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晚年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似乎才心定于自己的学者身份。不过，正如俗语所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以梁启超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在一个学术研究日趋专门化、专业化的时代，他又究竟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者所谓的专业呢？

　　好在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规矩还不像现如今，在当年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身上，似乎亦还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回光返照之余辉。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通家，又能在学术社会之间穿行，哪怕学问做得再偏门冷门，他们的心与情，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维系于变动之中的家国社会。面对如此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能改变社会时代，但他们还可以通过自身，来维系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尊严，并以此来呈现他们与变动之中的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九二○年之后，梁启超时常进出于清华学校，那时候他的身份似乎也在逐渐明朗──无论是对于梁启超自己，还是对于清华学校的师生们。那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公车上书时期慷慨激昂的青年士子，也已经不是流亡日本时期发起“小说界革命”、撰写《新中国未来记》的挥斥方遒者。当现实逐渐为历史所替代，一个力求影响改变时代社会的梁启超，也就逐渐“陷入”到历史的幽邃、辉煌甚至尘埃之中──他逐渐成了一个历史的阐释者，而不再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改革家”。

　　或许是与此有关，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梁启超，内心深处的惆怅孤寂无奈等等，亦便一点点淤积，最终似乎找到了一个聊以对读互视并偶尔宣泄的通道──中国古代诗文。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转向”，不仅是从当初一个关注现实社会改变者的转向，而且，在文学领域，也从一个关注大众文学、平民文学以及启蒙文学的文学宣传家，转向到一个从文学中发现并呈现内在情感自我与精神审美自我的文学精英。在这一转向中，梁启超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精英知识分子与文学自身的关系上。那是一种撇开任何功利性的诉求、专注于自我内在需要的“纯文学”关系。

　　目前能够找寻到的梁启超晚年的文学讲义，大抵收录在一本《中国文学讲义》书中。其中分五个专题，分别论述了“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屈原研究”“陶渊明”和“情圣杜甫”。从晚清时期论述倡导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译印政治小说，并明确宣称中国文学最需要的，是所谓西洋式的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到关注中国文学中的美文传统以及韵文中的情感表达，梁启超似乎从一个文学和文化上向外看的人，转到从中国文学自身传统中重新发现依然具有情感活力、审美活力和思想活力的因素。这一努力，在上述专题讲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或许可以从梁启超自己对于上述转向的些微言论中窥见到他的一丝半点心路历程。他曾在一篇讲义后记中说，讲义“皆于著史之暇，闲日抽余晷草之”。还说“惟自觉用表情法分类以研究旧文学，确是别饶兴味。”前说似乎还是将文学以及文学研究，视之为一种“闲暇余兴”，而后说则说明，晚年的梁启超，不仅找到了一条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自我审美通道，同时也找到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这种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中的发现、关照与分析研究之中，来阐述确定中国传统文学及文人的审美价值和意义的尝试，确实与晚清时期梁启超借鉴他心目中的西方文学，过于强调文学的知识性、思想性和教育性功用的文学改良主张有很大分别。这种分别，既是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再次发现与定位，也是中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学语境之中重新获得自信的一种表现。

　　这既是梁启超晚年的一次“转向”，也是清末民初时期精英文人们对于中国文学认识与评价的一种转向。这种转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走向保守，而是对于此前过于简单激进的民族文学传统理解的一种超越。（段怀清）

转自《大公报》2012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