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小石（1952建筑）

1947年我在清华物理系读大一时听了梁思成先生一次演讲，很有兴趣，次年即转入建筑系作了梁先生的学生。从5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又在蒋南翔校长和梁先生领导下工作多年，深受教益。现谨回忆有关的一些事，以志对他们的怀念。

1952年蒋南翔同志到清华任校长时，梁思成先生是建筑系系主任，但是在工作上他们之间的交往却并不多，因为那时梁先生在校外担任的职务和参与的活动都较多，经常的系务工作都由副系主任吴良镛先生担任。蒋校长和梁先生二人的作风和性格颇不相同，一位是求真务实，言必行，行必果的教育家，一位是学贯中西，多才多艺，谈笑风生的学者。但是他们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

1955年，梁思成先生由于提倡“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并坚持保护北京历史古城和历史文物的主张而受到批判。由于建筑系的几位青年党员教师给市委写信反对拆三座门等历史文物，市委领导亲自召集建筑系教师党支部的全部党员到市委开会，对写信的事和梁先生的建筑思想提出批评。南翔同志作为校长也难免有领导之责。一开始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就说建筑系的党员教师作了梁思成的俘虏。问南翔同志，“你那个‘蒋’是蒋介石的‘蒋’还是蒋南翔的‘蒋’？！”

中央随即成立了学术批判领导小组。由彭真，周扬，于光远，许立群，郑天翔等同志组成，彭真同志任组长，并组成办公室，组织撰写批判文章。这时，彭真同志就《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具有民族形式的西郊专家招待所文章标题为《华而不实》指出：光是算账，批判浪费还不行！你还是承认他“华”，没有批倒，还要在学术上进行批判。这是这次学术批判的指导思想。这时，我曾向南翔同志请示，建筑系应该如何办。南翔同志说，应该批评浪费，批评违反政策，学术问题自由讨论。于是系里就对我们在学生宿舍一号楼和二号楼的建筑设计中采用了民族形式的坡屋顶，进行了批评自我批评。经过算账，这个设计浪费了八万元，合800平方米建筑。至于学术问题，则实行自由讨论。在系里没有组织过对梁先生学术思想的批评。这样，在这次不小的风波中，建筑系算是平稳地度过了。后来批判文章因避免形成批“二胡二梁”（指胡适，胡风，梁漱溟，梁思成）而推迟发表。不久以后，梁先生在1956年2月政协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发言，组织写的批判文章就停止发表。这个“学术批判”就结束了。

当时在系里执行南翔同志的指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并未意识到这与彭真同志的意见相左，更未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对待学术争论和不同意见的正确方针。第二年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作了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报告，批评了农大校长在农大推行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李森科院士宣称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压制打击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使苏联的遗传学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错误做法，阐明了科学里的学术观点正确与错误问题只能在学术界的自由讨论中才能解决。这与南翔同志的主张是一致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才知道这是涉及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大事。南翔同志的远见卓识对梁思成先生和建筑系起了保护作用。这也是1952年南翔同志来清华时对当时在校工作的同事们说的“我来学校掩护你们成长”的一个例证。

在准备批梁的时候，北京市委接到一封匿名信，说梁思成在清华没有倒，在建筑系有一个反党小集团，成员有吴良镛，莫宗江。于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奉命来清华查处。一时间空气颇有点紧张，传出消息说：“彭真派张大中来清华抓反党小集团了！”南翔同志接见了张大中同志，他明确地回答了张大中同志提出的问题说：吴良镛是教改积极分子，建筑系没有反党小集团。张大中同志听后，没有讲什么就回市委复命去了，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谈话时我在场。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封匿名信写了些什么内容，是谁写的。这段时间还有一封具名信写给蒋校长，是一位建筑系教授写的，信里说梁思成建筑思想有错误不应继续担任系主任，并自荐担任这个职务。这位教授过去就持与梁先生不同的学术观点，早一些时间就曾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梁先生的学术观点，这是属于正常的学术争论。南翔同志看了信后，把校长办公室主任解沛基同志和我叫去，要我们向这位先生转达他的意见：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梁先生还是系主任。我们两人也就照此办理了。

作为一个教育家，蒋校长对梁先生治学严谨、博闻强识和倔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的精神也是印象颇深的，并从中引申出可贵的教益来。他曾说梁先生是很有斗争性的。一次在某个会上一位

老同志发言说，北海的金鳌玉

桥妨碍交通，应该拆除，展宽马路，建一个新桥。梁先生听后立刻站起来反驳说：“那你就填平三海，踏平故宫！从故宫中间修一条大马路笔直笔直地穿过去！”在1962年“调整时期”中，学校开展“清理口号”，纠正大跃进时期的错误，如在“插红旗，拔白旗”中把钻研业务作为走“白专道路”批判等一系列极左思潮的错误。一次校党委领导刘冰同志传达南翔同志的意见说，一次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作报告，在讲话中停下来问道：“梁思成来了没有？”梁先生就站起来回答：“来了！”总理就问中南海里某一座殿是什么时候建的，梁先生就回答是哪一年建的。总理又问另外一座殿是什么时候建的，梁先生又照样回答是哪一年建的。梁先生回答起来应对自如，如数家珍，满座皆惊，这真是过人的记忆！于是南翔同志告诫我们说，过去作学问踏实，现在我们不行，要像以前的人踏踏实实作学问。

蒋校长和梁先生都有杰出的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但从上述的二三事仍可以看到他们的治学为人和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