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40周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 刘秋红

斗转星移，蓦然回首，2013年已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40周年。轻拂岁月的尘埃，回溯百年的时光，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曾经感动过无数中国人的名字，永远记住这位时代的伟人——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之交的时期，也是当时的中国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转型的历史转折时期，是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的业绩，涵括了政治与学术两个方面，作为近代中国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启蒙家和杰出的学者，凭借渊博精深的学识和光辉高大的人格，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毫无疑义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及其重要的历史人物，被时人誉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一、报界先驱，引领思想启蒙运动

梁启超，三岁习字，五岁背经，六岁五经卒业，八岁作八股，九岁能写千字文章，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但是，梁启超生逢清末乱世，其时，朝廷昏庸，社会腐化，国际列强虎视中华，像梁启超这样的有志之士，不能不思考、探索救国之道。1890年8月，梁启超遇到了倡导维新变法救国的康有为，拜其为师，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改变。他积极协助康有为著书立说，努力探索救国良策，酝酿改革方法，也确立了自己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以变法图强的改良政治家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投身到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中，由“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再到“举兵勤王”；由推进“立宪运动”到发动“宫廷政变”再到领导“护国运动”；由赞成民主共和，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到进步党的首领，与袁世凯合作再到1915年下半年挥泪反袁。

梁启超在清末明初的政坛上叱咤风云，似可一展平生抱负，可是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却屡屡遭挫，“贤人政治”抱负难展，但是他积极寻找救世济民的新思想、新学问，他要求改良变革社会的政治主张，却在另一个阵地——报界，如鱼得水，唤起了社会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政治革命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办报史上，以史无前例的愚公之精神，为国人开拓出了言论自由之阵地，成为报界之先驱。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自陈心迹：“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可以说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同办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也是近代中国自己的第一份报纸。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开门见山：“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一个国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并指出“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解决办法是“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只有“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他从1895创办第一份报纸到1922年《改造》停刊的27年办报生涯中，创办和主持的报刊有11种，得到他支持和指导的报刊有6种，还有许多报刊经常请他撰稿，和他有联系的报刊达近30个之多。梁启超办的这些报刊以及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充分体现了这种先进的办报理念，著名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在当时的言论界，掀起一阵阵变法维新的旋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充满了爱国激情，成为当时中国言论界的指挥棒，梁启超也成为当时中国言论界的骄子，执中国报界之牛耳。

梁启超不但注重对大众的政治宣传而且更加关注对大众的启蒙教育。他最早认识到要从文化方面、精神文明方面，重塑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的介绍到中国，从而促进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他在主笔的《时务报》发表了60篇鼓吹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最著名的是《变法通议》长文，涉及变科举、设学会、论译书、论学校、论幼学、论女学等一系列主张。这一时期关注的是对国民的政治宣传，引导民众起来维新变法。而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上他以饮冰子、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等笔名，发表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等30多篇政论文章, 还翻译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此时的梁启超, 接触到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在该报上谈民权、谈自由、谈变革、谈破坏，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成为当时报界传播西方文化的先锋，他对民众的启蒙宣传正是从《清议报》开始的。特别是随后创刊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办的最成功的刊物，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它设有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谈丛、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文苑、介绍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余录等25个专栏，为输入“西学”服务，比如他发表于该报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将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等西方学术巨人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启蒙火种；他以“ 中国之新民”署名撰写的连载数十期洋洋10余万言的《新民说》向民众宣传新的社会道德理想和价值观，成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宣言书，发动并引领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二、学术巨擘，著论求为百世师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牅新知。”这是梁启超先生的《自励》诗，也是梁启超一生的写照。他早年因主笔《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而声名鹊起，因戊戍变法而流亡日本，致力于西学引入而影响广泛，晚年因退出政坛潜心学术，著书立说功在千秋！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界和文化思想界的启蒙者，不但致力于西方文化中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在许多方面也作了开创性工作。他最先倡导文界革命，是中国近代文学革命的首倡者。钱玄同在1917年致函陈独秀，明确指出：“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梁启超早在1899年就提出过“诗界革命”的主张，1902年又再次倡导文学革命、诗歌革命、史学革命、小说界革命、倡导使用新文体，即“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文笔生动，活泼新鲜，《少年中国说》成为“新文体”的典范。梁启超以写下大量“新文体”文章而成为“文界革命”的旗手。可以说梁启超首倡的“文界革命”，成了随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先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中国白话文学正是经过了“文界革命”到五四“文学革命”而逐步走向成熟。

梁启超认为“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可见学术思想在其心中的地位之高。即使在以政治家活动生命最盛的时期，梁启超始终不曾忘情与学术。在一篇篇政论檄文之外，还能读到他的学术文章。如《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中国积弱溯源论》、《灭国新法论》，特别是《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除了在该报发表政论文章，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主要有《新史学》、《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等。《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突出介绍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引起轰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是第一部有系统的中国学术史。其时梁启超倡导学术救国，将学术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成为学术界的一面新旗帜。

