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此课可待成追忆

2015-12-04 | 王清溪 |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8日 |

《西南联大国文课》,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编,刘东导读,译林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48.00元

无缘亲承謦欬,有机会重读朱自清、闻一多诸先生教授过,杨振宁、邓稼先等联大学生听讲过的课本,也算一种心理安慰。

余生也晚,没赶上“大学语文”还称“大一国文”的年代。作为一门课程,“大一国文”肇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大学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大一”和“国文”遂构成固定词组。上世纪50年代一度停开,直到1978年逐渐恢复,改头换面,成为部分高校针对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课“大学语文”。大学我读的是中文系,“大学语文”闻所未闻,中文系一读好多年,毕业后当老师,教的第一门课就是“大学语文”。起初,对这门课的性质、内容、教法一头雾水,一年后,我洞若观火,选择离开。

既已不在其位,拿起这本《西南联大国文课》,自然意不在取经借鉴,改进教法,提高教学质量,实在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抵挡不了“西南联大”这块金字招牌的影响力。那是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身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韧不拔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宗璞语)令人感佩。

无缘亲承謦欬,有机会重读朱自清、闻一多诸先生教授过,杨振宁、邓稼先等联大学生听讲过的课本,也算一种心理安慰。至于为什么是“国文”而非其他科目(前些年出版界流行重出民国课本,“国文”占了很大比重,而罕见数理化),恐非类似有人调侃每年高考作文题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除了作文题,其他都看不懂了”,亦不仅是实现汪曾祺的一个心愿:“这一本‘大一国文’……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本书页334)实则“国文”一科对人影响至深,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好的课本辅以良师指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终身受益。

该书原名《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读者展卷,首先面对的是选目。上篇选文言20、中篇选语体16,下篇选古诗44,《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存目处理。选文特点在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被总结为“京派”,“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

除此之外,选目还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无论是文言文中的《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汉书·李陵苏武传》《世说新语·新亭对泣》《金石录后序》《史可法传》,还是古诗中的“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诗经·小雅·六月》)、“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楚辞·九歌·国殇》)、“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在在体现出一股凛然正气和家国之感,慷慨悲歌的大量出现暗含编选者的良苦用心,即希望通过国文教学传达一种于逆境中弦歌不辍,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对此读者当能体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材中语体文部分虽少于古代诗文,但也几乎囊括了当时公认的优秀作家。曾任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说:“当初选录的时候,很小心地挑选这十几篇语体文,无非想培养一点新文学运动里秀出的嫩芽,让它慢慢儿地欣欣向荣,不至于因为缺乏灌溉就蔫萎下去。没想到最近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读本编订委员会只选了50篇文言文、4首诗,其中固然经史子集色色俱备,可是把语体文删得连影儿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正是新旧文学消长的枢机!”(本书页322)由此可见出编选者的尝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之难能可贵。“他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风气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的冲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所谓“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矛头直指那部《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自1944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大一国文”必须采用部定教材。关于其“生人不录”是否就是意在复古,当时即有争论。坚持自家立场的西南联大马上有了应对之策,即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又另编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作为补充教材,杨振声主持,并作序《新文学在大学里》。后来该书更名为《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原序改称《卷头语》,杨振声在《卷头语》中写道:“让我们放开眼光到世界文学的场面,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我们选下这本参考小书,内容虽不完备——凡长篇及本校同人作品皆经割爱——却都是能忠实于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作品;从这些作品发展开来,便是修辞立诚的门径,便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便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文学的大路。”

这册由作家书屋1944年发行的《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选文共13篇,分别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的《狂人日记》《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死城(节录)》,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无言之美》,梁宗岱的《哥德与李白》《诗、诗人、批评家》,谢冰心的《往事(节录)》,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以及丁西林的《压迫》。将其与《西南联大国文选》相比较,六篇重复,新增的七篇中有四篇的作者同于前作,仅有宗白华和梁宗岱两位作家是初次入选。序中提到“本校同人作品皆经割爱”,也是源自编选《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的传统,彰显了联大学人的自律严谨、淡泊名利。

