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史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清华大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整顿教学与科研等各方面工作，迅速走上了正常轨道，并提出把清华建成“高水平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正本清源与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

　　1976年，“四人帮”倒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派联络组进校恢复整顿学校的工作。1977年4月29日，刘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8年6月，学校取消革命委员会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刘达任校长。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工作秩序混乱，严重影响教学与科研的进行，造成党内外矛盾突出，不少单位人心、组织涣散，学校里冤假错案成堆。清华在校党委刘达等领导下，着重结合落实政策工作，批判“两个凡是”，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育，解放思想，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学校及时从组织上、思想上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

　　首先是整顿领导班子，加强了党的领导。清华大学党委改组以后，开展揭批查运动，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逐个逐件进行内查外调，并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启用清华原有的优秀干部和教师，建立充实校系两级领导班子。学校逐步恢复党课制度，健全了党的组织生活。加强了对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吸收了一些经过较长期考验锻炼的中年教职工骨干入党。同时，学校也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小组，开展党风、党纪教育，执行党的纪律。

　　其次，纠正大量冤、假、错案。学校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方针，推翻了1969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假经验、1973年的“三个月运动”、1975年对刘冰等人的批判等几个关系全校、全国的大案。同时，对“文革”期间立案审查的1120人逐个复查并做书面结论，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要求，学校对“文革”前的历史老案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对反右、反右倾以及党内外其他历史老案、党团籍处分等，绝大部分也作了复查和处理。

　　再者，改善教职工队伍结构。“文革”期间，清华大学教职工队伍极度膨胀，总数曾达到9600人，而当时在校学生仅为6000人，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比例倒挂为3:2。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精简人员和调整教职工比例，广开门路妥善安置，先后将1000多人调离清华，提高了教师比例。同时，安排因“文革”耽误了大学完整训练的年轻教师“回炉”进修。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清华教职工们没有严重的派性干扰和政治上的争吵，而是努力工作，为学校的恢复和发展珍惜光阴，积蓄力量。

拨乱反正

　　进过拨乱反正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校重心工作转移到教学、科研等工作中，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学校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时期，清华大学明确了学校办学的指导方针，并进一步思索新的长远发展目标。

　　1982年，清华大学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清华的办学指导方针为“一个根本、两个中心、三方面结合”。“一个根本”，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是学校各项任务中第一位的任务。“两个中心”，学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任务，这两方面工作相互促进。在多年办学过程中，清华大学事实上形成了兼具教育、科研两个中心的格局。“三方面结合”是指教学、科研、生产开发及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清华的优良传统，也是符合我国实际、行之有效的办学基本方针。新的指导方针的进一步明确，对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起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加强教学工作与提高培养质量

　　学校整顿和加强了教学工作，恢复和重新明确教研组是教学科研的基本单位，充实了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人员；成立基础课教学部，加强了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的师资力量；恢复和建设实验室，补充了实验室技术人员。建立了校、系学术委员会。通过制订规划、教学检查、开展教学研究，试行因材施教等途经，不断提高教学工作水平和学生培养质量。

　　1977年冬全国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2月清华大学迎来了终止十年招生后的第一批新同学。为了提高学生培养水平，增强教学工作地灵活性。1979年，学校制定了新的五年制教学计划，稳定、有效地进行教学改革。“新的教学计划，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适当扩大了专业面，提高学生对未来工作地适应性，努力做到基础厚、能力强、要求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基本工程训练，更新部分教学内容；课内总学时有所减少，增加了教学的灵活性，减少了必修课，增加了选修课，试行有计划培养与按学分累计成绩的办法，广泛开展因材施教。”

　　从1979年 3月起，学校开始研究和准备实行计划培养与按学分累计成绩的办法。这个办法，从1981年9月起开始正式实行，一直实行到1985年被计划学分制取代。学校修订出新的教学计划，并已编制出全校的课程目录，以及一整套教学行政文件；对国外情况以及国内兄弟院校实行学分制的经验进行了了解和学习；在有关干部和教务行政人员中初步组织了学习和训练；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试验，初步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

