八位一级教授。今天王树人依然可以一个个念出来。年岁最长的应该是刘仙洲先生,机械专家,机械史大家,时任第一副校长;马约翰先生,全国唯一一位体育一级教授,体院刚成立请马老去当院长,马老说,“我就死在清华了”;钱伟长先生,时任教务长;张子高先生,化学系元老;张光斗先生,两院院士,水利泰斗;孟昭英,电子系教授;章名涛先生,时任电机系主任;第八位就是可能声名最显的梁思成先生,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近代学术大家、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先生之子,而梁思成先生在建筑学上的成就也可以说与父亲交相辉映,双峰并峙,无一丝辱没家风。

而王树人考入的电机系,在时代的呼唤下当时也是全国考生的圣地之一。“当时全国只有北大物理系、清华无线电系比我们录取分高,全国就我们这三个专业要求数理化平均分90以上。”旧事重提,王树人学长脸上还是浮现出孩提般的笑容,“但我其实数学是考了一百分的,至于为什么上清华不去北大呢,蒋南翔校长告诉我们:北大师大老又穷,只有清华好从容。为什么呢?因为清华一开始叫留美预备学校,原先是由美国人退还的庚子赔款维持,不全靠民国教育部拨款,而北大最初叫京师大学堂嘛。”听到这句话我们也忍俊不禁,整个屋子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且我们学电机还有更严格的要求,忠诚老实,又红又专,祖宗三代、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要交代清楚,因为当时电机出去是掌管发电厂,事关国家安全,所以要求很高。有的同学分数到了,因为家庭的原因不能就读于我们专业,那个泪水哗啦啦就下来了。”

访谈中的王树人学长

“清华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岁月了,再也没有这么轻松高兴的时光了。”

这是同样离开清华六十年的黄祖恩对清华最深的眷恋。

来到清华,黄祖恩首先感受到的是国家对于清华的重视和优待。“那个时候受到国家特别重视,很多东西都照顾清华的。而且刚好我们53年进校又是碰到清华扩招那么好的机会,所以很多都给我们碰上。北京天安门游行,我们清华是特别受宠的,那时因为队伍之间不好衔接,要有个弹性队伍,弹性队伍谁来做?清华来做,清华就可以拉长缩短拉长,我们站在那里跳着看毛主席的,看的时间也可以长一点,不是马上得赶过去,对吧?受宠的很,那个太宠。当时清华的实验的经费,我们电机系,我们两个人一台八线示波器,那个时候是机械政治,机械政治的,那个时候是很少的。人家别的学校,浙江大学,一个学校都没有一两台,我们两个人一台这个高级的实验设备。一个电机系的经费是浙大的整个的学校的经费。各国的总统总理啊什么不要说了,都到清华去,我们都看过。”

黄祖恩特别提及现在这些清华的老建筑见证过很多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刘少奇和王光美来参观科学馆和我们电机馆,我穿着拖鞋就去了。印尼总统苏加诺来清华演讲,外交部长陈毅亲自陪同,二校门门口撒了一地鲜花迎接他们。反右派的动员报告,是邓小平亲自到清华大礼堂做的。体育馆的游泳池,有两年夏天毛主席会来游泳,一看到门口两辆正国级坐的苏联白轮吉斯,就知道毛主席来啦。1958年毕业典礼,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参加,接见我们1400个毕业生,就老馆不是有台阶嘛,他就在台阶上讲,我们都在旁边席地而坐,如今就记得一句话,‘你们毕业以后啊,要好男儿志在四方,四海为家’。那大学的毕业生受到周总理接见的恐怕只有我们了吧。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国家对我们的特殊待遇和殷切希望。”

访谈中的黄祖恩学长

谈到这些往事两位学长的眼神都变得特别悠长而深情。屈指一算,1958年,2018年。一甲子天翻地覆,昔日翩翩少年,如今异乡异客。而那些曾经殷切嘱托清华学子的共和国缔造者们也已永垂不朽。

