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卓宝（1950心理系）

蒋南翔校长离开我们已十六年了，但南翔校长的音容笑貌仍宛如目前。我虽只是清华的一个基层干部，但南翔同志与我在工作上的联系却很多。我在清华曾几次变动工作岗位，但每次调动工作，南翔同志都要把我找来详谈，了解工作实际，指导工作方法，提高我的思想和理论水平。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也会直接去找他，反映情况，表达意见，他总是能帮我释疑解难。所以，我对他的怀念是很深的，他对我的教导是难忘的。我在这里就把与南翔同志的几次直接接触记下来，以寄托我对他的感念和怀想。

1959年蒋南翔（右3）参观物理实验室。前左1为李卓宝同志（女）。

一

我跟南翔同志的第一次接触是1951年。当时，他任团中央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还没有来清华任校长。我当时是清华的团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51年正值土地改革，土改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划分家庭成份，这对高校的学生也产生了很大冲击。我当时就发现清华学生中，地主出身的学生思想波动很大。其中一个学生就认为，他爸爸不是靠剥削，而是勤劳起家，并举了很多例子，说他爸爸怎么好，怎么好。这个学生非常坚持他的观点，还是团员，结果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地主出身的学生就感到共鸣，都认为自己家里并不坏，对农民挺好的，没有剥削农民。

作为团干部，我就做了个调查，写了份报告，向上级反映这个情况。我的调查报告当时是交给团市委的，后来可能就反映到团中央去了，南翔同志大概看了这份报告。有一次我到团中央开会，南翔同志特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了解清华学生的情况，特别详细地询问了那个地主出身的团员的情况。我就说：“这个团员非常顽固，我一再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很难说服他。”南翔同志对我说：“人的阶级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而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这个同学的地主出身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但他对自己成长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关于地主的剥削问题，他思想上一时想不通不要紧，但你们千万不要歧视他，而要热情地帮助他，从正面引导他。他就是一时想不通，你们也可以等待，爱护关怀他，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南翔同志还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这个学生以后会想通的，他还会是一个很优秀的共青团员，不仅如此，以后他还会入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当时心里想，这个团员这么顽固，怎么可能会转变思想，更不要说成为党员了。南翔同志似乎看出我的心理想法，又一再叮嘱我：“你啊，千万不要歧视他，要好好地去接近他，帮助他。”

我回学校以后，就按照南翔同志的指示，帮助这个同学学习理论，提高思想，转变认识。不久，这个同学的思想果然转变了，而且确实成为一名很好的共青团员。后来，他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是清华的教授，还是一名很优秀的共产党员。

南翔同志当时还是《中国青年》杂志的领导，他就把这个同学的一些观点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这立即引起了全国关于剥削、关于青年出身和选择成长道路的讨论，因此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回想起来，虽然岁月流逝，都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但这是我与南翔同志的第一次接触，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南翔同志非常爱护青年学生，特别是对那些有问题的学生，南翔同志不但一点都不排斥他们，而且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成长。从中也可以看出，南翔同志的工作思路十分开阔，善于从具体问题中把握普遍性的规律，通过解决个别问题推动全局工作的开展，通过清华的典型带动和影响全国。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南翔同志对清华怀有很深的感情，非常注意和关心清华的工作，还没有到清华主持工作以前就很关心清华了。

二

南翔同志是1952年10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的。1952年底，他正式到清华上任。

解放后，党和国家为了面向工农办学，在大学开设了工农速成中学。这是通过学习苏联经验而来的。当时苏联在大学里办了工人系，专门招收工农学生，学制三年，主要补习中学课程，三年后进入大学，这样就使大学向工农开门。我国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工农速成中学，1951年开始先在北京大学，然后在人民大学，接着在清华大学试办工农速成中学。

南翔同志来清华前工农速成中学已经办起来了，但问题不少，南翔同志来清华以后，非常关心大学向工农开门，他就把我（我当时在青年团工作）调到工农速成中学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为此，他专门找我谈话，指出办好工农速成中学的意义和重要性，要我担负起领导责任，主管教学，把学校办出水平，办出成绩。