　　学校通过教学检查和教学讨论会，总结改进教学工作，加强实践环节。到1982年底，全校开出实验1220个，占计划开出实验数1481的82%。1977级学生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共606个课题，78%的课题与生产、科研的实际任务紧密结合或者有明确的生产背景。

　　在这一期间，清华大学教学工作得以迅速恢复提高，展现出办学的活力，学校规模有了较大发展。在校大学生人数以年均增长1000人左右，到1982年在校大学生达到8800余人。为了多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学校研究生培养工作有了较大进展，1978、1979两年招收硕士研究生700多名，并从1980年开始博士研究生培养。研究生的增长也很快，1978年到1982年，总共录取硕士研究生1197人。1980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到1982年，总共录取46人。1982年学校研究生在校人数达到650人，其中四年制及博士研究生47人。1982年共有1978、1979级600名毕业研究生被授予硕士学位。

　　把学校建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文革”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非常重视科研工作。1977年7月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指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这个时期，学校积极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初步形成了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动员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清华大学共有77项科学研究成果获奖。其中，由清华大学独立完成的项目12项，与兄弟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65项。

　　全国科学大会后，教师倍受鼓舞，努力工作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学校科学研究的规模和水平得到迅速发展。1982年，全校共有科研课题507个，其中国家重点课题约90个。这个时期，清华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技术科学以及开发应用三个方面保持大体稳定比例，1982年三者的比例约为5:25:70。1979年清华参加了中法和中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学研究合作项目，开始了学校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科研的发展，同时为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创造了重要条件。

　　1978年至1982年，学校获得国家级、省（市）部级科技奖及专利奖累计达250项。科研经费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从1977年476.1万增长到1982年的1298.8万元。1982年10月，全国科技奖励大会召开，清华有11个项目获奖。

校领导与获北京市科学大会先进集体和个人合影

　　这个时期，一些科研项目达到较高水平。例如：机械系的新型焊接电弧控制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经批准作为出口技术转让给瑞典；精仪系的紫外曝光精缩机获得了1982年度北京市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这是北京市1982年度工业技术方面唯一的一个一等奖。微电子所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无线电系的数字式电可控频率捷变系统，热能系的20万千瓦大型发电机组电子计算机模拟系统，工程力学系的直接点燃煤粉的电弧等离子喷枪以及喷射式平焰烧水等项目，在国内都是首创。建筑系关于钓鱼台国际学术会议的大型建筑设计，获得国内评比二等奖（没有一等奖）并被国家采纳。

　　学校科研成果中还有一批具有较大经济效益的项目，例如：化学化工系的加盐萃取制造无水酒精和石油化工厂换热网络，电机系的节能风罩风扇等。换热网络不仅具有一定科学创见，而且在齐鲁石化总公司炼油厂应用后，将热回收率从66%提高到80%以上，能耗降低25%。东方红炼油厂装置热回收率由47.1%提高到71.7%，每年节约燃料1.6万吨、蒸汽4万多吨、循环水400多万吨、电15万度。

　　学校规模布局与专业设置的调整

　　在“文革”后学校一系列整顿调整工作中，为了更好的体现学校的综合优势，清华调整了学校的规模和布局，先后将绵阳分校、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团河农场、西山林场撤销，部分人员撤回学校。同时，刘达同志听取教师、干部的建议以后，决定了学校院系结构调整的方向，作出了把清华大学从多科性工业大学逐步转变为以工科为主，兼有理科、文科和经管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这是清华大学在新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

　　1978年恢复全国高校统一招考制度后，经过恢复、整顿，清华大学的专业设置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的规模，共设12个系，40个专业。此外，由于当时北京高等学校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师资缺乏，急需培养一批教师，清华大学在1978年增设电子、电工、数学、物理、化学、力学、中学等七个师资班。1979年，教育部统一专业名称，以便招生与分配。是年，教育部直属工科重点院校专业调整会议确定清华大学设置42个专业，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清华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专业）31个、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60个。