欧战以后，1918年至1920年，梁启超亲自游欧考察，返国后，思想有了改变，决心放弃政治活动从事学术研究。此后开始不遗余力的从事讲学和著书。归国当年，便以《清代学术概论》问世，标志其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该年内又撰成《老子哲学》、《孔子》、《墨经校释》，以及中国佛教历史论文多篇。1921年有《墨子学案》、《翻译文学与佛典》等，1922年又陆续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以及《讲演集》等等。三年间，总共有一百余万言，在当时的学术界起了一定的作用。真是新作迭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涉及广博，如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史学均作过专门研究，其中尤以史学为大宗。

梁启超中学功底深厚，西学知识也较同代人丰富。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奠基者，汲取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推动了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他在史学上用力最深，在史学理论、方法论、编纂、史学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首先提出了“君史”和“民史”区别，《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初步构建了他的史学理论。《新史学》，批判为帝王“家谱”的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提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这个观点在此以前还无人提出，很有新意。它的发表直接发起了“史界革命”，梁启超成了“新史学”的创始人。严复在看了《新史学》后在《与张元济书》中说：“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至此学者所不可不知”。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被史学界誉为现代史学之奠基石。《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依据讲稿整理而成，前者是1921年在南开大学的讲稿，后者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学校开设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时的讲稿。是梁启超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比较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研究历史的方法，为后学指点迷津。同时这两部著作对他早年提出的史学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修正，自成体系。张荫麟曾自称其《中国史纲》便是受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影响。

早在求学万木草堂时，梁启超最喜欢听老师康有为讲“学术源流”，受老师影响，他对“学术源流”有了偏爱，也打下了研究学术史的坚实基础。梁启超也在清代学术史和先秦思想史方面留下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尤以清学研究贡献最大。其中《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清代学术概论》是从宏观上对于清代学术发展脉络的鸟瞰，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这是以往的学案体著作所无法比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由讲稿整理而来，研究的时间范围是明末至民国初年的学术史，以史为主，重在对学者的微观研究，论述公允，不抱门户之见。由于它们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著作。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政治家，其一生的政治抱负在那动荡的乱世壮志难酬，但他在近代政治史上还是留下了光辉的两页，一是戊戌变法，一是护国运动，他的改良社会、爱国强民的改良思想所传递出的正能量，像星星之火燎原了中国的思想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作为杰出的学者，他以拓荒者的使命，在历史、政治、文学、哲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新闻报业、图书、教育、财政等诸多领域广为涉猎，潜心研究，为后人留下了1400余万字的巨著，许多研究都是开山之作，他还是近代许多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被学术界尊称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一代文化宗师”。可见，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社会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梁启超和清华大学的渊源

早在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就应邀到清华给当时的学子作了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这篇演说词在民国三年十一月十日的《清华周刊》第二十期第一版有刊录。此后，清华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清华大学在1917年修建大礼堂时，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刻在巨型校徽上并镶嵌在舞台正额，激励后学。

1914年底梁启超还曾到清华西工字厅“假馆著书”10个月，1917年年初再次应邀到清华讲演，1920年12月，开始到清华系统地讲授“国学小史”，1922年2月起被清华正式聘为讲师，讲授中国学术史等课程。1925年初，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筹办“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应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参与国学研究院初创时的规章制度及学生招生、培养方案的制定等建设性工作，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指导的学科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梁启超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曾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中回忆听梁先生讲“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时的感受：“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他注重引导学生做学问，重视传授学生治学方法，他的学生中不乏成才的，像谢国桢、王力、陈守实、高亨、杨鸿烈、何士骥、周传儒等等，皆在学术界享盛名；他还关心学生生活，周传儒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记述“ 梁对学生很关心，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的，梁了解到我们生活有困难，就让我们给松坡图书馆编目录……每月给我五六十元，其他的同学每月可得二三十元”；他也很重视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曾在研究院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鼓励清华学生“诸同学出校后，若作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作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人格高尚的梁先生何尝不是这样呢！他曾两次辞官，当袁世凯要复辟称帝时，他不惧威逼利诱，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加以揭露，他说：“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梁启超是学识渊博，高风亮节的一代文化宗师！也是清华当之无愧的名师之一，是清华厚重历史的承载者，也是清华文脉的传承者，为此，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文库阅览室名人专架特设立了梁启超先生专架，梁启超先生专架是清华文库1987年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名人专架之一，最初的图书都是由图书馆各室调拨而来。目前收藏有梁启超的著作34册 ，研究梁启超的著作16册 ，欢迎读者前来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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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梁启超与日本》

《梁启超其人其书》

《梁启超图传》

《追忆梁启超》

《清华名师风采》（文科卷）

《清华国学院研究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