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茂(自动化1979)
苏云峰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79)于1996年8月出版。2001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本。对于关注和研究清华校史的读者,该书无疑是不可多得的著作。笔者从中获益良多,但也发现个别史实问题,此举一例。
关于梁诚接外务部电报令,卸公使任归国履新一节,书中(第4页)说:“次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907年5月3日))梁诚突然接到外务部来电,要他‘迅即回京供差’,于新任公使到任前,暂派员代理。梁诚表示‘俟赔款议妥,得有照会作据,立即定期起程’,但外务部却说,‘减收赔款,事已妥协。自应遵照部电,将美墨秘古使事,遴选暂留美馆二等参赞官周自齐代理,定于五月二十三日(7月3日)由美都起程,即于是日交卸’。之所以发生此事,系北洋大臣袁世凯认为梁诚阻碍他的路矿计划,要他马上离开以便新派使臣进行。此事容下面陈述。梁诚隐忍将事,不令功亏一篑。”
以上内容有二处值得商榷
其一,“但外务部却说”后的内容属于误引。梁诚给朝廷的奏折为:“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907年5月3日),承准外务部电开,本日奉旨,梁敦彦著充出使美墨秘古大臣,钦此。二十二日(5月4日)承准外务部电开,新使到任需时,希派员代理使事,迅即回京供差,等因。适臣与美外部磋议减收赔款一案,正有头绪。当经电咨外务部,俟赔款议妥,得有照会作据,立即定期起程。去后,兹接美外部来文,减收赔款,事已妥协。自应遵照部电,将美墨秘古使事,遴选暂留美馆二等参赞官周自齐代理,定于五月二十三日(7月3日)由美都起程,即于是日交卸。……。”奏折写于由美起程回国的当天,即五月二十三日(7月3日)。
奏折中,“接美外部来文”中的“美外部”,系指美国国务卿鲁特,“美外部来文”即为6月15日美国国务卿鲁特给梁诚的外交照会,而不是北京外务部发给梁诚的指示。也就是说,外务部并没有指定梁诚的回国日期。
1907年5月3日外务部任命梁敦彦为驻美等国出使大臣,并于当日电告梁诚,5月4日外务部电召梁诚“迅即回京供差”。当时原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调任奉天巡抚,外务部右侍郎一职空出,有人猜测召回梁诚就任此职,《纽约时报》也有此类报道。
接到美国务卿鲁特照会的第二天,6月16日,梁诚致电外务部:“本月二十三日(阳历7月3日)起程,遵派参赞周自齐代理使事。此次回国,船经香港,距原籍只半日海程,拟乞天恩,赏假半月,回籍省亲。假满,遵即回京供差,不敢自外生成,乞代奏。”使馆事务的交卸和回国日期的确定都是梁诚自己的决定,并非出于外务部的强迫,所以也就不会出现“梁诚隐忍将事,不令功亏一篑”的局面。
其二,“之所以发生此事,系北洋大臣袁世凯认为梁诚阻碍他的路矿计划,要他马上离开以便新派使臣进行。”
1907年5月,瞿鸿禨任外务部尚书,调梁诚回京也应是出于他的安排,与北洋大臣袁世凯无关。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尽管威震朝野,但毕竟还是地方官员,不可能定夺外务部的事务,更何况是调派使臣这样具体的事。
袁世凯与瞿鸿禨不睦,史有记载。1907年,清朝发生“丁未政潮”,瞿鸿禨和袁世凯各站一方,争斗的结果,6月17日瞿鸿禨被解职,开缺回籍。此期间梁诚正等待美国国务卿的照会,对国内政坛的变故梁诚应无法及时了解。1907年9月4日朝廷任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9月13日袁世凯就任,原拟接梁诚任使美大臣的梁敦彦,因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外务部已无空缺。梁诚大约在8月底9月初到京复命,此时粤段铁路事务尚无人署理,广东邀请梁诚,梁诚离开京城出任粤段铁路公司总办。
关于袁世凯的路矿计划
1905年春,美国政府任命柔克义为驻华大使。离美前柔克义与梁诚谈到退还庚款的用途,此前梁诚曾与海约翰讨论过把退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了解到若把此款办学必为美国政府所欢迎。所以,梁诚给外务部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就是中国主动提出把退还庚款用于留学教育,同时梁诚也给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应是想让袁世凯了解美国人的意图。1905年5月23日外务部收到袁世凯来信,袁世凯主张把此款“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庶可本末兼收。”6月1日外务部发函指示梁诚,因中美有粤汉铁路废约之议,“若以整饬路矿为词,恐不免因疑生阻,仍请阁下揆度情形,必须毫无妨碍,方可示此宗旨。”同时,外务部将此意见写信告知袁世凯。梁诚没有向美国人谈那个“路矿计划”,实际上是遵照了外务部的指示。后来,袁世凯任外务部尚书后,袁世凯签署了关于庚款留学的许多文件,他也没有再提他的路矿计划。因“梁诚阻碍他的路矿计划”而把梁诚调回国之说,缺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