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向大家介绍《清华革命先驱》的成书经过和大概内容，帮助大家了解学习从1926年11月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建立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这段光辉历史。

一、《清华革命先驱》的编写过程

《清华革命先驱》的编纂、出版，历经20多年的努力。

根据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统一部署，1982年9月学校党委决定成立“清华大学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并立即启动清华党史的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先后有何介人、曲文新、孙殷望、张思敬、孙忠智、凌桂凤、徐心坦、陈秉中、王向田等同志参加具体工作。在征编过程中，原校党委书记、校史编委会主任李传信同志长期直接指导。

先着手收集史料工作，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向老同志访问、组织座谈会，并请老同志写回忆录。

第二，向老同志发出个人履历表，请他们填写。

第三，在一、二项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各级党组织、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进行核实。

收集来的大量党史资料及研究成果，除作为珍贵的档案材料存入校档案馆，以补充现有档案中有关地下党资料空缺，便于后人查阅外，为了扩大其影响，在校党委的同意与支持下，校党史校史研究室着手编撰成书，由徐心坦、陈秉中、王向田三位同志承担，于2001年初列入出书计划。2002年3月22日，校史编辑委员会全体会上决定该书定名为《清华革命先驱——中共清华大学地下组织活动及组织史要》，并确定其内容主要涵盖：清华地下党组织和革命师生活动史要和清华地下党组织史要、党员简况。

编写出初稿后，发给多位老同志请他们补充修订，并且组织各组老同志们开座谈会，进行集体讨论修改。初稿讨论座谈会在2001年12月11日，由原校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主持，郑天翔、熊向晖、陈舜瑶、庞文弟、王浒、李卓宝、何东昌等老同志参加。

会上他们提了很多建议和意见。郑天翔同志讲了1936年2月29日反动军警进校搜捕的一些具体情况，熊向晖同志指出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清华学生不是一般意义的参加，而是站在运动前列。何东昌同志认为老同志们的回忆录也非常宝贵，建议应该编入到本书作为下册。我们赞成老同志们的建议，在其后的工作中积极落实。

本书由原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题写书名，宋平同志还写了序言。赵德尊、郑天翔、熊向晖、陶瀛荪、王汉斌、彭珮云、何东昌等老同志为本书题了词。

经原校党委书记李传信、方惠坚主审后，2004年4月，《清华革命先驱》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上下两册，共约100万字。

二、《清华革命先驱》的主要内容

《清华革命先驱》的上册，讲述清华党组织的活动和组织概况。

1.刊载了反映各个时期的党组织活动情况的珍贵照片，共计56张。其中第4张照片，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施滉组织的唯真学会，全体成员在水木清华北山坡之自清亭前的合影。

2.本书由宋平同志撰写序言，分析了当年美国政府拨部分庚款来办留美预备学校，其目的是要通过这些青年来统治中国，百余年来历史证明这个目的完全没有实现，事实相反，一代代清华学子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前面。序言还初步分析了这个原因主要是有三条：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传承。第二，帝国主义的反面教育。第三，清华党组织团结教育广大同学。

3.本书归纳分析了清华党组织建立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认为1919年五四运动是对清华同学的第一次唤醒。在五四运动之前，清华同学大多数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准备留洋。经过五四运动，校门大开，各种先进思想，涌入清华园，大家都在寻找爱国救亡的道路，纷纷组织了各种学生组织，其中施滉同志组织的唯真学会，宗旨是唯真理而趋附之。他们到处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访问了孙中山、李大钊，听了他们的意见，施滉1924年去美国留学，参加了美国当时的反帝同盟。1927年，国内发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时候施滉等同学经过反复探索、多方比较，认定了只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救中国。施滉毅然决然参加了共产党，并担任了美共中国局书记。1930年他回国，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1933年被捕，1934年壮烈牺牲。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是对清华广大同学的第二次唤醒。1926年3月18日，清华同学进城在天安门前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随后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府示威游行，反动当局开枪杀人，共死亡47人，清华大一同学韦杰三被杀害。同学们扛着韦杰三烈士的棺椁示威游行，进校后全体同学进行公祭。清华同学会还从圆明园搬来断掉的白色大理石，建了韦杰三烈士纪念碑，现在在大礼堂的西边。碑上，刻着韦杰三烈士的最后一句话：“我心甚安，但中国快强起来呀！” 朱自清先生著文《哀韦杰三君》，写道：“……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

经过这两次的唤醒，同学觉醒起来，在1926年的11月，在当时北平市委领导下，在清华三院成立了中共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王达成，共有三个党员，这是清华建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4.本书讲述了党组织成立以后，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清华地下党员冯仲云、张甲洲义愤填膺，投笔从戎，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在英勇斗争中张甲洲壮烈牺牲。冯仲云后担任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委员，一直坚持斗争。