我到工农速成中学后，首先就做调查，我发现学生中很多都是老干部、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但大多数学生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真正达到小学毕业的都不多，有些只有小学二、三年级水平，而且这些学生的年纪都比较大，一般比我还大（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还有家庭负担。因此，要这些学生在三年时间内完成中学六年的学习任务，的确是非常的困难。但这些学生说：“我们是受阶级的委托来上大学的”，所以他们学习非常地努力、刻苦。结果很多学生都神经衰弱。

我做完学生的调查后，又对老师做了调查。老师们普遍认为，三年完成六年的任务太困难了，因为所用的教材是普通中学的教材，只好进行压缩，把几个定理合成一个定理来讲。因此学生学起来确实很困难。我就问他们，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延长学制呢？老师们说，工农速成中学是受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它的学制、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等都是由教育部定的，我们不好改。通过调查我发现，因为工农速成中学是为了大学向工农开门而创办的，所以调来的都是比较好的老师，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教学后，他们都觉得这些学生教起来太困难了，因此很是苦恼，有些不安心教学。

我通过调查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就去找南翔同志。我说：“南翔同志，工农速成中学按现在这样办不行，三年完成六年的任务非常困难。我们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比较低，不少人连小学毕业的水平都不到，教材、教学计划等也不合适。因此，必须进行全面改革。”我又说：“我们要是给教育部写报告的话，等批下来，需要一个过程，会拖很长时间，但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必须马上着手进行，拖下去，既不利于学生成长，也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学校的发展。要不然的话，就降低要求，让学生到时毕业就完了”。

南翔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沉吟了一会，然后坚定地说：“首先，这些工农干部来学习很不容易，我们不能降低要求，相反要严格要求。我们还是要按照既定的办学目标，把他们从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到上大学的水平；少数确实难以提高到上大学水平的，也扎扎实实地给他们补文化课，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将来回到工作岗位也可以很好地工作。我们千万不要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让他们毕业，是对他们不负责任，是对党的教育事业不负责任。”

我说：“可是在三年时间内无法让学生达到预定的目标呀。”他说：“这样，你现在回去，就把学制改为四年，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等，你觉得该怎样做，就怎么改。”他又叮嘱说：“你一定要做好老师的工作。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安心工作，为工农教育事业献身服务。”我当时心里头打鼓，很有顾虑，我想：没经教育部批准，我们就改学制，是不是不妥？我是党组书记，要是做好了还好说，要是做不好，影响可就大了。南翔同志看出了我有顾虑，就说：“作为共产党员，做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很明显，苏联的三年学制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第一，汉字是方块字，苏联文字是拼音字，方块字学起来比拼音难。第二，我们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比苏联工人低，苏联的工业化程度比我们高，他们教育水平也比我们高。既然三年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共产党员就不应唯上，只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而要从实际出发。我知道你有顾虑，这样吧，你回去只管大胆地干，干好了是你的功劳，办不好我蒋南翔负责，你没责任。这事不能拖，你现在马上就回去干。”

回来后，我就根据南翔同志的意见，团结一批老师一起干，把学制改为四年，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等也都改了。结果，效果很好，学生和老师都非常满意。后来南翔同志就把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司长师唯三请到清华工农速成中学视察，视察完后，南翔同志就提出工农速成中学原来的学制、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等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都得改，否则学生和老师都受不了，吃不消。师唯三司长根据视察的情况接受了这个意见。后来全国的工农速成中学都进行了改革。清华因为改得比较早，近半数的学生都上了大学，其中３４％的考入清华大学（都是通过参加统考上大学的）；没有上大学的，也提高了文化水平，回到工作岗位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南翔同志十分关心工农速成中学，清华党委也非常重视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为了加强工农速成中学的领导，南翔同志和清华党委专门安排何礼同志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兼工农速成中学的校长，我做副校长兼党组书记。当时工农速成中学有位教代数的老师不安心工作，为了说服这位老师，何礼同志几次找他促膝长谈，累得都吐血了。清华大学的教务领导也很关心工农速成中学，经常来指导和检查工作。南翔同志和清华大学党委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关怀和重视反映出南翔同志和清华党委坚持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坚定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办学路线、方针和政策。我更在与南翔同志的工作接触中，体会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崇洋、实事求是、敢于负责的精神。

