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国桢（1901—1982），字刚主，河南省安阳人。1926年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主要随梁启超学习和研究，次年毕业。后曾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任职和执教，解放后相继在南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

《乡园忆旧录》跋

《悔馀存稿》

《顾炎武与惊隐诗社》

《谢国桢全集》 谢国桢著 北京出版社

看到书案上的十册《谢国桢全集》，不由感慨万千。屈指算来，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33年了。当我把先生全集出版的消息发到微信上以后，立刻得到众多友人点赞或留言，其中不乏年轻朋友。这实在是一件令我深感惊喜的事情。我由此而想到，中国的学术，在世事变迁中，依然顽强地继承并延伸，就如同眼前这厚重的《谢国桢全集》，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一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追随国桢师研习明史。在先生生平最后的几年，无论是在永安里与孙楷第先生合住的老屋，还是在团结湖被先生命名为“瓜蒂庵”的新居，在我的印象中，都永远只有那一间堆满古今书籍的房间，那既是先生的工作室，也是先生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而先生给我们讲授最多的，并非书本上的知识，却是他的求学治学的经历与体会。我由此而知道，先生如何在18岁的时候从河南安阳来到北京求学，如何考北京大学三年而未被录取，如何从吴北江先生学习诗文，又如何得到梁启超师祖赏识而被破格录取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这些往事如烟般过去的时候，最终成就的是先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学者。而先生的这一生治学成就，也就体现在这厚重的十册全集之中。

　　“我是一个愚笨的人”，先生说到自己的时候永远这样评价，“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虽然读了点书，都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纵然也写了些不成熟的文章，徒负虚名，不过是抄撮成文，徒见笑于通人。所以时光虚度，从小到老以至皓首无成。要是说在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上尚有一知半解的话，也是承良师益友的启示和帮助，自己也是不敢自居其功的。”我觉得这倒不是先生过谦与自贬，而是一种文化风范，是文化人的自我认知。我常想，先生这一代学人，他们身上所特有的那种风范在今天实在是难以找到了。

　　二

　　全集的首篇，就是先生的发轫之作—《增订晚明史籍考》。这是先生在先师祖饮冰室教家馆时，按照先师祖的教诲而开启的治学之作。如其自序中所说：“桢之草斯辑也，盖始于侍先师梁启超先生饮冰室丈席，先生插架颇富，即于所藏丛书中求之，犹嫌以为未足。”乃再得之于海盐朱希祖先生、东莞伦明先生、江安傅增湘先生，继而读遍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图书馆，乃至鄞县马廉先生所藏，复远游江浙，北上沈阳，足迹遍于南京图书馆、上海涵芬楼、吴兴嘉业堂、海盐涉园、平湖传朴堂、上虞在斯堂，乃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凡有明史稗乘，必登之于册”。我每次拜读这部书的前言时，都无法想象如此充满灵性的桐城派古文，竟出于先生30岁之时。而先生由此一发不可收，其后再成《清初开国史料考》《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清笔记谈丛》，直到晚年成书的《江浙访书记》。

　　我有幸陪同先生晚年行走于江浙一带访书。当先生带我们登上漕河的夜行船，伴随着汩汩水声讲述晚明时代张宗子们的往事时，我还未曾想到这会最终影响我的一生。到今天我才知道，从那一刻起，我便随先生走进了晚明时代，这也成为我今生不能放弃的治学旨趣所在了。先生爱书，访书，读书，也藏书。不过他并无丰厚的家赀，只能依靠工薪和稿费来购置书籍，所以先生戏称之为捡拾瓜蒂，即别人看不上的东西，他视如宝物，收藏起来。这也练就了先生对于古籍版本的火眼金睛，于人弃我取之中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古籍。后来先生索性将自己的书屋由“佣书堂”改名为“瓜蒂庵”。

　　先生这些版本目录学（或曰史料学）的功夫，其实目的还在于明清史研究。他晚年出版的论文集《明末清初的学风》，书名采用的是在“顾炎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这才是先生生平治学的旨趣所在。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时写成的《明季奴变考》，是他治明清史的开端，那还是先师祖新史学开启的时刻，先生从此以一生之精力追寻着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们的足迹，从未有所懈怠。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不是曾经得到鲁迅的好评和引用么？他对于晚明史的开创研究，不是被柳亚子称为“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么？

　　今天在这部《谢国桢全集》中看到的所有内容，在初版后皆有再版，甚至三版、四版，且不仅于一家出版社印行。一个学者的作品，能够有如此的生命力，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现其学术价值呢？

　　三

　　我曾看到过先生手写的书稿，而且至今还保留一部分，作为永远的珍藏。那是用工整的钢笔或者毛笔，认真写于稿纸或者毛边纸上面，有些精品就写在了荣宝斋制的红丝栏毛边纸上面。这次出版的全集第九、十两册，便保留了先生的《悔馀诗存》《锦城游记》《悔馀存稿》和《刚主籀史书目》手稿，那是何等认真的佳作，简直就是一件件学术艺术品。

　　全集前有先生的《自述》，有先生之女谢纪青教授的《怀念我的父亲》和先师孙谢小彬的《如其不可而为之》三篇文章，这是先生一家三代人在为世人讲述一个学者生平治学的历程。我在匆匆翻阅这十册巨帙的时候，看到了先生于1975年元旦写的一首《题潍县陈氏旧藏演器及其他拓本后》，其中云：“校致攻坚事万端，何暇襞积理丛残？河山举目无穷碧，尚留花絮在人间。”如同先生的遗著全集，这朵永存于人间的花，是绚丽多彩的学术百花园中一枝永远不会凋零的奇葩。

（作者商传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转自《光明日报》201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