随着日军进逼华北，当局步步退让，北平危在旦夕，危亡时刻，清华党组织起来参与领导了了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清华地下支部书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在《告全国民众书》上，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当时反动当局用尽各种办法来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女同学陆璀从城门下面和地面之间的缝隙，钻进了城门，把城门打开，同学蜂拥而入。陆璀当场被反动军警逮捕。整个过程都被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看见，他通过各种办法访问了陆璀，并且马上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其中提到陆璀是贞德（英法战争中法国的一个英勇的女青年）。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播到世界范围。

1936年1月初，清华和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联合组织了南下抗日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一路上向广大工农宣传抗日，并且帮助地方建立抗日组织，到了河北省高碑店，被反动当局阻拦，被迫退回北平。

大家都觉得要有一个组织才能长期斗争。经过酝酿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断的扩大斗争，队长由清华地下党员李昌担任。在全国各地都分别建立民先队。总部由李昌担任总队长。这个情况下，反动派就认定了清华的进步力量很大。1936年的2月29日，大批军警进校搜捕地下党和学生进步力量。骨干们在广大爱国师生员工保护下，没有被捕。当时蒋南翔躲在学生食堂，有位姓刘的师傅保护他，让他打扮成一个厨师，躲过了搜捕。韦君宜等6位女生骨干躲在朱自清教授家。救国会主席黄诚、姚依林，这两位都是地下党员，被冯友兰先生保护，躲在他的家里。黄诚当晚心潮澎湃，写了首诗，最后两句是“莫谓途艰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反映了他革命必胜的信心。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南迁。一部分地下党员直接走上了抗日战争的前线，北上抗日的到了华北抗日中心太原；康世恩等参加了贺龙120师转战于华北各地；李冠英等到了晋东北或冀南参加敌后根据地；赵德尊等随师大教授杨秀峰组成太行山抗日游击队；牛荫冠、纪毓秀、凌则之等人在山西参加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其中纪毓秀任“牺盟”内党的组织部长，被誉为“山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1939年10月积劳去世，年仅22岁，其骨灰现埋在“水木清华”北山坡，“英烈”纪念碑旁。又如凌则之，曾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三总队政治部主任，25团政治部主任，1940年12月，“百团大战”中牺牲，年仅27岁。

南下抗日救亡的清华同学，部分在中共南京市委动员下，组成“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广泛进行宣传演出。荣高棠等人在济南成立“平津学生移动剧团”在河南开封等地演出。蒋南翔、杨学诚、于光远、何礼、韦君宜等先后到武汉，在长江局领导下开展救亡活动。蒋南翔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杨学诚任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青委书记，于光远负责民先总队在武汉办事处工作。黄诚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任政治部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中，任狱中地下党支部副书记，顽强斗争，1942年被杀害，年仅28岁。

1937年8月，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党组织也迅速恢复，10月，成立长沙临大临时党支部。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同年底，党支部邀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来校报告，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介绍了八路军情况，“号召同学们在民族危机时刻必须拿起枪杆子到革命队伍里去。” 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指出：“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农村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大学生掀起大规模从军运动，党员走到前列。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加入“保卫大武汉行列”，还有四五十人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由于大批学生离校，到长沙临大结束时，学生人数由1400多人减至600人。

地下党员熊向晖先是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随后，经蒋南翔推荐，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打入胡宗南身边任机要秘书，从事地下工作12年，向党中央报告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机密。熊解放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著有“地下工作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

随着武汉陷落，长沙吃紧。1938年2月中旬，学校被迫再度南迁昆明。4月，清华和北大南开组合了西南联合大学，党组织也很快恢复。

1938年底以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了公开社团“群社”，为学生谋福利，并成为贯彻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救亡，活跃民主空气，团结广大同学的重要阵地。其前后六任社长均为党员，社员最多时达400人。

1940年5月4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央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根据这一指示，联大党组织转入更加隐蔽。建立二线总支，以备一线总支被破坏时，取代一线总支。

1941年1月，国民党挑起了“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特务头子康泽来昆明坐镇部署大逮捕，以联大为重点。在省委领导下，比较暴露的联大党员和积极分子，迅速疏散转移到云南的个旧、蒙自、石屏等10多个州县，布下革命种子。

此时，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留校的只有10多名党员，他们认真贯彻周恩来提出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扎根于群众之中，为群众办实事，取得群众的拥护。如中文系齐亮，他针对物价高涨、伙食质量下降，主动挑起办好食堂的担子，起早摸黑，使伙食大有起色，受到学生拥护。为后来竞选学生会主席打下了基础。（齐亮1945年8月联大毕业，曾任重庆北区工委书记，1949年1月被捕，牺牲于“渣滓洞”，年仅27岁）

