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建柱

1949年初，时任哈尔滨《东北画报》主编的张仃，应中央军委之邀进京负责编一本反映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画册。当时，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周恩来便把张仃请进中南海做美术顾问，进行怀仁堂、勤政殿等工程的改建设计。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又请他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设计会徽。

接到周恩来交付的任务后，张仃在中南海投入了紧张的设计工作。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新中国的第一枚政协会徽悬挂在主席台中央。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等都是在这个政协会徽之下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和确定的，因此可以说政协会徽是新中国最早的标志。

　　与此同时，张仃还担任了开国大典仪式的美术设计。按照中国民间的喜庆习惯，他提出在天安门城楼上挂4个大红门灯笼，城楼两侧各插上4面红旗，城楼两侧的大标语牌用灯光照明，在观礼台的红墙下端画上飘动的红绸子，并安排周令钊绘制天安门城楼中央的巨幅毛主席像。而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是他特意到北京前门外廊坊头条请工匠赶制的。

　　这期间，他还就新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事宜提出过许多实用美术方面的建议。比如，新政权中，国家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应是什么形式。当时提出过很多方案，张仃提出采用白地黑字并一律使用端庄的老宋体书写。这一方案一直延用至今。“白地黑字”的牌子有何寓意呢？张仃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区别国民党时期的蓝地白字及青天白日标记。白地黑字，寓意明明白白，既简洁、庄重，又能体现新政权的特点。”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没有悬挂国徽。国徽的问世是在1950年建国一周年前夕，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或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便成为了当时的重要任务。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指定下设的第6小组负责国徽方案的草拟工作，并公开发布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国内外征集国徽图案，并且特地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了三点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国徽图案900幅，不过有参考价值的仅有几十件。直到9月下旬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仍对设计出来的国徽图案不甚满意。毛泽东建议：由原设计小组继续改进，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开国大典之后，组织上有意留张仃在中南海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搞业务的，更愿意去教书。”此后张仃便投入筹建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国庆一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悬挂国徽。国徽的设计任务加紧进行，具体交给两个设计组负责：一组是由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的一批教师；另一组是由张仃带领美术学院的一批教师。这样，张仃和梁思成便分别成为两个设计组的核心人物，定稿将在两个设计组提供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当两组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梁思成小组设计的国徽，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但周总理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色。张仃小组的方案则明确提出：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五角星象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为主体。

　　当时中央比较倾向张仃小组的方案，为两组召开了一次交锋会，负责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张仃认为，他的原创主体是天安门，工农联盟的创意来自周恩来。在设计说明里他阐述得很明白：天安门是中国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新中国也在这里宣布成立，因此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是不言而喻的。

　　最终，中央传达了一条意见：国徽当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形象，接纳了张仃小组的方案。周恩来将进一步完善国徽设计的工作交给了梁思成。（当时梁思成是非党人士，张仃是从解放区来的。周恩来对张仃说：“你们合作吧。”）

转自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9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