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洪德铭（1944—1946联大）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蒋介石依靠美国支持，不断挑起反革命内战，妄图篡夺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把中国重新抛进黑暗的深渊。

日寇投降，闻一多刮去长须。

1946年3月17日，闻一多（2排左2）、吴晗（2排右1）等教授，在长达8小时的为“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出殡仪式中，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

抗战后期，生活极度艰难，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

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调动百万大军疯狂进犯解放区，内战规模日益扩大。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的号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在昆明，党组织和民青充分发动群众，冲破蒋介石赶走地方实力派龙云后的白色恐怖，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组织活动，揭露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收到了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民青和民盟研究后，决定利用时事晚会名义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究竟请哪几位教授在晚会上讲话？我当时在校名洪季凯，公开身份是民青主要负责人，民青联系民盟的代表。我专门去向闻一多、吴晗汇报请教。闻先生沉思了一下，态度严肃地说：“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参加大会，要注意讲究策略，因此，建议邀请国民党籍爱国教授杨西孟、钱端升、伍启元主讲，还可请民盟教授潘大逵和无党派教授费孝通讲演，吴先生可以参加，但不要讲话，我就不出席了。”吴晗表示同意。党组织、民青、昆明学联一致表示赞成。

11月23日，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根据学生社团联名建议，于25日举行时事晚会，参加大会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进联大，共达六千人之多。被邀请的教授，除杨西孟受威胁未到场外，都坐在主席台上，吴晗也出席了。这大概是几年来闻一多第一次没有参加的群众性的民主集会，可是，他坐不住，无心写文章，也无心在家聊天，而是到英籍进步教授白英家遥听晚会情况，一心牵挂在大会上。

晚会进行不久，枪炮齐鸣，云南省反动当局竟然动用武力，威胁到会群众。第二天凌晨，国民党中央社以“昨夜枪声，西郊匪警”来诬蔑这次和平集会，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昆明市三万学生于26日举行总罢课。27日昆明学联召开全市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各校都成立了罢课委员会），以西南联大罢委会作为处理“罢联”日常工作的机构，由民青骨干王瑞沅任“罢联”主席。大会通过和发表了《反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严正申述了昆明三万学生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等政治主张，提出了取消非法禁令、保障师生人身自由、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新闻等各项复课条件。接着，“罢联”连续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学生宣传队，向全市群众和企业、机关、团体进行宣传申诉工作，说明学生被迫罢课的真相和要求，争取社会的了解和同情。

12月1日，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代省主席李宗黄和云南全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统一指挥下，调动数百武装特务，冲进联大、云大等校，血腥镇压学生，当场杀害青年教师1人，学生3人，杀伤学生25人（前后受伤师生共6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昆明学生进行了近4个月的英勇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把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到新的高潮，从政治上孤立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的自卫战争。

在“一二·一”运动全过程中，闻一多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和党组织、民青风雨同舟，一致行动，在校内外奔走呼号，在第一线英勇斗争，为运动的发展和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在他献身民主进步事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2月1日中午，他得知惨讯后，立即赶到学校，亲眼看到校门被捣毁的惨景，校门口留下的几滩污血，悲愤到了极点。他在去医院慰问受伤学生的路上遇到同学抬着殉难者的尸体时，浑身颤抖，忍不住放声大哭。面对这惨绝人寰的屠杀，闻一多无比愤怒，先后在教师座谈会、教授会上发言控诉：“‘一二·一’暴行太凶残丑恶，太卑鄙无耻了：事前有周密的布置，当时是集体行动，大批武装打进学校内，向徒手学生掷弹，向毫无抵抗的女生连戳数刀，血染校园，死伤累累。鲁迅先生说民国15年‘三·一八’惨案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不会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就是民国34年12月1日。段祺瑞的卫兵在执政府前向请愿学生开枪，而1945年12月1日的昆明，却是自命为‘革命党’的军政当局公然派出数百武装特务打进学校，杀害手无寸铁的师生！这是白色恐怖吗？不，这是黑色恐怖，是最黑暗、最野蛮的反动统治！我们为人师表，一定要全力支持学生，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惨案发生当天晚上，作为第一线斗争的一个主要组织者和民青负责人，我噙着眼泪去找闻一多、吴晗，三人见面后抱在一起，痛哭失声，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开始交换情况，商量工作。闻一多坚定表示，教授会、民盟、大中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方面，他和吴先生一定负责，民青和“罢联”有什么要求，可以委托他俩办理。当时，我着重把党的领导关于如何坚持扩大斗争的方针和民青、“罢联”的工作部署向他俩作了详细汇报，并约定每天碰头一次，商量如何配合行动。闻一多说：“大事不先和民青商量，绝不随便向外表态。”末了，闻先生还对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加强对外宣传、做好争取教授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党组织和民青都深表赞同。第二天，“罢联”关于上述工作的安排，大部分是参照闻先生意见办理的。此后，闻一多经常到“罢联”各部门工作室看望慰问，听取意见，表达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情意。