1943年，南方局先后派华岗、周新民来昆明做上层人士龙云的统战工作，并加强对联大进步教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设立 “西南文化研究所”，和“西南文献研究室”，后者由吴晗教授负责。经常参加活动的有联大教授曾昭抡、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吴晗、闻家驷等。活动内容，由学术研究，进而政治研究，讨论毛泽东主张等，成为学术界统战工作的核心阵地。

1943年5月，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云南省支部，罗隆基任主任委员，闻一多、潘大逵任宣传委员，吴晗任青年委员，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为委员。联大学生党员洪德铭等加强了与“民盟”成员的联系和沟通。通过这个渠道与广大教授进行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

针对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发起内战，11月25日，联大、中法、云大等校学生自治会在联大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教授讲演，他们分别从政治、财政、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强调中国不能打内战，只有和平民主成立联合政府，中国才有出路。反动当局派第五军包围联大，多次发射冲锋枪和小钢炮，割断电线，破坏照明。中统调查室主任查宗藩还混入会场捣乱。群众情绪激愤。费孝通教授激动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内战宣言”，并致电美国人民和政府，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第2天（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西郊匪警，黑夜枪声”消息，诬陷“时事晚会”。当天，联大等18所大专学校，宣布罢课，以示抗议。11月28日罢课发展到31所，并组成“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会”（简称“罢联”），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第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第二，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第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第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自由。由于“罢联”常委和各股负责人多系“民青”骨干，特按“民青”一、二支的组织关系分别建立“民青”特别小组，成为“罢联”内部的领导核心。这些组织措施，保证了党组织对学生运动的领导。

1945年12月1日上午约10点，军警200多人，分头攻打联大新校舍、联大师院、联大附中等地。他们在新校舍门前，用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党员），在联大师院炸死师院学生潘琰（女，党员）、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殴打致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联大“罢联”立即进行大规模反蒋反内战宣传活动。印发《一二•一惨案实录》、《向昆明父老沉痛呼吁书》以及《告全国同胞书》、《告师长书》、《告家长书》共达110万份，有的并译成英文寄发国外。并不断派出宣传队到市内、郊区广泛宣传。12月2日“罢联”在联大图书馆前为四烈士举行入殓仪式，由叶企孙教授主祭。前后共有15万人来公祭。当时昆明市人口一共大约30万。在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举行四烈士出殡，送殡人数达三万多人。最后学校在附近设立了四烈士的坟墓，作为纪念。这时候西南联大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6年5月4日联大宣告结束。师生分批北上，反动当局乘大批学生离校，向爱国民主人士下毒手。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地下党派时任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地下党员吴显钺，冒险深夜通知，请闻先生暂时隐蔽，闻表示说：“事已至此，我今天不出去，什么事情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以后叫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他已把生死置于度外。1946年7月15日下午，毅然参加昆明学联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当时大会原只请李的夫人张曼筠报告其夫被暗杀的经过，并未打算请闻一多演讲。而当闻听了李夫人报告之后，他拍案而起，作了即席演讲，他愤怒地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厉声责问：“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他宣告：“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他返家至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大门口，被特务暗杀，陪同他的长子闻立鹤也受了重伤。

闻先生被暗杀，激起各界人士的极大的愤慨。1946年7月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从延安和南京向闻一多家属发来唁电。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到：“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为了永久纪念闻一多先生，学校复员后，在大礼堂西边小山上，重修一座古式六角亭，命名为“闻亭”。1986年10月，在闻亭的下方，建立了一尊闻一多雕像，像后的石碑上，刻有一句闻先生的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1946年10月，清华在北平复员，学生共2200多人。党组织系统分为“南”系和“北”系：从昆明复员北上的党组织仍由中共中央南京局（后改称上海局）领导，转地不转党，称“南”系。从北平临大及各大中学校转入，受晋察冀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的党组织，称“北”系。此时，校内共有党员51人。

这一时期，学生爱国运动不断高涨，主要有1945年12月针对沈崇事件发起的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针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形势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8年6月针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的“反美扶日”运动等等。“反美扶日”运动团结了张奚若、朱自清等110名教职工宣告不领美国救济粮，退还配给证明。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为了纪念朱自清先生，1978年8月学校决定在“水木清华”重修“迤东亭”并命名为“自清亭”。1987年4月，又在附近建立了一尊朱自清先生雕像。

