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闻一多

自1993年12月《闻一多全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时有闻一多佚信被发现。迄今为止，已发现未收入全集的闻一多书信至少有8封，即致梁实秋1封、致舒新城1封、致朱湘1封、致李小缘4封和致容庚1封。前7封已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著，闻立雕审定）所著录，惟致容庚一信则不见提及。

1998年11月，容庚的亲属将其生前精心辑藏的约200封名家尺牍捐赠广东省中山图书馆。200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内收陈垣、叶恭绰、周作人、刘半农、钱穆、顾随、朱自清、凌叔华、启功等“各家致容庚手札”近百封，其中第160页，有一封“闻一多致容庚书”，全文如下（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闻一多致容庚手札

希白先生砚北：

前承允代预约罗著三代金文一部，至为感荷。兹急欲得此宝笈，以助新岁之懽。特先奉上国币百元，敬希点收并赐下该书初集一部，无任大愿之至。

顺颂

新釐百福

　　弟闻一多

　　除夕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萃》所收系据原件影印，另附作者简介，无释文和其他说明文字。

此信仅署“除夕”，具体写于何年何月何日，不妨略加考证。

要知道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只须弄清年份即可。年份一经断定，月日则不难推算。而解决年份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信中所谓“罗著三代金文”。“罗”当指罗振玉，“三代金文”即指罗振玉编的《三代吉金文存》。1936年，罗振玉将其毕生所藏金文拓本辑成《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由旅顺墨缘堂影印刊行。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7年2月第11卷第1号所载《出版界消息》，《三代吉金文存》“凡二十卷二十册，已成首函五册，现售预约，每部百八十元。本年二月底截止六月内，书可完全出齐。逾期每部实售二百三十元。以成本过重，只成百部”。可见，闻一多致容庚信应当写于1937年，但不可能是这一年的“除夕”。农历1937年的“除夕”是在1938年1月30日，而在此之前，闻一多早已购得《三代吉金文存》。卢沟桥事变后，闻一多于7月19日离开北平，由津浦铁路南下，经南京抵武汉。9月10日，他在致其学生孙作云信中说：“我于南归时，只携来《三代吉金文存》及《殷虚书契前编》二种。”因此，致容庚信中的“除夕”当指农历1936年的“除夕”。农历1936年的“除夕”是在1937年2月10日，此即为闻一多致容庚信的具体写作时间。

我所感兴趣者，在于闻一多何以专请容庚代购《三代吉金文存》。深究细考，其原因至少有四：

一、闻、容有共同的得意弟子陈梦家。单从这一层来看，他们之间的交往应该不疏。1927年，陈梦家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闻一多被聘为文学院副教授兼外文系主任，陈梦家旁听过他的“英美诗”等课程。1928年，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两年后，应聘为青岛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1932年，陈梦家到青岛大学，跟随闻一多做助教。同年，闻一多受聘清华大学，陈梦家进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次年，陈梦家任教于安徽芜湖中学。1934年，回燕京大学，师从容庚，攻读古文字学。1936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查《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有他们三人同赴饭局等记载。

二、1934年，容庚、徐中舒等发起成立考古学社，闻一多被吸收为第三期社员。自这一年起，闻一多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兼任讲师，为三、四、五年级讲授选修课“诗经”，与容庚有共事之雅。1936年10月初，闻一多曾与容庚等同游河北涿州。信中“前承允代预约罗著三代金文”云云，或许是容庚当面答应的亦未可知。

三、容庚与罗振玉关系密切。1922年，容庚曾携《金文编》初稿赴天津拜谒罗振玉，深得罗氏赏识，并推荐给北京大学研究所，被破格录取为国学门研究生。此后，他们书信往来频繁。1925年，罗振玉资助出版《金文编》(天津贻安堂)，并亲自作序。1934年，容庚校印罗振玉《俑庐日札》(北平隆福寺文奎堂修绠堂)。

四、《三代吉金文存》“以成本过重，只成百部”，若非托熟人、找关系，恐怕不易“得此宝笈”。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闻一多请容庚代购《三代吉金文存》，实乃情理之中、自然而然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闻一多为何“急欲得此宝笈”？

《三代吉金文存》集录商周铜器铭文拓本4831器，大致依器物作用分为26类，是当时搜罗宏富、鉴别谨严、印制精美、质量优良的金文资料汇编，诚为金文研究者案头必备的一部工具书。

1936年至1937年间，闻一多一度对古代文字，尤其是对甲骨文、钟鼎文产生了浓厚兴趣。1936年署假，曾特地到河南安阳考察殷墟甲骨发掘情况。除发表《释为释豖》《释朱》等几篇契文疏证外，另有大量未刊手稿，如《甲骨文拾证》《金文疏证》《金文举例》《金文类钞》《金文杂识》《金文杂考》《金文假借疏证》等，未悉数收入《闻一多全集》。《三代吉金文存》为闻一多研究古代文字和古代文学提供了极大便利，他在释“商”字和释《诗经·行露》“谁谓雀无角”之“角”字时，就征引过其中的相关材料。同时，在罗著基础上，他还编撰成《三代吉金文存目录》《三代吉金文存目录辩证》《三代吉金文钞》《三代吉金文释》等，为上古文字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