惨案发生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派内部一片惊慌，蒋介石也电令李宗黄、关麟征暂停武力镇压。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民青、“罢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向反动派发动猛烈反攻。2日，“罢联”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罢课宣言，除愤怒控诉反动当局制造惨案的滔天罪行，重申“十一·二七”罢课宣言的政治主张和复课条件外，又增加了严惩凶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和公祭公葬死者，医治伤者和赔偿公私一切损失等项要求。各校墙头上，都贴着“坚持斗争，扩大斗争，踏着烈士血迹前进”的巨幅横标，激励着人们更加勇敢地参加斗争。惨案当天，全市46所大、中学校都参加罢课。“罢联”和各校每天出动一二百个宣传队到街头、郊区进行宣传，而且采用了唱歌、漫画、壁报、演讲、散发传单和演街头剧（闻先生多次指导排演）等等宣传形式，成果十分显著。几十个访问组深入工厂、企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进行访问。募捐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继12月2日15000余人参加的烈士入殓仪式之后，从12月4日起，举行了四烈士公祭活动，最后累计参加公祭的单位700多个，其中经闻一多、吴晗和民盟联系发动的约占1/5左右。送花圈、挽联、挽幛、挽歌、挽诗等等近万件之多。云南省及昆明市工厂、企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纷纷成立声援机构，广泛开展慰问募捐、集会抗议、开追悼会和呼吁和平民主等声援活动。云南全省有60多所学校参加声援斗争。到24日止，15万多人次（约占当时昆明人口1/2）参加公祭，捐款共达三千多万元，充分说明了运动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社会同情完全站在学生方面，反动派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关麟征万般无奈，被迫“自请处分”；另一凶犯李宗黄也只好哭丧着脸向卢汉办理移交，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惨案后，运动的发展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关怀支持和正确指导。毛泽东亲自写了党内指示，周恩来在延安群众大会讲话中赞誉“一二·一”是新的“一二·九”。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都连续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运动的真相，转载了昆明“罢联”的宣言、文告，介绍各地人民的声援活动，并相继发表社论，充分肯定“昆明学生的呼声和行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了全国人民的力量”，“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一场反强暴、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革命风暴席卷了祖国大地，为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传播了先声。