三

1954年工农速成中学最后一届招生，这届学生毕业后，就停办了。我本来是学心理学的，工农速成中学停办后，我就准备回心理学岗位搞业务。因为解放后心理学很多都是学苏联的理论，与我以前所学不同，于是，我就到北京大学听巴甫洛夫心理学课。北大心理系主任看见我，想让我到北大去，科学院心理所也提出要我去。后来南翔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我找到他家里去谈话，动员我抓清华大学基础课工作。

当时是1957年，正值“反右”斗争。今天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客观地讲，“反右”确实扩大化了。在“反右”运动中，清华基础课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基础课党总支和物理教研组党支部的主要干部都被错划成右派，党组织都瘫痪了，不能开展工作。因此，南翔同志就想让我做基础课工作。我当时一心想搞业务，不是很愿意，因此对南翔同志说：“我是学心理学的，也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我的老师、北大心理系主任已经找我谈了好几次，让我到北大去。科学院心理所也找我了。我已准备好做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我还是想搞心理学。”南翔同志对我说：“心理学确实很重要，但这个学科还不成熟；最重要的，对我国当前来说，心理学不是最迫切需要的。我国正在努力实现工业化，迫切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而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基础课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共产党员在选择岗位时，不能完全从个人兴趣出发，而应更多地从国家和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接着，他语气一转，面色凝重地说：“其实，我要你到这个单位去，你真正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讲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我相信你定能不负所托，把工作搞好。”

南翔同志这样讲是因为当时基础课虽然有少量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还有一批从大学工科各系提前毕业，调来支援基础课的优秀青年教师，但相对需要来说，在数量上还严重不足，原清华理科和外语都很强，但院校调整后，理科和外语的人多调到北大去了，数理化外语等学科剩下来的人很少，而且有些不是很安心；此外，当时学校很多系要搞与国防有关的保密专业，一些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教师都调到基础课来了，教师的构成很复杂。再加上当时“反右”的冲击，基础课党总支和物理教研组党支部也垮了，其工作难度无疑很大。但基础课不搞好，就直接影响到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的质量，因此迫切需要解决。所以南翔同志说我是临危受命。我知道南翔同志一直很重视基础课教学，他这样讲一是信任我，一是要我从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才培养的高度来看清华基础课教学的重要性和意义，一是要让我懂得共产党员应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来考虑工作岗位，我的思想很快就想通了，加上被他这一激，我挑战困难的雄心也勃发出来，于是，我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任务。

我到基础课以后，发现基础课几乎在每一次运动中都受到很大冲击，都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不少人认为：基础课教了半天，学生学了以后在实际中用不上，对工科的专业课没什么用处，理论脱离实际，脱离专业的要求；又说基础课内容陈旧，教的都是什么牛顿三大定律，都是比较老的。有些系因此提出要削弱基础课，把基础课的学时减少；还有些系根本就要砍掉基础课。面对基础课的这种状况，我觉得在根本上是因为大家对基础课的认识不够，要彻底扭转这种局面，让大家重视基础课，首先必须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于是，我就找搞基础课教学的江丕权同志商量，我说我们得从理论上研究一下，为什么基础课是培养工程师的关键，为什么要先学好基础课。