但两位学长吟诵口中这句诗时是毅然决绝的: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鞍马裹尸还。

我想接续学长们吟诵出当代清华学子的心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清华风物

那会的清华,还是很小的一个校园,远离市中心,静静坐落于一片农田、树林之间。1953年,清华学制第一次改成5年制,学校突然扩招,那一年招收新生1700多人也正因为学校扩招,学校的宿舍无法居住如此多的学生,这才促进了学校很多宿舍的建成。因为宿舍不够,他们曾在“诚斋”“立斋”居住。“大概是12到14个平米一间,住八个人。14个平米住八个人呢,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没有厕所。都是一个楼道里头有一个男厕所,有一个女厕所。”

学校的宿舍建得很快,“到三年级,我们才盖了1号 、2号、3号、4号楼。那是盖得很快的情况”。清华的施工虽都是依靠人力,没有什么很机械化的东西,但是这施工速度却能媲美深圳速度。建好宿舍后,王树人他们又住过4号楼。“那当时在北京来讲,也是一流的建筑,又是大屋顶,里头又是西式建筑。我们最好的时间,是三个人一个宿舍。那就觉得像天堂了,我们就非常满足。而且这宿舍这当间还有一个大的黑板,有能够聚会的地方,是非常之好。”

在那会儿,铁路还在清华校内。“当时我们在的时间,那一条铁路,北京到张家口,就通过清华现在的那个主楼。是蒋南翔做了很大的努力,找到中央,最后找到铁道部,把那些铁路东迁,让出了现在这块地。”

那个时候的近春园被同学们叫做荒岛,在当时还比较荒凉,“全是树,连个路灯都没有”。那时,王树人和同学在暑假经常去荒岛闲谈,坐在椅子上吹着凉风,不知不觉就聊到夜里十二点。荒岛的西北边有一套老师的单身宿舍,朱自清曾经就居住于那里。当时的静斋是给贵宾住的宅子,现在其职能已经改变了。

王树人学长及黄祖恩学长向同学们分享老照片

殷切的期望

在访谈过程中,王树人及黄祖恩学长多次提到猎枪、钓鱼竿的比喻,来启迪我们认识到通才教育的重要性,希望我们在清华收获的是猎枪或钓鱼竿而非面包。论及“钱伟长跟蒋南翔之争:究竟把清华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时,他们也说到:“当时确实祖国也是需要的,就是急需要工业化。50年代初嘛,对不对?那么这样子蒋南翔秉承中央的意图,重新从团中央回到清华,办这样一个学校,把清华办成工程师的摇篮,无可厚非。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历史发展到现在再来看(就不一样了)”。“钱伟长呢,就说不要学什么专业,不要分专业。你就是打基础,你把数理化这些理工科基础需要打好,清华不是培养对口专业的哪个技师,要通才教育。后来蒋南翔也跟我们讲了这话,他后来恐怕也有点意识到,就是一个面包,跟一个鱼竿的关系,清华毕业是给你一个面包吃,还是给你个钓鱼竿或者猎枪?我觉得吃面包吃完了就完了。给你个猎枪,给你个钓鱼竿,饿不死啊,到处有河,有湖泊,有山林,可以去打鸟,可以打野猪去吃啊,你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基础,你的数理化的基础。现在的这个计算机了嘛,计算机也是数学,现在最吃香的所谓计算机。那无非就是什么?二进制啊,对不对嘛?二进制为基础的吧。”“你打好基础,将来你适应能力很强,就给你个猎枪,给你个鱼竿,你到哪都能生存。而你要学真正就是一点专业知识的话,那不如一个技工学院,你就上技工学院成了。当然我们需要工匠,你们不是工匠,你们有理论基础知识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要眼光放得远一点,对不对?”