窃以为,重新整理出版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的教材,除了《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还应补上这册《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才称完璧。

说到这里,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导言》和《版本说明》里均提到改书名一事,但并未说明原因。校订者一方面原汁原味地忠实于底本(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等辅导材料”,另一方面别出心裁地附录了一组文章,取名《关于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记忆》,补充了很多背景资料。其中既有任课教师的教案讲义,读此可知朱自清、浦江清、沈从文诸先生究竟如何指导学生(朱自清的《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旁征博引、洋洋万言,既谈思想内容又讲写作技法,篇末还联系实际,全文条分缕析、循循善诱);亦有两任系主任的公开演讲,读此可知教材的编选思路;还有汪曾祺的两篇回忆文章,读此可知教学效果和学生感受。

或许校订者明白,西南联大国文课之成功,并不仅在于教材之编选,其蕴含的价值及对今日的示范意义也非几篇选文所能涵盖。基于此,我对校订者的发掘并不满足。既然书名从《国文选》改称《国文课》,教材之外少不了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更严格一点,还应包括课程定位、体系结构、课程目标、教学内容、重点难点、师资队伍、学情分析、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关于这些内容,有心者自然可以翻阅他书寻得(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关于中国文学系承担的全校公共课之介绍),如果略加采摭,附于书后,或更有益于读者。

兹补一项教员名单,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西南联大国文课“读本课采用大班讲演的方式,由若干教授每人轮流上课1~2周,选讲自己最有心得的名篇佳作”。此外,还有讲师、助教等兼教读本并负责作文教学。主讲者包括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沈从文、唐兰、陈梦家、李嘉言、吴晓铃、陶光、赵西陆、傅懋勉、孙昌熙、马芳若、刘禹昌、赵仲邑、王志毅、何善周、陈士林、冯钟芸、彭仲铎、张清常、周定一、彭丽天、李松筠、李广田、詹锳、杨佩铭、李觐高、张盛祥等。

名单一列出来已足够震撼,那是一个有大师的时代,更难得的是大师们愿意教大一,学生们也承认大师、敬仰大师。无论是王希季所云“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还是方龄贵口中的“极一时之选”,抑或是许渊冲笔下的“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与其说是对学者的崇拜,其实更归因于对文化的热爱。以前读《文心》,看到几个中学生会热烈地讨论一篇叫做《文章病院》的文章;读《未央歌》,看到小童可以从穿不穿袜子谈到卢梭、沙多勃易盎的“回到自然”,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今日的大学生有几个还愿意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那时的学生敢于也有能力在课堂上直言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反而对其更加欣赏,对学生从不吝于“夙慧”“仙骨”的评价。

那是一个还推崇“文之为用,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陈立夫《大学一年级国文选本序》)的时代。“大一国文”是西南联大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计6个学分,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教材可以自由编选,授课允许自由挥洒,如此,方能见汪曾祺笔下诸位教授不拘一格的名士风范,于是我们知道刘文典一学期只讲了半篇《海赋》,闻一多上课和学生一起抽烟,唐兰讲词的方法是“不讲”(详见《西南联大中文系》)。

联大学生的素质本就不错,在自由尚学的气氛下,先生愿意教,学生愿意学,教学相长,如此,方称得上文化传承。

斯人已逝,此课已成追忆。一篇一章,读此无尽思慕。

时代不同、环境有异,重视的程度、面对的学生都与“大一国文”有别,今日“大学语文”教学面临的问题,远非一本教材的改革所能解决,根本之道:“尽快把工具性的‘语文’教学,恢复成潜移默化文明价值的‘国文’教学。”(《导言》页37)

莫春者,春服既成,师者一人,弟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或许是每个老师的理想。向每一位追求理想,依然坚守在教学岗位的“大学语文”老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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