当时我们就列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基础课要适应不同专业需要的问题，就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二是关于基础课要联系生产实际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三是关于基础课怎样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就是古典理论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四是基础课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改革的问题，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我们拿着这些问题去找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何东昌同志，何东昌同志就帮助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分析这些问题。不久，我们就写了篇东西。南翔同志也知道了，就要了我们的稿子看。南翔同志看得很细，在我们的稿子上改得满满的，并对我们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很重要，的确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我们一定要坚持基础课的重要性，坚持基础课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南翔同志和东昌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又把文章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后来《红旗》杂志知道了，要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我又找南翔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好啊，这就说明你们做得对啊。”但他又特别指出第四点关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基础课改革的问题不用登，他说：“你们做的是对的，需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基础课改革。但我提醒你注意，《红旗》一登以后，全国的基础课教师都会跟着学，但全国的基础课教师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是不同的，差别非常大，教基础课的教师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不多，搞得不好，很容易简单化。所以，这一段你先不要发表。”关于基础课与专业的关系，我们提的是基础课要结合专业，南翔同志建议改成基础课要面向专业，因为“按我们的提法容易导致把基础课原有的系统打乱，而‘面向’就不一样，基础课还是基础课，保持原来的系统。加强基础课是要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这很重要，不要把学生培养成完全是实用性的人才。”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后影响较大，不少学校的基础课教师都跟我们联系，要学习清华的经验。

为了加强基础课，南翔同志非常重视做好基础课老师的工作。我从工农速成中学调到基础课时，正值“反右”运动，“左”的思潮比较严重，基础课党总支和物理教研组支部都是重新组建的，干部都很年轻，思想也比较“左”，所以我去后，就根据南翔同志的要求，团结这些年轻干部，说服他们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于是，我找他们开会，辩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辩论会上，有的人说这些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敌对阶级，因此这些教师都是敌对的，不能够团结，还有人说有些教师历史社会关系复杂，他们不能作为团结对象，只能作为改造对象。在大辩论过程中，有些人就暴露严重的错误思想和观点，我就根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一批驳。通过几次讨论后，大家的思想终于比较统一了。后来，我把基础课党总支讨论的有关情况向学校党委作了汇报。当时南翔同志不在北京，我是向当时的校党委另一位副书记刘冰同志汇报的。刘冰同志说：“你抓得很好，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当时“左”的情绪普遍比较大，刘冰同志让我在一个干部会上作了介绍。没想到我的介绍被来参加会议的市委的同志写成材料报上去了。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专门作了批示，说“宁左勿右”不独清华，全国都是有的，要求“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主席的批示下达后，南翔同志刚从外地回来，就到我们基础课教研组来，详细了解有关情况。我把大致的情况跟他汇报后，他决定在基础课党总支蹲点。他说：“以后你们总支开会都告诉我，我有时间就来参加。”作为校长，他的工作非常忙，虽然来的时间不多，但只要有事，我都去找他汇报，他总是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记得基础课教研室有一位教俄文的老师俄文非常好，曾在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过。让这么一个人来教俄文，我们有的干部就表示反对：我们怎么能找一个为日本特务工作过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呢？这个人不能要，赶紧把他调走。我就跟他们讲：基础课的老师比较缺，这位老师尽管历史比较复杂，但已经坦白交待了，他的俄文又那么好，我们应该用他。个别干部就是不同意。我只好去找南翔同志说明情况，南翔同志对我说：“这是政治上的洁癖，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他为日本特务工作过有什么关系啊，都已经坦白了嘛，都改了嘛。改了就好，一样可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解放战争时，我们俘虏了国民党特务，有搞情报的，有搞电台的，都放手使用。他们有那么好的技术专长，有什么不敢用的？今天，你们一定贯彻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好这些人，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接着，他又对基础课教师队伍的状况作了分析，认为，基础课教研组虽有几百人，但全校所有的学生都要上基础课，各科教师的任务十分繁重，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我们正迫切需要高水平的教师，这位老师俄文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呢？南翔同志又谆谆教导我说：“我知道基础课教师中有的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所以一遇运动，就冲击得厉害，伤及学校的教学。你作为党总支书记要想继续把工作做好，就始终记住一点，团结百分之百的人。”