　　面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程领域大量引入的新设计、新工艺、新材料，强烈地依托于基础学科，理工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为适应这种趋势，就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好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能从事工程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开发的科学应用人才。而且从工科本身的建设来看，要提高理论水平、发展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也需要促进发展理工结合。因此，清华大学在专业调整中，增加了一批具有很强工程应用背景的理科专业。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提高理工科学生的素质和学校的学术水平，增设了一批经济管理学科和文科专业，鼓励学生交叉选修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提出了“立足国情，注重应用，交叉见长，办出特色”的原则，推进系科专业结构的综合化。

　　专业调整同时，清华进行系科调整。1978年后，按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战略，清华大学逐步增设了理科、文科、管理学科等方面的院系，并对原有的系科进行了适当调整、更新和改造。陆续增设了经济管理工程系（1979）、应用数学系（1979）、物理系（1982）等系。

　　坚持优良传统做好学生政治思想工作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一个学校都如此，我们军队就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从战士入伍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这是对清华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蒋南翔在学校工作中坚持“又红又专”方向的肯定。“文革”结束后，学校坚持了这个优良传统。

　　1977年，学校设立了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本科生的思想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政治教育、党员和积极分子教育，以及政治辅导员的培训考察等工作。各系设有学生组，由一名系党委副书记（或系副主任）负责。恢复了辅导员制度等“文革”前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重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当时“文革”后青年人思想上有许多困惑，产生了所谓的“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清华结合青年学生思想特点，重点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教育和“五爱”教育补课，坚持开展“学雷锋，争三好”的活动。1979年化72班的同学们在讨论中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很快，“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全社会引起共鸣，鼓舞振奋了80年代的青年人。

　　1981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校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开设文学、历史、音乐等选修课，引导学生从基本开始，补习文化历史知识。1980年暑假以后，学校《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增加了中国近代史内容。并开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著作选读等课程，使学生受到了丰富生动的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1982年，刘达校长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就两年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学生思想状况的变化，作了《青年人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广播讲话，受到广泛重视，中外记者60多人来校访问。

　　面对“文革”造成百废待兴的局面，学校党委团结和带领清华师生，经过坚决彻底的拨乱反正，使学校中心迅速转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刘达同志高度评价清华师生体现的优良作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清华同志具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当时极左空气很浓的情况下，清华同志敢于冲破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现拨乱反正的任务，这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尽管许多同志挨过整、受过批，但他们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仍然为祖国、为民族忘我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这就是清华的品格！这就是清华的生命力所在！正是拥有了它，清华不但没有垮下去，而且很快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到1982年，学校基本完成了恢复与调整任务，及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深入开展教学与科研、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方面。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清华又一次踏上了新的征程。

延伸阅读：刘达校长

　　刘达（1911.2－1994.4），曾用名刘成栋，黑龙江省肇源县人，著名教育家。1935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期间积极投入“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区队长。在“东北空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抗日救国总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达曾任中共东北局秘书处长兼东北军区参谋处长、哈尔滨市市长、东北农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东北森林工业总局局长、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黑龙江大学校长等职。1963年，刘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受到打击和迫害。1972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后调任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局长。1977年4月至1983年5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77年4月至1978年6月为革委会主任，1982年7月不兼党委书记），1983年5月任清华大学名誉校长。

　　“文革”刚结束，1977年刘达受命承担起恢复重建清华大学的重任。他在主持清华大学工作期间，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坚持实事求是进行拨乱反正，清除“文革”对清华大学的破坏与影响。他高瞻远瞩调整学校布局，作出了从多科性工业大学转变为以工科为主，理工结合，兼有经管、文科的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恢复和增设了理科（应用数学系、现代应用物理系），文科（外语系、社会科学系、经济管理系）等，提出了把清华大学建成“高水平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新时期清华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担任名誉校长后，仍关心着清华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刘达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1994年4月28日，刘达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

转自 《清华人》 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