1948年11月上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形势急剧发展。根据上级组织指示精神，清华党组织的主要任务转向稳定人心，发动群众，加强巡防，保护学校人、财、物的安全，迎接解放。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清华党组织依靠自己严密的组织，坚强的领导和400多名共产党员，并通过秘密外围组织、学生自治会、各种进步社团，团结了全校绝大多数的爱国师生，形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在当时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清华园占了压倒优势。在清华园各种革命活动可以公开半公开地进行，看进步书籍，唱解放区的歌曲，跳陕北秧歌舞，演进步戏剧，出进步壁报已是司空见惯。所以，当时的清华园被誉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

1948年12月15日凌晨2时，毛主席亲自批改发出军委关于《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的通知。为此，解放军在这地区作战一律停止炮击，而用轻武器和敌人展开近战，增加了伤亡。12月17日毛主席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12月18日，两名前线部队干部来清华专访梁思成教授，请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地区重要古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不得已而攻城时使用。此事，让梁思成兴奋不已，亲身感到共产党对保护古迹的重视。随后，他又组织力量编出《全国建筑文化简目》，标出全国重点的建筑文物，作为前线部队在全国各地作战及接管城市时的依据。

清华地下党主动派人与前线部队联系，汇报校内及周边情况，取得解放军的支援与保护。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获得解放。地下党派党员庞文弟去青龙桥，见到了第13兵团48军114师的政治部主任吴彪，汇报了学校情况，送上了周边地形图。随后，党组织负责人查汝强、孙仲鸣、许京骐、何东昌等去了三家店48军驻地与军政委杨春圃取得了联系。杨对清华地下组织表示了很大关心。12月18日党员蔡公期到青龙桥解放军驻地遇到荣高棠同志，反映校内粮食短缺情况，得到荣的支持，拨给了粮食。12月18日第13兵团政治部在清华西校门张贴布告，全文是：“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北方高等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布告，俾众周知！”落款是：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这是清华地下党组织主要的活动情况。

《清华革命先驱》下册主要是刊载了清华地下党老同志们的回忆文章及访谈记录64篇计，如第一任支部书记王达成“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情况”、朱理治的“回忆清华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活动”、余冠英的“20年代清华地下党的一些情况”、“崔宗培同志访问记录”、 姚依林 “‘一二•九’运动回忆” 、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 “熊向晖同志访问记录”等等。

我们花了很大苦功夫，把历任支部和组织简况，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的名单和任期列出来，并且整理了各个支部的党员名单及简历，前后总共696人。

从清华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有三个史实令人鼓舞，引人注目，那就是：

1、从1926年11月在清华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清华党的组织始终坚守在这块阵地上，不管出现过任何情况，从未间断过。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在当时白区基层党组织中实属罕见。

2、在这艰苦卓绝的22年革命斗争中，前后在清华战斗过的约有700名地下党员。经过历史考验证明，除了极少数人因革命意志衰退或立场动摇而离开党组织外，广大清华地下党员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没有发现一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这个历史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个拥有这么多党员的白区基层党组织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3、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清华地下党组织从来不放弃斗争。在推翻压在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神圣的革命斗争中，党组织团结着广大清华爱国师生，作出了越来越重大的贡献。清华从“一二•九”运动时的中坚力量，发展到联大时期的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再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里的“小解放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4.清华的地下党员经过战斗的洗礼、革命斗争的锻炼，培育出一大批治国栋梁，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清华革命先驱》记载，在696名地下党员中，有宋平、姚依林2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有郑天翔、王汉斌、彭珮云、李锡铭4位国家领导人，有蒋南翔、何东昌、艾知生、赵德尊、萧秧、刘星6位部长、省长、省委书记，有康世恩、冯仲云、荣高棠、熊向晖、章文晋、龚育之、滕藤等34位副省、部级领导干部，其他数百人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

三、我们的建议

本书在出版后向取得联系老同志送了书，总共送出600多套。同时当年学校党委组织部购买400套发给了学校各级干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本书还是一种工具书，要查阅哪一位同志是不是当时清华地下党可以从这本书当中查出来。

限于客观条件，学校的档案馆中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的材料非常稀少。本书在编辑完以后，把每次向老同志的访谈记录，各种座谈会的记录，以及这些党员的个人履历表，整理以后送给学校档案馆作为长期保管。

我们越来越感到当年清华党委下决心进行收集、编纂清华地下党组织史这个是这个举措非常英明。当时老同志都健在，所以比较容易获取各种资料，随着老同志越来越多的离世，再编这本书就会越来越困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抢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有责任向老师、同学、校友建议：给出一些宝贵的时间，看一看《清华革命先驱》，相信一定会得到启发和教育。

（2021年5月）