南翔同志在基础课蹲点绝不是走形式，他非常注意听取群众特别是老教师的意见，严格按教育规律办事。在当时“左”的倾向比较严重时，有行政领导同志曾提出“天天改，堂堂改，满堂红”的口号，发动教师搞教学改革，基础课的教师提出有困难，就被认为是保守。有老教师说：“基础课的教学内容有一定的系统性，比较稳定，教学改革应经过认真的研究，有计划地进行，不能天天改，堂堂改。”我把基础课教师包括老教师的意见向南翔同志汇报，他说：“要尊重老教师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反映了一定的教育规律。” 他支持我们去主动地向有关同志反映情况，共同讨论。经过探讨，达成了共识，就不再提这个口号，从而保证了基础课教学改革有计划的进行，教学质量得以稳步上升。

南翔同志领导基础课工作，既充分展现了其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又生动地体现出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他一方面高屋建瓴，把握大政方针，一方面又具体而微，活用理论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动和促进了清华大学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在今天“拓宽基础，提高素质”的教学改革中，我们重温南翔同志重视基础课的办学思想，也就有了更多的体会。

四

1961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粮食短缺，每个人吃饭都定量分配。学校当时发现女同学的身体健康状况十分不好，南翔同志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但很关心此事，专门把我叫到他家里，躺在椅子上，对我说：“女同学身体不好，你是不是帮着党委抓一下女生工作。”我当时正在抓基础课，负担非常重，而且我已经十几年没搞学生工作了，对女学生也不熟悉，就表示有困难。南翔同志说：“你过去做过女生工作，又做过妇女工作，你来抓这件事比较合适。”这太出乎意料了，南翔同志竟然知道我过去所做的工作。我在1949年当大学生时曾负责过女学生的工作，以后又作为中国女学生代表参加了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北京市第一届妇联成立，我被推选为北京市妇联的常委。但这些事我是从来不说的，很少有人知道，而南翔同志却对我的情况如此了解，真让人佩服不已。南翔同志说：“女同学的好多事男干部很难去了解，当然要女干部去了解，党委里你是女的，又做过妇女工作，你有责任去解决啊。这些女学生不仅要培养成为红色工程师，将来她们还是母亲，我们共和国的母亲。她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我让你来抓这个工作，将来子孙后代都要感谢你的，是功德无量的事。你一定要来抓，一定要抓好。”当时学校党委里边女的很少，而且年纪都很大了，我是最年轻的。听南翔同志如此一说，我就承担起这项工作。

因为对女同学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我就找校团委做女生工作的干部、校医院的妇科主任，组成一个小组，先做调查。一调查，发现问题不少：70%的女同学有闭经病，60%~70%的女同学有浮肿病。我接着就跟妇科主任商量诊疗方案，妇科主任说，这么大面积怎么治啊？太难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治疗经验。我于是再做更深入的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女同学患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很“左”，宣传男女都一样，男同学能干的，女同学也能干，女同学即使在月经期也不愿说，跟男同学干一样的重体力活；二是因为学校的男女生宿舍都是一起建的，男女生宿舍的厕所也一样多。这样一来，男同学的厕所够用了，女同学的不够用，每天早上都为上厕所排队，有些女同学排不上队就憋尿，结果就憋出病来了；三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学生吃饭都是定量的，而且男女一起吃，交的饭费一样，但男同学的饭量大，女同学的饭量小，吃饭时，男同学的主食吃得非常多，女同学只能吃得很少；菜本来就不多，偶尔有肥肉，女同学又不爱吃，男同学则无所谓，说你们不吃给我吃，肉也都给男同学吃了，结果，女同学的主食不够，菜也不够，营养跟不上，就得病了。因为医生说这么大面积的妇女病没有见过，我又去查文献，发现英文文献中没有，只有俄文文献上有。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有大量妇女得了妇女病，原因在于营养不良。但文献中没有治疗方法。我就带着校医院妇科主任、学生干部到协和医院找林巧稚大夫，她说：“这是大面积的营养不良引起的病。这么多女同学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病，可不是小事，得赶紧治。从营养上说，女同学跟男同学吃的东西应该不一样，女同学应该多吃种子类的东西，如豆子、花生、芝麻，男同学就不一样了，肉呀，鱼呀就行了。你们回去要想法给女同学增加这类营养，女同学吃足了，健康状况就会好起来。此外，在目前这种大面积营养不良的情况下，我建议不要再让女同学参加重体力劳动。”