运动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昆明全市多数大、中学教师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这是运动得以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如当时《新华日报》社论所说的那样，“这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在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篇章。其中尤以拥有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正义行动，影响最大。作为参加联大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和教授会书记，闻一多日夜奔走，付出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惨案当晚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找一些教授商量，如何使第二天教授会作出有利于学生的决议。果然12月2日上午教授会决定派三位教授代表参加烈士入殓仪式，向受伤同学致敬慰问，组织法律委员会，研究如何控告凶犯。烈士入殓刚结束，闻一多嘱咐我转告“罢联”，当晚派代表分访教授，用哭着进老师门、哭着向老师申诉、求援的办法去做争取工作，要立即写出敬致教师书，要求教授会罢教抗议。闻先生果断地说：“我已和吴先生分工好了，他通过民盟抓云大、中法和中学教师工作，我集中精力抓联大教授会，你们民青、‘罢联’从外面推动，一定要密切配合好！”为促使联大教授们罢教，闻一多还挨家挨户做说服发动工作。4日，联大教授会上，围绕罢教问题开展激烈争辩，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下午3时，终于通过了“停课七天”抗议国民党地方当局屠杀学生暴行的决议，还决定“委托校务委员会招待中外记者，说明‘一二·一’惨案真相”、“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禁止集会之命令”，并和学生自治会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的所谓“公审凶手”开庭仪式。10日，联大教授会作出决议：用本会名义转告政府：“对于此次惨案应严惩凶犯及主使人，其中负有行政责任者尤应先行撤职。”并决定将记者招待会的书面说明分送各报馆发表。这个说明书介绍了“一二·一”惨案真相，严正指出：“查前云南省政府兼代主席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于惨案形成期内，实综揽当地军政大权，对学生集会恣意高压，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此次惨案“亦李、关、邱明目张胆共同指使”，“本教授会因设法律委员会，提出法律上之控诉”。当时昆明各报不敢刊登这个书面说明，闻一多就以教授会书记身份，直接交给《民主周刊》发表。美国驻昆总领事据此专电美国国务院，一些外国报纸也纷纷披露，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反响，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在蒋介石于12月上旬发表所谓《告昆明教育界书》和关麟征被“停职议处”后几天，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朱经农、新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和新任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等被派到昆明“调停处理学潮”，答应公祭公葬死者、医治伤者、赔偿公私损失，但闭口不谈惩凶问题。他们表面上来“调停”，骨子里却有一套阴谋，打算学生不接受“调停”的时候，策划组织联大教授集体辞职，强迫联大解散或提前复员，以分化、搞垮学生运动。国民党还妄图在师生陷于对立，学生发生分化情况下，以维护教育秩序为借口，再度向学生反扑过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闪露出刀光剑影，一场新的镇压学生的阴谋正在紧张地秘密策划之中。

经过近一个月来的尖锐斗争，昆明学生政治觉悟程度空前提高了，被毛泽东称为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又在全国形成了高潮。昆明市共产党和民青组织迅速壮大，进步力量有了迅猛发展。但是，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毕竟还占多数，不少因一时激于义愤而参加运动的同学，看到国民党政府作了一定让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已于12月15日飞抵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因而认为运动已达到了目的，应该复课读书了。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传来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明确指出，蒋管区的革命群众运动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运动作为一个战役应该速战速决。在高潮时要抓住有理、有利的时机，狠狠打击敌人；然后按照有节的原则及时改变斗争方式，适可而止，以结束前一个战役。与此同时，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为了粉碎敌人新阴谋，必须修改个别过高的条件，用“停灵复课”这个新的斗争方式代替将失时效的无限期罢课的斗争方式，在有利的条件下组织群众有秩序地复课，以巩固扩大运动的胜利，但绝对不能无条件复课和避免出现师生对立、运动分化的局面。

当时清华校长、联大校务主持人梅贻琦从北平返昆途经重庆时，得知国民党当局有乘机提前解散联大的企图。教授们听到上述传闻后，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无条件复课的主张在部分教授中很有市场。在12月17日联大教授会上，傅斯年拍着胸膛说：“只要学生复课，我保证回重庆面见蒋先生，圆满解决学生各项要求。”他提出教授会作出决议，劝导学生先行“无条件复课”；否则，教授就集体辞职。在傅斯年煽动下，当时有人提议如果到20日学生还不复课，那么全体教授就一起辞职。傅斯年借机竭力主张给学生施加压力，态度十分蛮横嚣张。闻一多唰地站起来，愤怒斥责道：“你一再提到蒋先生，难道要我们三呼万岁吗？大批武装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学校，打人杀人，傅先生不以为怪，……现在连人身自由的起码保障也没有，学府尊严，荡然无存！在学生遭打击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怎能忍心逼着学生无条件复课？”他还提出了反提议：“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果办不到，教授会该全体辞职。”闻一多凛然正气，搞得傅斯年狼狈不堪。刚刚回校的梅贻琦看到情况不对，立即宣布休会。傅斯年策划教授辞职的阴谋没有得逞。