经历过反右运动及文革的那些动荡,两位学长虽历经不少磨难,但他们对于人生底线的标准从未降低分毫。“希望同学们做人做学问,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底线。那底线是什么大家都明白。我从我个人来讲呢,因为我在东北电力学院,教授讽刺过我,‘你们出官材的清华……’所以对这个官和钱,清华千万不要这样。”“做学问的人,不要去往这方面去想,不要往官方面想,不要往钱钻到里头去,要不然那我们就读这个书没意思。”对于一些老科学家来说,他们心中始终有国家、有祖国这个概念,这就是他们的底线。“过去的话的确那些老科学家并不见他有共产主义理想,但他有个国家概念,包括这个两弹一星这些回来的,并不见得他有共产主义理想。包括邓稼先,但他绝对有个祖国的概念。再不好的条件他愿意回来。我们进清华的时候,钱学森回来,我们正是伫立在这附近的时候,他两个小孩回来吵架,外国话吵架,我们还觉得奇怪,就在前面照澜院,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是很小的,我们都看见了。因为钱学森一回来就推动成立一个力学班,力学班就在我们那个诚斋立斋,这个房子就给他们做力学班。吴仲华这个条件,那个时候在国外那些科学条件都是很好,他们是为国家回来。所以说你做两弹一星这些,都是联大时候出来的,那么艰苦的条件,出了那些人才,这些人都是有底线的。所以这些底线我们坚持住。”

王树人学长对同学们的寄语

两位学长希望当代清华学子能坚守崇高品格,传承清华精神。学长先讲述了一个故事:“两个清华学生打出租车,就两个学生,一个呢在北京工作,而且按揭贷款也买了房子了,另一个学弟还在努力,就说唉呀,将来我像学长你一样,为在北京买一套房子而奋斗啊。这个驾驶员听了以后就停下了:你们是清华的精英,你们就为了买套房子啊。这驾驶员就说什么?我北京有三套房子。我是拆迁户,国家赔我三套房子,但是我还只能开车呀,你们上了清华的这些精英只为了北京的一套房子,那我们国家就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清华这些学子上,你们的最高目标就是为北京买套房子而奋斗,那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也可能这个故事是杜撰的,背后表达的社会问题也很复杂。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对清华学子,你们在校学子,寄予的希望,是国家的命运,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个使命你们随时不要忘记。”

紧接着学长有些热切地看着我们说道:“那么我们传承什么清华精神?是传承大礼堂吗,是大校徽吗,还是大操场,还是什么大楼吗?不是吧。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不对?就是梅贻琦讲的话,这个学校不看你大楼多高啊,而是看你有没有多少大师啊,对不对?这是梅贻琦讲过话,这句话变成名言了。还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不是陈寅恪说过这么两句话?被永远刻在王国维的纪念碑上,就在清华校园里,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是说,真正你不管再大的楼、体育馆,清华体育馆再大,主楼再高,这不是清华的精神。清华的精神是这个东西,你们应当牢记这样一个东西。”

最后是两位老学长略带哽咽的一段话:“我们当然行将就木了,对不对?我们走到人生的倒计时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不管我们到哪,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同事、对我们的工作,尽到我们的责任了。可能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机遇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也尽了,我做了,我做了,我努力了,至于贡献有多大,那是另说。更多的是无名英雄,对不对?那你就闭上眼睛那一天,你觉得无愧于这个社会,无愧于我来这个人间走一遭,给留下这样的一个给你的后人,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那我就死而无憾了,对不对?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遗憾,我们就可以平复的离开了。是不是这样子?你们想想,你是应当不应当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因为时代的原因做到了。”

合影之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向两位学长鞠了一躬。

敬甘于平凡的你们。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那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段《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的文字吧。“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口述清华”支队成员与王树人学长、黄祖恩学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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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清华”专题实践项目由清华大学校团委志愿中心讲解志愿服务团发起,旨在通过对清华老校友进行访谈、记录旧时清华故事,达到丰富清华史料、积累讲解资料,并宣传清华历史文化的目的。项目支队在2018年暑假期间赴北京、昆明进行访谈,并参观西南联大旧址。预期项目将整理所访谈校友的逸闻趣事以编写访谈录,并制作访谈视频、记录老清华人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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