我看问题很严重，又不是我能独自解决的，就拿着调查结果和医生建议去找南翔同志。南翔同志一听，也比较紧张，说：“这可不是小事，要尽快想办法解决。我看，第一，要办个女生食堂，专门供女同学用餐，第二，增加女生宿舍的厕所厕位。”说着说着，他突然拿起电话，问附中校长万邦儒附中女生的厕所够不够。万邦儒校长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说我去调查一下。后来发现，附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南翔同志随之指示后勤立即落实好这两件事。

女厕所的事很快就办好了。我后来还根据水利系学生反映外出实习没有女厕所的情况，提出实习中有女生的一定要建女厕所。南翔同志对此很赞赏，每次出去视察，都要看看有没有女厕所。但办女生食堂却引起不小的争议，后勤觉得很麻烦，不太愿意干；女同学也有反对的，说男女都一样，我们不搞特殊化；一些女干部说，我们吃饭时要跟男同事交换意见，边吃饭还边开会，工作就做了，搞女生食堂，我们怎么了解男同志的情况，也不同意，还说我们是培养女同学的娇气。我跟南翔同志商量后，决定先在一两个系试办女生食堂。在试办过程中，我要求后勤给女生食堂少供肥肉，多供豆子类食品，有豆腐先尽女生吃，女生食堂基本上能根据女同学的特点做菜，并在主食方面做了许多花样，女同学一般都能吃到八两以上。试办一段时间后，效果非常好，女同学的健康很快好转，不少女同学的月经马上就来了。大家一看，也纷纷要求办女生食堂，这样就逐步推广开了。后来学校正式成立了女生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女生工作。当时，我还提出，不要让女同学从事重体力工作，特别是炉前工（冶金系去炼钢）和高空作业，月经期间一律不准干重体力劳动。后来南翔同志说，你就在这几条的基础上制定个女生工作条例。1965年，学校正式通过了女生工作条例。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清华女同学的健康状态终于在根本上得到了好转。

在抓女生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到，南翔同志非常爱护女生，关心她们的健康成长。他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从女生健康看到了子孙后代的成长；同时，解决问题却深入细致，步步落实，一定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五

1983年，南翔同志从教育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做高教学会会长。我在“文革”后也转向教育研究。他生病时，我曾去看他，他知道我搞教育研究，很高兴。他说：“我们办教育要按规律去办，不能违反规律。你搞教育研究非常好。我们应该研究教育学的原理，要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做工作，做好了其实只能算一半；还要很好的总结，最好能提高到理论，提高到规律性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完满了。”

南翔同志还特别针对当时教育研究的现状提出批评，说：“实践出理论，实践出政策。你要联系实际来搞教育研究。现在有些人热衷于研究解放前的教育家，比如陶行知，这是不够的。其实，我们解放以后的教育是很有特点的，但我们总结得不够。高教学会要抓这方面的工作，你也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还有些人写了一大堆教育的文章，但在教育实践中却把学校办得一塌糊涂，这很不好。校长首先要把学校办好，有了经验才能写文章，学校办不好，写一堆文章，有什么用？只有先把实践搞好，才能有经验，有理论，有规律性的东西。”

南翔同志的这些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我后来办教育研究所始终坚持一条，就是理论研究要联系学校的实际，有了成功的经验才能去总结。这是我办教育研究所的一个思路和方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总结清华的经验，

我也一再与江丕权、王孙禺说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按照南翔同志的要求，坚持这一点。我觉得清华有很多东西是成功的，应该总结，上升到理论。南翔同志在去世前不久，还跟我谈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不够。后来，我年纪大了，退下来，心里更感到遗憾，没有完成南翔同志交给我的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华大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伟大事业中的任务愈来愈显得重要，这就更加使我加深了对蒋南翔校长的深切怀念。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