12月18日凌晨，我到吴晗家与闻一多碰头，向他俩介绍了中共云南省工委关于个别修改复课条件，改无限期罢课为“停灵复课，坚持斗争”的策略方针和民青、“罢联”的工作部署。他俩立刻表示赞成。闻先生说：“我早就感到复课之事不能再拖了，但又怕时机不成熟，所以没提出来，既然中共朋友有了明确态度，民青、‘罢联’也作了布置，我就放心了。可是，如果不把梅贻琦争取过来，有条件复课还是有困难的。”接着他介绍了昨天教授会的情况，分析了梅贻琦的思想状况，还不无疑虑地问我，修改复课条件的提案有无把握在学生代表大会上通过？我说百分之七八十是没有问题的。闻先生高兴地说：“果真如此，只要给梅贻琦交了底，是可以把他争取过来的。”当天上午，我将闻一多的意见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决定由我和袁永熙（以民青身份出现）正式请闻先生做梅的工作，他立即欣然接受了。下午，联大学生代表大会原则上通过了个别修改复课条件的决定，更增强了闻一多做梅贻琦工作的信心。

当晚，闻先生带着民青的委托，以老清华的关系来到梅家，和梅恳谈了几个小时。梅回昆明后，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他既同情学生的遭遇，又怕学生“被阴谋所利用”（见《梅贻琦日记》），使他的复课方针不能实现，危及联大前途。闻一多夜晚来访，他以矛盾的心情表示了欢迎态度。刚刚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情况。针对外界流传学生中有党派插手的偏见，闻一多向他详细介绍了从罢课到惨案前后的情况，说明罢课是国民党云南省军政当局迫使学生不得不采取的反抗手段，不论什么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起来反抗，连在昆明的国际友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也都有这样的认识。梅贻琦边听边点头，看来有点动心了。接着闻一多说，学生中有个核心组织，和他自己有密切联系。这些学生既热爱民主，又热爱学校，非常顾全大局，珍视联大前途，只要原提四项复课条件兑现了，另一条“立即惩办凶犯”问题，教授会如能保证和学生一道继续控诉，以此去力争，学生是会复课的。闻一多这番精细真诚的陈述，拨动了梅贻琦的心弦，终于使这位政治上保守而有正义感的著名教育家打消了一切疑虑，转变了态度，连说学生要求确有合理之处，应当给予充分考虑。19日下午，在梅贻琦主持下的教授会开得很好：①通过了《教授会告同学书》：“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仁深有同感”，“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取消非法禁会”也要“使其实现”；②推派三位教授和学生一道参加谈判，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20日，梅贻琦又主持召开教授会，通过了控诉李宗黄、关麟征等的《告诉状》，控告他们“违法杀人，施毒轰炸学生，加侮辱伤害于教授，败法乱纪，罪大恶极”。同日，“罢联”召开昆明各校学生代表大会，修改公布了五项复课条件，通过了“停灵复课”的决议。当晚，梅贻琦对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谈话，郑重表示学生所提五项复课条件，可以逐项实现。22日，联大教授会又进一步作出“请求政府将李宗黄先予以撤职处分，如不能办到撤职，则教授会全体辞职”的决议，这是对闻一多在12月17日教授会上提议的肯定，也再一次表明联大教授会支持学生的正义立场。24日，梅贻琦邀约云大校长熊庆来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介绍“一二·一”惨案真相，严厉谴责原云南军政当局罪责难逃，“应受应有之处分”的谈话。至此，反动派妄图利用联大、云大校方和联大教授会压制和分化学生运动的阴谋，终于彻底失败。

在这场斗争中，闻一多常向我们介绍校方和教授会的情况，分析动态，和我们研究如何做好教授会工作的意见。教授会几次邀请学生自治会理事代表参加会议，他总是事先提醒我们如何准备发言，派哪几位代表比较合适。闻先生在这方面的关注和工作，对党组织、民青了解校情，争取教授会和梅贻琦的同情支持，粉碎反动分子的分化阴谋，起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为争取运动的胜利发展立了大功。12月24日，云南省国民党新领导人宣布接受学生所提的复课条件；同日，李宗黄在一片唾骂声中，垂头丧气地滚出昆明。25日，昆明市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停灵复课”宣言。2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所有在昆明发行的报刊都登载了梅贻琦、熊庆来的《谈话》全文和“罢联”写的《“一二·一”惨案经过》与复课启事，重申昆明3万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正义主张，“一二·一”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巨大胜利。

这时，一部分思想极“左”的同学却出来成立了“除夕社”，反对“停灵复课，坚持斗争”的决议。在闻一多和民青组织的耐心说服和团结教育下，这场内部分离危险终于得到化解。闻一多又为运动立了一功。

（原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校友通讯》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